马克思哲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哲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张艳涛⁽¹⁾

学术创新是学者的天职，也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但学术创新并非易事，它既取决于学者本人的天资与勤奋，又关涉到社会的氛围、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当前，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形式。可以说，跨学科研究既是学科深化发展的体现，也是哲学创新的重要切入点，更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向。近现代学术发展史表明，哲学社会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新的生长点乃至新学科的产生，常常在不同的学科彼此交叉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形成。“在当前的跨学科研究中，有意识地促进文理交融，将大大提高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求解能力。”⁽²⁾因此，跨学科研究对于推动学术自觉、哲学创新和方法论反思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跨学科的理论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本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和创新必须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本性。那么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呢？马克思哲学的本性之一就是跨学科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一种囿于学科体制之中的狭义的学问，也不是一个哲学学派，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在世俗化、大众化和信息化的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赢得自己的地位，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能否有所作为，即如何适应世俗化、如何克服浅表化、如何避免边缘化、如何凸显思想性。中国社会正处于重大调整时期，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哲学的思考和反思正当其时。

马克思是以哲学家的形象登上19世纪40年代德国思想舞台的，就整体而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融为一体的。早在唯物史观的初创时期，这一点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踏上哲学道路之初，“马克思并不是为了建构一种历史哲学而创立唯物史观，他是在为无产阶级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理论的；同样，如果马克思不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始终停留在纯哲学的范围内，不从哲学转向经济学的研究，那马克思最多无非是富于思辨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而不能成为新的科学体系的创始人。反过来说，唯物史观为创立无产阶级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之间不是单线的链式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复杂过程”。⁽³⁾可见，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任何之一只有在与整体相对分离且又在与整体紧密联系中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只有透过经济学的语句读出他内在的哲学思想，并透过哲学语句读出他内在的经济学基础，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⁴⁾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不同阶段，经典作家确实分阶段、有重点地阐发了这三个组成部分中的某一部分，但这决不意味着这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独立、能够孤立地加以研究和理解的。实际上，三部分之间并不存在“楚河汉界”和“泾渭分明”的界限。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为了适应客观的学科分类体系之需要，马克思主义被人为地分割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独立的学科⁽⁵⁾。这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学科分类密切相关，“在19世纪中叶逐渐在大学中实现的这种学科结构，不仅人为地分割了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而且也经由这些学科知识的人为视界而从根本上切割了社会现实——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领域：经济学家坚持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只关注政府的正当性，而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了的新兴社会—文化领域”⁽⁶⁾。不可否认，这种外在的分类在有力地推动了各个学科深入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硬化了学科间的边界，导致狭隘而僵化的专业意识的形成，最终导致在现行研究和教育体制中作为一个完整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被简单理解为三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从此，学术研究因“分工”而“分家”，其结果是在现实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者们虽“鸡犬相闻”，但“老死不相往来”⁽⁷⁾。

其实，在马克思哲学中蕴涵着深邃的经济眼光和恢弘的历史气度。马克思“一刻也没有把自己的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分开，也没有把它们与他的哲学分开”。⁽⁸⁾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就是与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注重彼此相互理解。其中，马克思哲学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方法，政治经济学关注的主要是现实问题，科学社会主义关注的主要是结论与方向。在马克思眼中，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仅仅从哲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面貌和实质”。⁽⁹⁾实际上，正是对利益问题和异化问题的分析，使马克思认识到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推动马克思的研究由哲学和政治转向经济关系。虽然马克思在后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但他仍然是一个哲学家，“人的解放”问题始终是马克思关注的焦点，而且正是基于这一点，才能理解他对经济学关注的深层动因。马克思致力于经济学研究有其必然性。因为“如果斗争所反对的是经济异化，以及如果主要打击的是财产关系，那么就应当精确地研究这种财产关系。但同时意味着经济学研究不是目的本身，而仅是这一目的的手段；而且解决经济问题和解决政治问题如此紧密联系，只是因为一个主要目的：人的解放”。⁽¹⁰⁾在马克思看来，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延缓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趋势，而不能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服用止痛剂，而不是祛除病根。在马克思看来，对于人们现实的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对立，必须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去寻找，但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经济科学而是经济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的实证，而是实证的批判。马克思正是在其开辟的哲学道路的基础之上对国民经济学展开哲学批判，对西方的“经济型政治”进行哲学批判，才开辟出人本经济学和人本政治学的发展道路，从而为人的解放创设条件。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不限于哲学。马克思批判继承先驱者和同时代人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形成一种综合力量，一种“理论的合力”，通过这种“理论的合力”把学术思想提升到新高度。在此意义上，后现代语境中的一些思想家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段而非整体，这些思想虽不免失之片面，但同样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这对于中国以往过于注重马克思的结论、体系和整体的研究路向不无启发意义。

