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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满有的两段人生

时间:2022-05-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吴满有的两段人生朱鸿召[1]抗日战争后期,一个自己不能读书识字的陕北农民,忽然被新闻媒体发现了。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的吴满有,时年49岁,身体强壮,不识文字,通情达理,非常憨厚朴实,热情待人,不肯多说自己有什么长处。记者又跑到周围群众家采访,吴家枣园总共14户农家,无不异口同声地称赞吴满有:“这样的好人,还有啥话说。”吴满有这个新型农民典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发现的。

吴满有的两段人生

朱鸿召[1]

抗日战争后期,一个自己不能读书识字的陕北农民,忽然被新闻媒体发现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采访,不断发掘出革命的价值,提炼出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典型意义。正当他如日中天之际,却不幸在战场上被俘,成为另一个政治团体开发利用的典型代表。在两个兵戎相见的军事力量团体之间,在两种矛盾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挤压下,农民的真实话语和本来意愿被遮蔽扭曲了,其命运浮沉近乎天上人间。

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吴满有

1944年2月11日,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劳动英雄吴满有致毛泽东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去年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延安县也开了县的劳动英雄大会,在这大会上,热烈地响应了你的号召,全县10个区、48个乡里很多乡村,都组织起来了。除去农业之外,纺织、烧炭也定了计划。延安县大会结束之后,我回到家里又帮助本乡各村组织了变工队,并亲自帮助50多户做了农户计划。这是我最近的工作情形,我想一定是你愿意知道的。

我还计划今年多开4垧荒地,为你代耕2石细粮(一石麦子、一石小米)。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谋划全国的工作,不要为了生产多消耗你的力量。我能为你代耕,是我最大的光荣,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接受我这小小的诚意!最后还希望你在工作中注意你身体的健康!

吴满有(签名)

正月初十

吴满有

吴满有(1893~1959),原籍陕西横山县石湾乡麻地沟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姐妹6人,吴满有为兄长,没有进过学堂的门,从小就给富家拦羊干活。1928年横山大旱年馑,他携家眷逃荒来到延安吴家枣园,租地耕种,打柴佣工,勉强维持生存。1935年,陕北红军领导土地革命,吴满有分得土地一架荒山,大约60垧。过去受苦半生,草都不存一根,革命给了他这么大一块土地,他知恩图报,觉得自己不种好地就对不起政府。他送二弟吴满旺参加红军,自己带领孩子勤奋耕种。开荒种地越来越多,劳动积累也越来越多,全家人有吃有穿,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36年,打粮11石,送交公粮2石;

1937年,打粮17石,送交公粮5石;

1938年,打粮20石,送交公粮8石,还养牛2头、马1匹、驴1头、羊50只。

在没有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陕甘宁边区,吴满有经过三年劳动,就解决了温饱自足,并且热心公益,积极缴纳公粮,支援前线抗日。1939年春节,吴满有挑上一担黄米馍和油糕,送到乡政府进行拥政。

1941年,吴满有一家开荒种地33垧,秋收时节,打粮34石,送交公粮14.3石、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150元、公盐代金665元。这在边区经济最困难时期,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义举行为。

1942年初,在延安县各区区长检查春耕联席会上,柳林区区长尹登高介绍了吴满有的先进事迹,“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是一个抗属,模范的农村劳动英雄。”并且,声望高,影响好,“我们这区上有个模范吴满有,公事就好办,他一个人的行动,比一百张嘴的解释还更有效。”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旁听会议的《解放日报》记者莫艾,抓住了这个新闻线索,随即翻山钻沟,专门找到距离延安约30公里的吴家枣园去采访。

第一次站在记者面前的吴满有,时年49岁,身体强壮,不识文字,通情达理,非常憨厚朴实,热情待人,不肯多说自己有什么长处。在记者的循循善诱之下,他用浓重的陕北口音偶尔冒出几句大实话,精辟透彻,字字珠玑。“我的兄弟用血保卫边区,我用汗保卫边区。”记者又跑到周围群众家采访,吴家枣园总共14户农家,无不异口同声地称赞吴满有:“这样的好人,还有啥话说。”

回到报社,莫艾很快写出长篇通讯。恰逢报社处在整风运动报纸改版讨论之中,作为改版后的中共中央党报,报纸首次以典型报道的方式,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平实的语言,报道吴满有“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的经验。同时配发社论,广受好评。

一个典型,一面旗帜。报纸充分发挥吴满有对边区农民的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农时季节,报纸都宣传吴满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并且,凡是关于吴满有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头版头条,或二版头条的显要版面,此外就是四版副刊的长篇通讯和艺术创作。

