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等级君主制议会的形成

13世纪的西欧，在通过分封制形成的相互交织而又彼此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限制王权的机构——议会。这个机构成为贵族和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维护自身自由和权力的平台，造就了西方独特的政治制度。英国被认为是“议会之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大宪章》。

1066年诺曼征服后，诺曼底公爵成为英格兰最大的封建主，即英王威廉一世，他将大陆的政治体制移植到英格兰，同时也强迫封臣的附庸必须向他宣誓效忠。1154年安茹伯爵亨利继承王位，史称亨利二世，建立安茹王朝。亨利二世的儿子约翰叛乱，自封为诺曼底公爵，并于1199年加冕为英格兰国王。由于法王腓力二世觊觎英王在大陆的领地，英法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进行战争，约翰任意征收赋税，提高兵役免除税额，这些措施违反了传统，损害了贵族利益，导致贵族的武装反抗。1215年6月，国王被迫和25位贵族代表签署了《大宪章》。

《大宪章》在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国王与附庸之间的关系、国王政府的组织原则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案四个方面加以规定，旨在保护贵族的权利，使其免受王权的侵扰。大宪章提出：国王只是贵族群体中的第一人，没有更多的特权。未经王国一致同意，国王不得随意征收规定之外的任何赋税杂役，征税等问题需要召集会议讨论；不得随意逮捕、囚禁、处死自由人，不得剥夺其财产、法律保护，等等。大宪章还提出，由25名贵族组成委员会，负责召开会议，有权否决国王命令。臣民对其财产和人身安全拥有保障权，对暴君有反抗权。《大宪章》对英国王权进行了限制，试图将王权置于法律之下，暗含了诸如议会具有征税权、臣民具有参与并监督王国政务的权利，不仅维护了贵族的自由和权利，也使教士、城镇市民阶级等从中获益。尽管《大宪章》在颁布之初并没有彰显其权威，但是作为一个成文法典却被奉为后世法律的基础，成为宪法政治发展的起点。经过这样一个抵抗的经历，大贵族对自身的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将自己视为对国王有天然发言权的臣民代言人。

《大宪章》颁布后，英王们多次删改宪章条款，意欲从法理上摆脱束缚，贵族们不断发起反抗。亨利三世统治时期，为了谋得西西里王位，亨利三世强行征收贵族和骑士的税款，引起贵族的不满。以西门·德·孟福尔为首的贵族联合骑士和市民，击败国王军队。1265年孟福尔派召开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议会，教俗贵族、各郡骑士代表和市民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被视为英国议会的雏形，成为英国等级君主制议会的开始。

1295年，英王爱德华一世为与威尔士、苏格兰、法国作战，再次召开议会。这次议会的成员构成与1265年雏形议会完全一样，不同的是安排贵族和主教、骑士和市民分别在不同的会场开会。这种形式成为以后议会召集的榜样，因此这次议会也被称为“模范议会”。议会获得批准对一切自由人征收财产税的权力，这使得议会具有了代议性质，而这类财产税具有了国税性质。由于爱德华经常与议会讨论并实施各项律令法规，议会在立法方面的权力增强。从1343年起，议会就形成了上议院（贵族院）和下议院（众议院）的两院制。骑士作为重要成员，频频被邀请参加会议。下级教士参加议会的义务正式被免除。1376年平民代表集体起誓对下院讨论的情况不得泄露，以此保持下院议事独立，又推选一名总发言人汇报下院讨论情况和要求，这种做法逐渐形成制度。

英国等级会议是在王权和地方贵族之间不断斗争博弈的结果。英国君主制的发展和地方贵族对自由和权利的主张同步共生，衍生出“王在法下”“无代表权不纳税”等原则。议会逐渐具备了司法请愿、征税、制定法律、监督弹劾行政官员等职能。

在法国，城市产生和发展，市民阶层力量逐渐壮大，为了发展工商业，他们渴望统一，寻求王权的保护，因此以金钱和武力支持王权，成为王权的新支持者。王权则通过给予城市自治权，采取支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满足城市的要求。大约在12世纪中叶以后，王权和城市的联盟逐渐稳固。腓力二世时期，曾给41个旧城和43个新城颁发特许证，追认其自治权和特权。在市民的支持下，他获得英国国王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并将佛兰德尔地区并入法国控制之下，奠定了强大王权的基础。

