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读书人的故事

几个读书人的故事

苗振亚^[1]

说起现在的学者教授，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读书人，我们常常形容为“世风日下”。可是，没有“日下”以前的“世风”是什么样子，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

如果以读书多少来论读书人，那就不能不说到马一浮。弘一法师说：“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书也不及马先生多。”也许，弘一法师这里指的是中国旧籍。作为“一代儒宗”，马先生精通中国旧籍是不用说的，同时他也精通英、法、德、日、拉丁等多种文字，把马克思的《资本论》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马先生。

人们敬佩马先生，不仅是他读书多，学问大，还有他不涉名利，不畏权贵，挺挺一身傲骨。坊间流传着两个这样的故事：1925年10月，孙传芳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驻扎杭州。孙大帅笼络耆绅，遍访名流，但在趋陋巷拜访马先生时，却吃了闭门羹。当时，家人向马先生通报：“是否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先生毫不转圜：“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让这位一世之雄领略到读书人的厉害。1939年夏，日军对四川乐山的轰炸结束不久，马先生就在乐山乌龙寺开办起“复性书院”，为往圣继绝学，传播读书种子。书院开办资金，是由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下令拨的款。也许就仗着这点恩惠，其老母去世，就想请马先生给写一篇墓志铭，以一千两黄金为酬劳。未曾想，马先生既不为“拨款”而屈膝，也不受“酬劳”所诱惑，告诉来人：“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

曾两度留美，获哈佛博士的胡先骕，脚踏自然与人文两个领域。他曾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立下过汗马功劳，连毛泽东都承认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在文学上，他曾撰文批驳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失之偏激，批评《尝试集》是白话而不是白话诗，为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文化名人。

胡先骕的职业活动与学术成就，多完成于解放前。上世纪40年代初，熊式辉在江西创办中正大学，推荐他为第一任校长。兵荒马乱，经费不敷，他白手起家竟把一所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办学才能令人佩服。后来，蒋经国想扩大他治理赣南的政治资本，要把大学迁到赣州去，遭到他的拒绝。于是小蒋向老蒋进谗言，说学校办得极坏，老蒋不做调查，就向熊式辉下手谕，逼迫胡先骕辞职下台。此前，蒋介石与胡先骕之间的关系颇不寻常，蒋视胡为诤友，欣赏胡的人品与才学；胡为蒋唱赞歌，但也敢当面批评蒋，反驳蒋，敢于不按蒋的指示办。此事过后，胡就再也不愿与蒋家人有任何来往了。有两件事，很可以看出胡的性情：一次乘飞机从重庆飞往江西，他发现和自己同机的还有蒋经国，竟提前在桂林下了飞机。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庐山，听说胡先骕也在山上，就主动约见，胡得知消息后竟提前下了山。但是，胡先骕遵循“交绝不出恶声”的古训，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别人批判他，提到他与蒋的关系，都以“蒋匪”称呼蒋介石，但他决不以此称呼蒋。他私下对人说，这称呼他说不出口。仅此一点，也就注定他逃不脱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厄运。

对于中山大学的容庚教授，我以往只知道他是古文字学、考古学、书法篆刻方面的大家。二十多岁时，就以《金文编》初稿受到罗振玉赏识，被马衡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为王国维门下高足。但从袁伟时的一篇文章中，又让我知道了容庚的另一面：他的耿直，他的不惧权势。在读书人中，他真不愧是千人诺诺中的谔谔一士。

1954年，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运动，大家响应号召，慷慨激昂者有之，保持沉默者有之，随大流而言不由衷者有之，如容庚逆风而动者没有。他公然在校刊上写文章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对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文系教师中搞出个“反党小集团”，他公开说这几个人不是什么“反党小集团”，并亲自找系领导为其说情，要求改正错误决定，得到的结果是：“你自身都难保了，还管别人！”后在一次大会上，校党委领导当众警告他：“容庚，你已经到右派边缘了！”坐在台下的容庚没有选择沉默，而是大声回应：“我退休！”领导说：“划了右派才让你退！”……台上台下，互不相让，让人很自然地想到“梁、毛”那场廷争的场面。1971年，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然后是每人表态——说几句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话而已。容庚却把心里话和盘托出：“这是你们阶级斗争斗出来的！我没有枪，要是我有枪，我也会造反的。”“文革”结束后，开始重视知识了，媒体要宣传他的学术成就，他一句话给顶了回去：“有什么好报道的？我的主要成绩都是1949年以前做出来的！”其实，他1949年后还是有学术成绩的，但他的传世之作也的确都是1949年前完成的。当着媒体的面，口无遮掩地否定“十七年”，在当时别人还没有这个胆量。

关于贾植芳先生，不少人都知道他是“坐牢专业户”，他的名言是“要把一个‘人’字写好”；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工资之少，以及工资为什么少。

彭小莲在一篇文章中写到，2002年春天，她去看望父执王元化先生，从王那里听说，贾植芳每月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多一点点，还不如一个技术工人。她感到忿忿不平，也有些不太相信。随后她就来到贾植芳家，经询问证实，贾先生的退休工资果真就是这么多。她不明白像贾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名教授、老革命，工资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点。贾先生为她道出了原由：“因为我坐了25年牢，教龄不够，只能算一般教师退休，所以就是这点钱……”他身边的学生解释说：“因为贾先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解放前一直帮助共产党，坐过日本人监狱，还坐过国民党监狱，学校要给他作离休干部办理，那待遇就完全不一样了，但贾先生他不要。”彭小莲一时情绪激动，大声质问她的贾叔叔：“为什么不要，你跟钱有什么好过不去的？”贾先生有些不耐烦，也真的有些不高兴了，他回答：“我不是干部！我从来没有当过官，我是读书人！”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起陈望道请贾先生“帮助花钱”的事。那是反胡风案之前，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校长，他知道贾先生朋友多，手面大，工资不够开销，就让夫人每月送40元过去。如果说是资助，怕贾先生拒绝，就婉转地说是“帮着他们花钱”。这样，钱也只得收下了。而当时的40元，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时的大米也只卖几分钱一斤。

贾先生回答彭小莲的话，真的是落地可作金石声。在经过一次又一次重大磨难以后，依然不忘自己的真正身份——“我是读书人”。并以此为理由，拒绝以“干部身份”去享受较高的工资待遇。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风骨。一个真正读书人，自然书读得要好，但也少不得这种做人的风骨。因而，“我是读书人”这句话，也并不是可以随便说的。

（原载《湘声报》2011年9月30日）

【注释】

[1]苗振亚：作家，文学编辑。现居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