1942年5月23日,朱德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发言时说,《解放日报》发表关于吴满有的新闻报道,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相当于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拨付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以及海内外的捐款。1937年至1940年,边区财政收入中外援所占比例分别为77.2%、51.69%、85.79%、70.5%,由于国共关系紧张,“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边区财政收入1960.51万元,外援断绝,岁出2528.78万元,透支568.27万元,边区经济陷入极度困难之中。为了渡过艰难,中共中央号召军队、机关、学校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大生产运动,力争生活用品一半自给,以减轻农民赋税负担。同时,调整农业政策,鼓励农民扩大生产。吴满有这个新型农民典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发现的。

天公有情遂人意。1942年陕北全境欣逢丰年,边区生产任务顺利完成。吴满有一家3个劳动力,另外雇佣一个长工、一个拦羊娃、半个拦牛娃,种地77垧,收获粮食42石,饲养牲畜牛5头、马2匹、驴1头、羊200只。“老吴这时是吃不愁穿不愁,他已经变成一个富裕农民了。”吴家枣园16户人家,全村组成一个“大变工”,计划开荒80余垧,实际开荒120垧,种地263垧,收获粮食141.5石。缴纳公粮公草后,全村每户农民生活都达到温饱水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讲话,大量援引《解放日报》关于吴满有的系列报道内容,充分肯定他由一位贫雇农发展成为一位有觉悟的边区新富裕农民的经验,高度称许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1943年,边区机关、农村和驻军部队,纷纷参加生产劳动竞赛运动。1944年春节过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先公布个人年度生产劳动计划,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机关干部都参加生产劳动。吴满有在得知毛泽东的个人生产计划后,主动提出为他代为耕种,完成生产计划的请求。

吴满有本人不识字,报纸上发表的致毛泽东的信,是新闻记者们策划运作的。其信后吴满有签名,也是别人帮助写好后,让吴满有照样描画的。

面对这样朴实诚挚的雅意,毛泽东接受了吴满有的请求。此后,吴满有每年都把收获最早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央办公厅。多次来往中,吴满有成了毛泽东了解边区农村情况的农民朋友。

1946年初,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来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安排他到吴家枣园,跟随吴满有学习农业生产劳动,从春至秋,历时约半年,占毛岸英在延安时间的一半。

南京《中央日报》上的吴满有

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战斗迫在眉睫。吴满有随延安各界去山西吕梁前线慰问解放军将士,受到王震、陈赓等军队领导的热情接待。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旅长周希汉,特自以一支战利品“司登式”(STEN)手提冲锋枪相赠。吴满有接过来,反复摸着枪身说:“这个枪背在中国农民身上就有办法了,这是美国给咱造的吗?”其实这是一款英式武器。这时窗外围满了人群,大家都想一睹劳动英雄的风采。吴满有立即走出来与大家握手谈笑:“你们帮助吕梁老百姓翻身太辛苦了,我要去看望你们!”很多指战员请吴满有签名。大家你拉着手,他拥着肩;直到缺月衔山、星光似水时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记者询问在现场的一位战士有何感想,他顺口而答:“能得到吴满有来慰问真是光荣!”

从前线劳军回家第二天,吴满有就率领吴家枣园支前担架队受命北上。3 月10日,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19日进占延安。毛泽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3万部队与之周旋,先后取得沙家店、羊马河、青化砭三次战斗的胜利。青化砭大捷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三万人祝捷大会。周恩来当场宣布毛主席还在陕北,全场一片欢腾,当即掀起参军热潮。吴满有身为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集会上被邀请发言,他主动要求参军打胡儿子!“胡儿子”,是指国民党将领胡宗南。

吴满有的态度代表了边区群众的民意,王震欣然接受吴满有从军,并破格任命为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民运部副部长。

吴满有和王震将军

行军途中,吴满有不忘劳动英雄本色。“他走到哪里,那里就掀起支援战争的生产热潮”。当国民党军队逼近吴家枣园东南25里之杨家畔时,吴满有全家赶着4条牛、3头驴、1匹马,安全转移到某地。在战争间隙期间,吴满有立即宣传并推动驻地村庄群众抓紧农业生产。有些群众对敌情不明,情 绪不定,吴满有又推动大家组织了轮流放哨队,监视敌人行动。吴满有亲自带着长子吴仲富、长工杨培柱,赶上4条大公牛无偿地帮助该村群众生产,“20天内共帮助该村40个牛工、28个人工,推动该村耕完180垧地,占去年耕地面积72%,影响推动了前后两村群众的生产热情,耕地210垧,占去年耕地面积53%”。

