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和现代

对宗教的威胁宗教信仰也免不了被取代的命运。几乎每一个人都把宗教信仰看作向导的时代由来已久了，但是在 1860 年或 1870 年以后，宗教信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多的威胁，这是因为在这以前从未有过科学或以科学为基础的哲学，是那样直接地涉及到生命的存在和人的生存。从未有过那么多传统宗教信仰的基本前提受到质疑和遭到否定。不但达尔文进化论对上帝创造的这幅传统图景提出了挑战，人类学家也对最神圣的基督教教义的无与伦比提出了疑问。对《圣经》的“高等”批评也进一步开展起来，人们力求把长期以来在世俗文献里应用的学术方法用到基督教《圣经》上去，力求使考古发现具体化，并且重建合乎自然、以史实为依据的对古时候宗教时代的叙述。这个至少可以回溯到 17 世纪的运动，到如今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它不仅被应用于《旧约全书》，也被应用于《新约全书》。至于对《旧约全书》的文体和语言进行详尽耐心的研究，结果是对某些预言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而《新约全书》中那几部福音书资料的前后矛盾之处，也被新一代的学者和评论家加以阐明。德国神学家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就是一位精于此道的学者。他是引起广泛讨论的《耶稣之生命》的作者，在这本书里面，很多不可思议和超自然的事件，作为“神话”被虔诚地但是坚定地搪塞了过去。敏感的法国史学家和文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用一种有点相似的语气描写了基督教的起源和古代以色列人的生活，对最古老的宗教传奇和宗教信仰给予世俗的解释。此外，整个时代的趋向，对物质进步的专注，同样使人们远离教会，并且在全面的生活方式改变中，这个运动从乡村到城市，都在不时地打破着宗教的束缚。

新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都竭力防止自身的成员受到当时那种分裂倾向的影响，但前者不如后者来得成功。在新教徒中间，参加教堂活动变得越来越漫不经心，布道所阐明的教义似乎与现实越来越无关。新教的俗人一贯相信他们自己私下的判断，把他们的牧师当作自己的代理人，而不是当作位居他们之上的权威导师。还有，新教徒总是特别强调把《圣经》当作宗教信仰的源泉；虽然他们越来越怀疑《圣经》在叙事文字上的真实性，但是他们似乎没有其他来源可信赖。

法国画家贝尔特·莫里索是最早采取印象派艺术的方法和观点去创作的女性之一。这幅画作《阅读中的小女孩》（1888 年），可作为例子用来说明印象主义运动的特征——对光与色的格外关注。莫里索对表现女性的经历和记忆情有独钟，画中对少女的描绘就是个典型。［Museum of Fine Arts, St. Petersburg, FL. Museum purchase in memory of Margaret Acheson Stuart 1981.2；La Lecture（Reading）, 1888 By Berthe Morisot （French, 1841—1895）］

对新教教义的挑战新教徒逐渐分裂为现代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两派。原教旨主义者（在美国是如此称呼）在竭力捍卫基督教《圣经》文字上的纯洁性，因而他们往往被迫否定科学上大部分毋庸置疑的成就。现代主义者则非常乐意适应科学，同时当作寓言一样去解释《圣经》里的许多东西，但是要他们能够挽回对基督教真理的任何精神影响或急切感情，那就很困难了。特别是在英国教会内部，尽管有一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团体在发展，可是大部分新教教堂都是慢慢地才面对社会问题，以及由这个经济制度所产生的大量的不公正现象。鉴于教育事业以及照料孤儿、老人、病人和精神失常者这类工作转到国家手中，新教团体在那些减轻痛苦和培育青年的工作中所做的事就减少了一些。使许多新教徒感到遗憾的是，新教教义被那些心不在焉的人弄成了惯常的仪式，而且这种情况日甚一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只是由于像卡尔·巴特这样一些思想家对基本教义作了再次肯定，以及开展了把各存歧见的新教教区再度联合起来的运动，一次强大的新教复活才看得出来。

巴勃罗·毕加索在如《亚威农少女》这样的画作里以极端变形和夸张的手法表现人体，它们成为早期“立体主义”的著名作品。立体主义画家从多个角度来描写物体形象，使用抽象形状和出人意料的色彩来表达艺术家的主观视觉，而不去再现外部世界的真实图象。［Digital Image ©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Licensed by SCALA/Art Resource, NY. © 2007 The Estate of Pablo Picasso/Artists Rights Society（ARS）, New York （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1907 by Pablo Picasso）］

天主教的抵抗事实证明，罗马天主教会对时代的潮流反抗得更为激烈。我们已经知道，教皇庇护九世在 1848 年被共和主义者逐出罗马后，终于放弃了他的自由主义倾向。1864 年，他在《谬论汇编》中列举了一长串广泛流传的思想观点，把它们统统指责为荒诞不经，其中就有对理性主义和对科学的信仰。庇护九世还振振有词地否定教会领袖“会同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进行和解与合作”。《谬论汇编》对于天主教徒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警告，而不是一纸他们有义务去信奉的教义条文。在教义里，圣母玛利亚圣灵受胎说在 1854 年曾被当作绝对真理予以宣布；一个世纪之后的 1950 年，玛利亚想当然的肉体升天一事又被公之于众。就这样，天主教会在一个怀疑的时代里，面对着天主教内部的现代主义者，一再重申自己超自然的和不可思议的信念。