二、跨学科的研究视阈：马克思晚年的新探索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研究能否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就此而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对哲学创新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意义。马克思早通过自己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终结了传统思辨哲学，但马克思并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来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独立的哲学形态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消融为探寻经济、政治、社会现实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等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而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若离开现实的革命和实践的改造活动则将失去其独立的生存环境。因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晚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探索活动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晚年的探索主要是沿着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的：在时间维度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回溯到古代社会和原始社会，在空间维度上突破“西欧”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社会”，考察俄国、印度以及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¹¹⁾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价值，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设想的总的方向基本是正确的，世界革命的重心确实向东移（西欧——俄国——中国）。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历史必然性的论述不是泛指全世界，而是特指西欧。因此他在1877年所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坚决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他过多的荣誉，也会给他过多的侮辱。

哲学的奥秘在人，哲学的本性与人的本性内在相关。哲学的本性折射出人的本性，人的本性也就是哲学的本性。那么，何谓人的本性呢？人是自由的，而非奴隶的；人是全面的，而非“单面”的；人是丰富的，而非贫乏的；人是能动的，而非受动的；人是超越的，而非守成的。可见“人的问题不是任何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而哲学的跨学科本性注定了它首先是一门人学。”⁽¹²⁾其实，马克思晚年深入钻研经济学、人类学，其本身也是一种别样的“哲学”探索，而不能把它们与前此的哲学研究截然分开。在此意义上，下列两种倾向都是有失偏颇的：一种观点认为晚年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哲学探索而转向了纯粹经济学研究，从而把马克思的思想片面指任为实证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始终是以其早期的哲学人本学话语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而达到变革社会的根本目的。前一种看法主要是第二国际理论家所主张的，而后一种观点则主要被“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发扬。上述两种观点都以割裂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为代价，并未达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深层意蕴。实际上，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既是经济学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它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蕴。因此离开哲学，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资本论》的。时至今日，当代西方学界包括中国学界的一些人仍然从狭隘视野出发，单纯以“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等，来片面看待马克思，这是值得商榷的。我们要跳出就哲学论哲学的苑囿，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联盟的视角，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经济学和政治学语境解读，透视出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相互“勾连”、彼此“映照”的思想关联，从而勾勒出相对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图景和马克思的复合式理论形象。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是很难简单归类的，它涉及的范围从哲学到历史，从政治经济学到社会学、文学以及其他领域”⁽¹³⁾。正是由于成功地整合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多学科成果，马克思的理论才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能够发现黑格尔、发现费尔巴哈、发现法国唯物主义，发现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某些思想积累。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解出各种各样的前人已经取得的哲学成就，可这丝毫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不贬低它在哲学变革中的意义。因为所有前人的成就和积累，都是经过重新研究和改造过的，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而不是前人思想的仿造和重复。”⁽¹⁴⁾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可以用来指称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路向，这一研究路向如今已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三、马克思哲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第一，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研究方法，而方法又影响结论。

方法是连接主观与客观的中介，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比较而言，方法比结论更重要。因此，我们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及其基本精神作为研究问题的工具，来研究社会生活各领域和学术研究各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不可否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陷入困境，那么，如何走出困境，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呢？我们认为，只有在范式转换和自我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能获得成功，也才能获得“第二次生命”。这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判决性实验，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引导力来检验其当代价值。值得忧虑的是：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上下工夫，而是主动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寻求学术灵感、理论援助和思想资源，其结果是“言必称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兴趣索然，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情有独钟；如今，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在研究中回避现实问题，不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形成“马不研马”的怪现象。这等于自动放弃自己学科应当承担的任务。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懂一点中外哲学史包括“当代西方哲学，不懂一点伦理学、科技哲学，眼界狭隘，信息闭塞，思路枯竭，就会由边缘化而进一步淡化，最后丧失自己理论上的生存权”。⁽¹⁵⁾这正如有些学者深刻指出的不是“被边缘化”而是“自我放逐”。

第二，问题主要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怎样研究”，即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

对马克思的方法及方法论的理解和对马克思学说的掌握密切相关。马克思的研究结论是他的研究方法运用的一个结果。了解他的方法自然有助于对他的结论的掌握，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了解途径。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论述，而缺少微观分析；只解释成一种宏大叙事，而缺少细致入微的解剖，借此来贬低马克思学说的当代价值。这些人没有看到马克思学说具有宏观（望远镜）与微观（显微镜）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之特征。

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与核心，就是走出抽象思辨的体系哲学，而使哲学成为研究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的科学方法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述中作了明确的说明。针对一些年轻的德国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套语的误解，而且用这种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构成体系的做法，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¹⁶⁾可见，马克思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套语和标签，而是进一步研究问题的方法、思路与眼光。