这是真正把边区当成自己的家,把陕北的每一片土地都当成人们的财富,才会走到哪里,好事做到哪里,不计报酬,不计时间。

在部队军旅生活中,吴满有带领担架队,跟随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攻打榆林、围歼瓦子街战斗。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组织西府战役攻打宝鸡时,受到胡宗南和青海马继援的夹击,被动失利。此次战役西野各部伤亡6566人,另有失踪、逃亡、被俘人数8407人,合计损失人数为14973人,吴满有也在俘虏之中。

吴满有被俘之后开始并未暴露身份,化名王文亮,被编入胡宗南设在西安的“爱国青年训练总队”第五中队。不久被同在俘虏营里的原川口区六乡的乔树勋之子乔某某认出来,国军士兵带着乔某某过来跟吴满有当面对质,吴满有不承认,乔某某说:“你就是吴满有,把皮剥了我也认得。”吴满有坚持说自己叫王文亮,并不知道什么吴满有。对方不放弃,随后,把吴满有多次带去审讯,严刑逼供。吴满有始终保持沉默。硬的不行,改软的。他们把吴满有从大通铺里抽出来,与中队副汪秉法同住一个单间;不吃大灶,改为同中队长们一起吃饭;趁晚上睡觉时,把吴满有脱下的衣服偷偷拿走,放上国民党部队绿呢子“官佐”军服,逼着他只能换上,配皮鞋,马上叫政治教官来拍照。

不久,他们把吴满有升格移住青训总队政工处,舒缓气氛,带着吴满有逛公园、看电影,后来就带到广播电台,要吴满有发表讲话。据保存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里的这份材料介绍,他们怕吴满有在广播时自说自话,或随口乱说,找来一大队训育干事绥德人汪清,语音接近吴满有,代替吴满有先后发表三次广播讲话,表示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云云。汪 清毕业于北京大学,所说的实际上是带陕北口音的国语。

吴满有被人顶替发表广播讲话后,中共中央西北局迅速做出反应,认为吴满有已经投降叛变。这样,更促使了国民党方面对于吴满有的充分利用企图。1948年9月,胡宗南用飞机把吴满有送到南京,由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安排,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和杨经曲一起亮相。杨经曲是革命元老,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曾出任鄂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五旅第一游击纵队司令员,后任中原军区第五师十四旅旅长,在中原突围战斗中被俘虏。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1948年9月26日,介绍“吴满有的辛酸史”、“英雄头衔”,以及“兵溃被俘”、“享受优待”的情况报道。

在《中央日报》罕见的这样长篇报道的结尾,特别预告将于28日下午三时在香铺营公余联欢社举行记者招待会,届时由吴满有和杨经曲“报告匪区实况”。实际上,27日也举行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主办,主持人端坐当中,吴满有、杨经曲分坐两边,桌子上有茶水和点心。吴满有着军装,留八字胡,表情木讷,一副北方老农民形象,沉闷寡言,郁郁不欢。杨经曲着中式长衫,胡须花白,年龄稍长于吴满有,阅历也更丰富,其表情显得轻松些。这组照片由秦风(徐宗懋)先生撰文介绍,并在《老照片》第62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12月版)上公开发表。遗憾的是在图片说明中,把吴满有与杨经曲搞错了。

杨经曲和吴满有在记者招待会上各有一份别人事先准备好的文字材料,署上他们的名字,散发给记者们。署名吴满有的材料上写着:

亲爱的弟兄们:

我是吴满有,三十一年(1942年,引者注)冬天被毛泽东选为“全边区劳动英雄”,还做过“延安参议会”副会长和农民大学校长。去年(1947年,引者注)三月国军光复延安,我被毛匪强迫参军,担任二纵队民运部部长,因匪军流窜了一年多,看到他们到处烧杀掠夺的种种暴行,我才深切地认识它们的真面目,所以我非常的悔悟和害怕,时刻想离开他们回到我的田园去。今年四月彭德怀率领四个纵队南攻关中,企图切断陇海路,结果在陇东一战被国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从山顶上摔下被国军俘虏,当时总以为被俘是活不成了,因为毛匪恐怖的宣传“国军俘虏共军官兵一律枪毙”,可是事实证明毛匪宣传的都是瞎话,可以报告各位,我在西安爱国青年训导总队,生活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自由,全队有一万多人,同我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受到政府爱护和优待,吃的穿的完全与国军一样,等我们得到相当时间休息之后,还按照我们的志愿介绍工作,或者发给旅费,让我们回家去。现在我到南京来,政府正计划给我工作,这样宽大和爱护,能够说不是真诚的吗?亲爱的兄弟们!只有在政府区才有真正的自由生活,兄弟们!放下你们的枪,早日回到政府怀抱去,为建设富强繁荣的新中国努力吧!