1870 年，庇护九世在梵蒂冈还召开了一次全世界范围的教会会议，这是继大约 300 年前召开特兰托会议以来的首次这类会议。梵蒂冈会议宣布，教皇的教义是永远正确的。会议认为，在教皇命令式地谈到信仰和道德问题时，对于他最终的和超自然的权威，天主教徒是不可以提出疑问和加以拒绝的。梵蒂冈会议以及天主教徒对教皇永远正确的承认，是教会内部数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唯一高潮。简单地讲，这个世界越民族化，天主教教义就越国际化。鉴于国家主权和世俗主义在不断地增强，为了保护天主教免遭异己势力之殃，天主教教士已日益着眼于罗马的精神权力。在过去那 300 年中，大部分时间的经历造成了天主教徒根本不信任他们自己的政府，或他们周围那些非天主教徒——16 世纪的新教和国家教会，17 世纪的詹森教徒运动，18 世纪开明的专制政府所奉行的反教权主义，法国大革命对教会的敌视态度，以及 19 世纪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教会所显示的敌意。到 1870 年，最终结果是天主教徒陷入了罗马教廷的掌握之中。教皇极权主义，即对教皇辖制权的无条件接受，压倒了教会内部旧的教皇权力限制主义者和其他民族化倾向。

梵蒂冈城1870 年，当 600 名高级教士正在梵蒂冈开会时，新生的意大利国家闯进了罗马城，合并了这座城市。教皇的世俗权力从此消失殆尽。如今，这种看法获得了广泛的赞同：由于丧失了地方上的世俗利益，罗马教廷对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在精神上的控制反而加强了。长时间以来，教皇一直拒绝承认失去了罗马。从 1870 年至 1929 年，相继登位的每一位教皇，都采取一种在梵蒂冈区域内自我禁锢的政策。1929 年，由于拉特兰条约，教廷最后承认了意大利国家，而意大利则承认，在梵蒂冈城所占据的那大约一平方英里内，梵蒂冈作为一个完全不受意大利法律管辖的独立国家存在。教皇统治取得了在国家权力或世俗权力之外的独立，在天主教徒看来，这在履行它的作用时是必不可少的。

《新事物》庇护九世的继承人利奥十三世继续反击敌视宗教的行为，并着手复兴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哲学。但利奥十三世留在人们脑海中的东西，主要是用公式表达了天主教的社会学说，特别是 1891 年颁布的教皇通谕《新事物》，不但被后来继位的各位教皇奉若箴言，而且，各种各样的天主教社会主义运动也应运而生。《新事物》确认，私有财产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认为是一种正当的权利，但它为了饥饿、无保障，甚至为了堕落而挑剔资本主义。正由于这种堕落，许多劳动人民被忽视不顾。它宣称，社会主义有许多东西原则上也是天主教的，但却把社会主义在唯物和反宗教的限度内加以抨击。教皇因此劝告天主教徒：如果他们希望组成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话，如果天主教工人教徒希望组织自己的工会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在天主教会赞助下进行。

犹太人的解放至于犹太教呢，虽然犹太人是极少数，但他们的境况总是某种晴雨表，全面反映着欧洲（政治）气候的变化。犹太教在 19 世纪的基本趋向是“解放”和“同化”。科学和现世主义对于正统犹太教来说，也和传统的基督教一样，有着同样的瓦解作用。革新派犹太教的进步成长，有如其他信仰里的“现代主义”的一个犹太复制品。个别犹太人渐渐放弃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社会上普遍盛行的自由主义，允许他们像普通公民一样行动，与其他任何人一样经营商业或从事专门职业。正是由于这种情况，犹太人挣脱了多少世纪以来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那些旧的合法歧视。

犹太籍记者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 年）。为回应中欧的反犹太思想和法国德雷福斯案件的反犹太主义，他在 19 世纪后期的欧洲发起了一次新的犹太复国运动。赫茨尔组织召开第一次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号召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犹太国家。巴勒斯坦当时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由主要的居民——阿拉伯人占据着。（Zionist Archives and Library）

反犹主义的兴起到这个世纪末叶时，与同化恰好相反，有两种倾向变得明显起来。其一是文化和政治的民族主义，它出现的原因是某些犹太人担心同化会导致犹太人同一性的完结，或许还会导致犹太教本身的消失。相反的倾向，或者说同化的障碍，是在 1900 年那时，不少地区内反犹主义在明显地增强。种族主义者在理论上厌恶犹太竞争者在商业和专门职业上的表现；社会主义者不加掩饰地蔑视犹太资本家，如罗斯柴尔德家族；上层阶级害怕犹太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种方兴未艾的人种的民族主义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法国应该是纯粹的法国人和拉丁人，德国应该是纯粹的德意志人和北欧人，或者俄国应该是纯粹的俄国人和斯拉夫人，所有这些凑合在一起，使反犹主义甚嚣尘上。俄国确实发生过集体屠杀犹太人的事，即使说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未过分。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从 1894 年一直拖延到 1906 年才解决，毋庸置疑，这其中就深刻暴露了反犹主义狂热。许多犹太人在这种敌意的压迫下，开始领悟到一种新的犹太同一性。匈牙利出生的犹太新闻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即是其中的一个。像德雷福斯这场动乱居然发生在文明的法国，着实令他震惊。作为维也纳一家报纸的记者，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案件的前前后后。1897 年，在他组织下，在巴塞尔召开第一次国际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并就此建立了现代的或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犹太国家，好让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庇护所，尽管从古代起这儿就没有存在过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

许多原希望得到城市同化，然而对此已经绝望了的犹太人，开始同情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把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人的复兴，看作是维持他们自身尊严的一种方式。另一些人坚持认为，犹太教是一种信仰，本身并未表现出一种民族性；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同一个国家内应享有完全一致的国籍、公民权以及政治和社会前途。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持有这种看法。不论是启蒙运动，美国和法国革命，拿破仑一世的帝国，还是 19 世纪的自由主义，一贯都赞同把犹太人结合进一个比较宽容的社会里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