腓力四世在与教宗的斗争中，以经济利益相威胁，迫使教宗默认了国王的征税权。1302年，腓力四世召集了有市民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商议与教宗对抗事宜。最终决定袭击罗马教廷，推选波尔多大主教为教宗，教廷移至阿维农城。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是在王权力量强大，市民阶层强大的情况下召开的，有高级教士、贵族和市民上层（各城市有两名代表）三个等级的代表参加。三个等级分别在不同地方开会，各等级均持有一票表决权，实际上市民阶层总是处于少数地位。此时农民和城市平民被排斥在等级机构之外。三级会议由国王召开，也由国王决定解散，主要是国王寻求援助时召开，因此没有固定的召开时间。

三级会议产生于王权日渐强大之时，是作为王权体制中的合法机构存在的，对王权的制约作用较小。到百年战争期间，王权出现危机时，三级会议频频召开。此时第三等级力量壮大，借由为被俘的约翰二世征收赎金的机会，三级会议提出了一系列争取权利的条件，比如允许会议代表参加御前会议和行政管理，三级会议有权每三个月自行召开一次会议，会议代表受到保护，等等。到18世纪时，三级会议的代表向国王发难，逐步演变成国民会议和制宪会议。

查理帝国分裂以后，在东法兰克，历任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任，恢复帝国统治是其愿望。936年，奥托一世（936—973年在位）成为东法兰克国王。他打败争夺王位的对手后，在奥赫菲尔德战役中打败马扎尔人，稳定了王国的东部边界；经过10年的征战，于961年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地区；他将大片土地封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从而掌控了主教叙任权。他迫使各地公爵接受皇家的统治，以图恢复皇室权威。962年，教宗给奥托一世加冕，并授予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标志着神圣罗马帝国（全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意大利、波兰、波西米亚、匈牙利等都承认帝国的统治。

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德意志保留了明显的日耳曼传统，皇帝权力相对弱小，而诸侯实力强大，在各自领地具有完全独立的统治权；同时，皇权也受到来自教权的挑战；地方贵族和教会领袖不断发生内乱。12世纪，霍亨索伦家族腓特烈（或译弗里德里希）一世制订了重建帝国政府的计划，但是遭到许多敌对势力（包括教会和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市联盟）的反对。1183年，双方签署《康斯坦茨合约》才达成妥协。亨利六世继任西西里王国王位后，阻止了教宗扩大在意大利权力的企图。亨利去世后，霍亨索伦派和韦尔夫派的后人开始争夺亨利六世的“遗产”，德意志分成两个敌对阵营。最后，腓特烈二世即位，将德意志教会控制权交给教宗，并保证诸侯在领地的行政管理权。但是当腓特烈想夺取意大利控制权时，又引发教会和意大利的反抗，皇权实际上已然消亡；待到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分裂成包括公国、侯国、宗教贵族领地和帝国自由城市的政治联合体。此后大约20年间，德意志处于无君主的“空位时期”。1273年，德意志贵族行使对皇帝的选举权，哈布斯堡、卢森堡、巴伐利亚家族先后当选为统治者，贵族、教士、市民扩大了各自的独立性，构建自己的区域实体，制定自己的政治方针。到卢森堡王朝查理四世之时，这种政治结构被赋予法律内涵。1356年，他在纽伦堡颁布《金玺诏书》，正式规定德皇由七位公爵贵族选举产生。这七位分别是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萨克森公爵、勃兰登堡公爵、巴拉丁公爵（莱茵—普法尔茨伯爵）、波西米亚国王，他们被封为“选侯”。

七大选侯中，美因茨选侯是选侯召集人兼帝国摄政，享有国王人选的最终裁定权。世俗选侯中波西米亚选侯居首，其次是莱茵—普法尔茨选侯、萨克森选侯、勃兰登堡选侯。七大选侯除拥有选举国王的权利外都兼有王室职位，三个教会选侯分别是德意志、勃艮第和意大利大议长。波西米亚选侯为王室膳食总管和司酒官，莱茵—普法尔茨选侯是王室总管，萨克森选侯担任元帅，勃兰登堡选侯任王室御前大臣。在自己的领地内，选帝侯政治独立，享有独立的司法裁判权、铸币权、采矿权、征税权。

三十年战争缘起波希米亚王国的首都布拉格，因此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的选侯资格被剥夺，此后转至皇帝的党羽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手中。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在签订《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时，波希米亚国王又恢复了选侯地位，此后汉诺威公爵也获得选侯资格，这样选侯数目增至九个。拿破仑帝国时期，科隆和特里尔选侯职位被取消，其教区土地并入法国。其他选侯的资格也都被转移。1866年，随着最后一个选侯黑森大公国的封地并入普鲁士王国，存在于德意志500多年的选帝侯制度终于画上了句号。

由于实行这种选帝侯制度，德皇虽然形式上仍是最高贵的统治者，世俗界的首领和最高行政长官，在整个欧洲享有崇高的荣誉，但是其实际的施政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受制于地方各贵族、领主及帝国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