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的动力

与早期殖民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帝国主义有着与之前时代殖民扩张不太一样的动力。

在早期殖民主义时期，西欧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力量有限，加之交通运输落后，国际贸易规模不大，海外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和殖民特权，各国普遍推行以殖民地贸易垄断制度为特色的重商主义政策。进入19世纪后，作为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独占鳌头，不再对贸易垄断权感兴趣，放弃了具有保护主义特征的重商主义，转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试图通过国际自由贸易的方式独霸全球市场。因此，直接攫取殖民地不再具有前一个时期那么大的吸引力。

然而，自19世纪中叶起，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国和意大利实现统一，成为新兴的强大民族国家；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也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与此同时，不仅英国的老对手法国进行了工业革命，俄国也推行了自由化改革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则快速实现了工业化，德国和美国甚至跳跃式地赶上和超过了英国和法国。这些工业化国家纷纷加入国际竞争，打破了英国一国独大的格局。

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对海外市场和原材料供应不断增长的需求成为推动列强走向帝国主义的强大动因。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意识到，英国强大的源泉在于其所拥有的庞大帝国，而它们强大的工业力量又促使它们去获取“阳光下的地盘”。“新重商主义”在工业化国家迅速流行开来，先是在法国和德国，之后传播到俄国和美国，最后影响到英国。根据新重商主义的观点，在新的工业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做到自给自足，每个工业化国家不仅要通过设置关税壁垒来防止外来竞争，还必须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以保证自己拥有足够大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不仅要侵占当下需要的原料产地和市场，而且要抢占未知的、将来可能需要的原料产地和市场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同时，殖民地廉价的劳动力也使得采矿、经济作物种植的利润特别丰厚。这种追求垄断利益的竞争成为帝国主义的根本动力。

帝国主义一个最重要的新特点是金融资本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此时，金融资本不仅在工业化国家的经济体系中确立了统治地位，而且成为殖民扩张的重要动力。与以往的殖民活动不同，工业化积累的资本往往要在新的经济活动中谋取丰厚的利润。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开始资本输出，到19世纪晚期，西欧其他国家和美国也有了“剩余资本”，用于国外投资。资本输出不仅面向安全的欧洲和北美，也有相当大部分输出到亚洲、非洲和拉美，成为宗主国掠夺殖民地的最主要的方式。列强对亚非拉等原料产地的投资大部分是直接投资，投资于当地的铁路、采矿和农产品加工业，也有间接投资，通过发行债券、发放贷款等方式投资当地的金融银行业。开拓国外投资地区，保护海外投资，成为列强政府的任务。20世纪初，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亚非拉地区的资本输出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比例，英国为50%、美国为43%、法国为30%、德国为20%。

种族主义以及宗教因素也是驱动帝国主义的力量。19世纪是欧洲现代文明突飞猛进的时代，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居于优势地位，欧洲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类学将文明程度的差距归结为种族的差异。虽然也有一些欧洲人承认这种差距源于历史发展阶段的差距，但大多数人认为白人是上天注定的统治者，要远远优于亚洲人和非洲人，因而负有对劣等种族的“野蛮人”传播文明的使命。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诗作《白人的负担》试图用这种责任论来掩饰帝国主义的实质，宣称欧洲应该承担挑起白人的负担，向世界输出欧洲的文明。传教士也支持殖民主义，认为欧洲人的统治可以帮助他们将基督教进一步传播到亚洲和非洲的内陆地区。

列强之间的民族主义竞争也促进了帝国主义的兴起。欧洲列强认为殖民地对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爱国主义和对荣耀的追求刺激了对经济漠不关心的帝国主义分子，强国地位越来越被等同于海外殖民地的数量，开疆拓土成为事关国家荣誉的大事。当时的军事领导人认为，海上力量是建立和维护帝国的关键，而海军需要遍布全球的基地来提供煤和补给，控制大量的海岛和港口，在战时就可以为本国的海军提供安全的补给基地。

最后，帝国主义还被一些人视为解决国内问题的途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复兴引起统治阶级的忧虑，各国政府都竭力宣传殖民扩张与改善工人阶级福利的关系，把殖民扩张变成一种凝聚国内人心的爱国主义事业。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认为，殖民扩张可以输出多余人口，消除国内社会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