马克思本人从未写过任何以普遍知识体系为内容的哲学著作，这绝非偶然，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哲学不应成为普遍的知识体系。马克思在扬弃一切旧哲学之后所建立的哲学，不只是在具体的立场、理论观点上与以往哲学不同，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打破了以往体系哲学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着力的不是去揭示世界的本原，不是去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用一种合理的方法，直面现实人的实践和生活世界，通过合乎规律的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与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克思哲学不是要描绘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图景，而是要考察人的生活世界的辩证法；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实现了哲学范式上的变革。由此，当他提出那些具有革命性质的新的哲学基本价值之后，他便立即面向现实社会，转向研究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马克思坚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既是探索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的客观需要，更是新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它向我们昭示了马克思开辟的哲学发展之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¹⁷⁾这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启示。如果放弃中国学术的阶级性和民族性，一味盲从西方，“唯西方学术马首是瞻”决不是学术的进步，而是研究能力低下的表现。“问题是贯穿科学研究的主线，是真正的核心和灵魂。”⁽¹⁸⁾如果要实现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必须凸显问题意识和独立精神，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推动学术进步。正如夏甄陶先生所言：中国的哲学研究要走向世界，需要研究普遍性问题，但是普遍性问题需要通过一种个性化的方法来解决个性化包含着民族化的问题，因为普遍性只有通过个性化才能体现出来。

第三，应加强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并以方法创新带动哲学创新。

理论创新已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从科学哲学的立场来看，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这首先需要对当下的问题意识进行自觉的反思与重构。随着学科的融合，“跨学科研究”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流行话语，这内在要求超越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学术与非学术的狭隘视角，在更广阔的时空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探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路径及其条件，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一个及其重要的问题。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¹⁹⁾，那么就不能拘泥于哲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要研究经济学语境中的和政治学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如此，才能揭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是以哲学家的形象走上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德国思想舞台的。不过，在1845年实现哲学革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他的哲学发展之路却出现了根本改变：他不再从事思辨的理论建构，而是转向“真正的实证科学”，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来把握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如所周知，马克思毕生所关注的主要是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因为不但“现实的人”必然处于物与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之中，而且“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及其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而要澄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就必须钻研经济学。如果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马克思自己哲学思想发展的真正支援性背景是他的经济学和历史研究，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上取得的每次重大进步都与他对经济现实的研究有关。”⁽²⁰⁾施密特也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唯物辩证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脱离经济学的内容”。⁽²¹⁾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想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深入钻研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走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联盟”的研究之路。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推动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在不同学科之间建立桥梁中国学界应该加强交流，促进融通”。⁽²²⁾

总之，方法乃是人作为主体的一种行为方式，这一行为所趋向的主旨就是创新，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先导。研究方法的落后已经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探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尺。仔细分析，任何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分歧大多导源于研究方法上的细微差别。反思哲学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哲学方法论的相对落后。因为，用老方法研究新问题往往不能奏效，新问题只能用新方法去研究；简单移植西方的方法也可能水土不服，“中国问题”主要靠中国人运用中国方法来破解。为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克服“路径依赖”和“拿来主义”，走跨学科研究和综合创新之路。

【注释】

(1)张艳涛，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2)黄华新：《跨学科研究中的问题意识》，载《光明日报》2011年3月29日第11版。

(3)陈先达：《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

(4)孙承叔：《经济学与哲学：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轨迹》，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1期。

(5)起初是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不得不“跟着他到处跑”，后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强化了“三分法”的认识，再后来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又进一步强化这一认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347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314页。艾思奇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6)邓正来：《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9页。

(7)张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四种关系简论》，载《哲学动态》2006年第1期。

(8)［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9)赵剑英：《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当代建构》，载《马克思哲学论坛文丛》（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10)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11)东方在历史上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世界。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西方（主要指西欧）相继经过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实际上，“封建”的含义在东西方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主要指庄园制，意味着分权，而在东方主要指分封制，意味着集权），并从15世纪起开始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与此不同，东方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却长期保持着“土地公有制”，并在“农村公社”基础上形成集中的“专制政权”，这“三位一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12)王晓朝：《哲学的跨学科本性与哲学的创新之路》，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3)［法］汤姆·洛克曼：《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4)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之路》，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15)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繁荣之路》，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8、692页。

(17)张亮：《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开辟的道路》，载《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18)罗卫东：《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的新路径》，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19)例如，牛津大学只有研究生才可以说是哲学专业，本科生则叫做“PPE”学生，意指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的学生。

(20)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21)参见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舫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6页。

(22)参见卜祥记、张飞岸：《哲学在场与经济学的立场——“面向共同未来：经济学与哲学对话”全国学术研讨会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