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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教育改革的基本标准

时间:2022-06-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衡量一项教育改革的“成本——收益”并非易事,每一次的教育改革投入不一样。成功的教育改革必须是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预计改革潜在的风险,综合考虑一项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给社会和教育中的人带来什么,权衡利与弊、得与失,不做无谓的“牺牲”,将代价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一、成功教育改革的基本标准

社会评估应当预期并描述社会效果,以尽可能在早期实行管理,以平衡变迁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但是,对一项教育改革成效作出客观评价是相当困难的,谁来评价、依据什么标准来评价、什么时候评价比较适宜都不易达成共识。同时,教育改革还具有现实效应和潜在效应,这更增加了改革成效评价的难度。笔者试图提出几条基本的评价标准。

(一)教育改革付出的代价要最小

经济学中,衡量一项活动的收益一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is,简称CBA)来进行的。“成本——收益”分析是指在替代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均可用货币来进行度量时,对替代方案做出的评估[3],由此来分析一个方案是否值得。如果是值得的,它所产生的收益必须超过成本。一项纯粹的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是容易测算的,如投资多少、收入多少,收入减去投资即为净收益。但并非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如同经济行为那样可以明确测算收益并用货币标志,特别是诸如教育改革之类的社会行为。教育改革所产生的效益不仅指教育改革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还包括它对社会非经济领域的影响。衡量一项教育改革的“成本——收益”并非易事,每一次的教育改革投入不一样。其投入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家庭等,要准确算出每一次教育改革的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教育改革的产出也是多方面的,要准确计算其产出也非易事。使用“成本——收益”或“成本——绩效”分析方法的评估者必须了解在特定领域使用效率分析会遇到的特殊问题,并应该了解“成本——收益”或“成本——绩效”分析的局限性。

教育改革是发生在教育领域的一项人为活动,它既有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相同的改革逻辑,如一般要经历决策、启动、反馈、评估几个阶段,又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特殊性在于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最终带来社会的发展。因同时关涉到众多个体的利益,所以很难简单套用经济领域中的计量公式来衡量教育改革的得与失。但很难衡量并.不代表无法衡量,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综合衡量教育改革的成效。其中,代价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任何行动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得与失总是相对的。代价是一种替代的价值,是为实现某种进步或获得某种收益所作出的牺牲或承担的消极后果,是相对收获而言的。“教育改革的代价是指教育改革在为实现某个或某些改革目标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消极后果,即教育改革所产生的副作用。”[4]我们承认教育改革必然付出代价,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任由代价的产生。成功的教育改革必须是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预计改革潜在的风险,综合考虑一项教育改革措施可能会给社会和教育中的人带来什么,权衡利与弊、得与失,不做无谓的“牺牲”,将代价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

(二)教育改革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目标

实践中,教育改革的措施往往包括制度的修订、经费的投入,以及教材、课程、教学方式等的变革。但无论是对什么内容进行改革,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的发展,可以说改革的落脚点在于人。人在教育改革中的首要性决定了教育改革必然要致力于生命的成长。人的发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呢?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应是一种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他所认为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了三层含义:个体本性的自由全面发展,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部分人与社会所有成员的协调发展。从这点说,教育改革应该围绕这三个方面展开,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

教育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也具有内在价值。从教育的工具价值来看,教育与政治、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应该服从于、服务于政治、经济的发展;从教育的内在价值来看,教育以培养人为最终宗旨,应致力于人的发展,而教育改革应该服务于这种宗旨。教育的这种内在价值,决定了教育应对政治和经济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完全以政治权力、经济思维来主导教育改革,或者将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等社会改革的模式简单推衍到教育改革中。教育改革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忘了教育的目的,不能忽视了甚至以牺牲人的发展来换取政治、经济的发展。当教育的两种价值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其内在价值为根本,因为以人的牺牲换来的社会发展是不可能长久的。

(三)教育改革要立足于特定的时空背景

从中外历史来看,每一次教育改革都是发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下,也即发生在不同的“场域”中,总会受到当时、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革而发展、变革,脱离了一定的历史背景谈论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失败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阿普尔(Michael W.Apple)所言:“我们需要尽可能把一切放置到更大的背景中去,包括我们传授的知识、支配课堂的社会关系、作为文化、经济保存和分配机制的学校,以及在这些背景中工作的我们。”[5]因此,判断一项教育改革是否成功应该尽可能地还原其实施的时空背景,从背景中去查找改革的动因。但如果将背景考虑进去,无疑会极大增加教育改革成效评估的难度。如从时间维度来看,什么时候进行评价比较适宜?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长期过程,而人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而改革特别是教育改革的成效具有显著的滞后性,有些成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另外,一项行动不仅产生现实效应,还会带来一些潜在效应,而这些潜在效应(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的显现可能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每一项教育改革制度旨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可能埋下了新问题的“隐患”,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只能如此为之。比如,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在人才极度匮乏的年代,集中优质资源建设若干学校合乎实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是造成今天校际差异、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重点学校制度的产生,不能脱离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完全以今天的眼光来评判它及其产生的效应。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重点学校制度的使命完成之时,应该适时让其退出,以更公正的制度来替代它,否则难以说其是成功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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