这个文字材料在《中央日报》发表时,特自加了副标题“回到政府怀抱才有自由,吴满有向匪军官兵广播”,说明至少吴满有在南京期间被国防部政工局军中广播电台播报的广播讲话内容,就是这个版本。这里除了对共产党军队的辱骂和贬斥,明显带有为胡宗南西安爱国青年训导总队邀功激赏的意思。这样一派政治话语,显然不是出自吴满有的本意。

田野劳动经验交流中的吴满有

吴满有没有接受过正式学校教育,成年后上冬学略识几个字,说话带有浓重的陕北方言口音,对于现代革命话语不能完全直接表达,只能接受一些革命的时尚词汇,镶嵌在原有的语法结构框架里,用自己的生活经验“一满解得下”,转化成方言口语,才能表达流畅,也会极其形象生动,妙语连珠。

1944年3月,吴满有和其他六位劳动英雄组成“延安县劳动英雄南泥湾劳军团”,来到八路军三五九旅,深入连队田间地头,与垦荒屯田战士们广泛交流农业生产经验体会。当时吴满有兼任南枣园乡乡长,组织上考虑他不识文字,为他配备了一个知识分子当文书。这个替乡长写讲话稿的小文书,就是后来同袁静合著《新儿女英雄传》的作家孔厥。孔厥当时以延安鲁艺文学系研究员身份,入住吴家枣园,与吴满有近乎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开始,孔厥按照官方语言帮助吴满有撰写各类文稿。慢慢地,他发现吴满有自己的话语充满着生活智慧。于是,尝试着记录吴满有原生态的陕北农民话语。

据孔厥记录的吴满有在南泥湾劳军过程中所说话语,都是拉家常,却充满智慧,本色天然,妙趣横生,几乎是每说出一句话,就会引起一片笑声和掌声,乐得在场的每一个人念念不忘。

“开头,吴满有笑嘻嘻地说:‘咱八路军搞这样大的家务,真不简单!我们有甚意见,一定尽大量贡献!”虽然,像他所说:‘我的话是东一句,西一句,不合平仄’;可是,丰富的经验,也就这样地,从他口里涌了出来。他说:‘圪梁平地揭个快,立地掏个快;渠渠湾湾梢把砍了好,再搞个水坝子又能防水冲……’他说:‘熟地撒下籽儿就翻,荒地掏过再撒,籽儿可要选得美,红糜子日月小,黄糜子日月大,大小日月不能搀在一搭种;红谷子黄谷子也得清一色,混堂籽儿不好留……’可是,老吴心里,却有多少话要说呵!因此,他常常一下子就扯开去了。一忽说:‘这搭地气阴,籽儿下迟些更保险。谷子清明后,杂田看杜梨开花……’一忽却又说到:‘这几百架荒山,而今都成了好地,我吴满有五十一了,也没见过这样的队伍!’……但后来又扯到:‘像毛主席那样领导得好,我往年还因为了五升粗粮,撩(撂)我女子吗!领导得好,大家好!所以领导家为高!他杨家岭住着,时时刻刻操心着呢!鸡不叫,他不睡。我就是吃上白面,吃上馍馍,我都记着你毛主席!’说到毛主席,他的眼睛直视着,一只手抬在胸前,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参观过三五九旅战士们练兵场景,吴满有在当天晚上的欢迎大会上兴奋地说开了:

嗳,我们老百姓,可就有福哪!咱八路军,为了保护咱百姓,个个炼成了这么个本事,天不明亮就练上了。啊,一满是硬功!你日本鬼子我们怕吗!你顽固可也不要来捣惹!咱们的队伍,莫说一个打十个,我看是一个打廿个也消停!人家可是洋烟喀啷,日头晒到窗子上还不起身!你敢来?咱八路军脚板子喀啷,赶得你屋里圪唠躲了躲不了,冲过去把你踏也踏死了,真是毬也不端!

看你们个个都身强力壮,面带红光!嗨,我一见就畅快得厉害!

他又说到:

自古以来,军队都是“吃粮的”嘛,你们可自给起来了,你们不要吃老百姓的一颗粮,不要用老百姓的一根针一根线。背上枪就是军事行动,把枪“拨儿”一撩倒又成了个老百姓。哈呀,就开了那么多的荒山……还泡稻子……我们倒说是来劳军咧,两个肩膀抬个嘴,就来吃大米哩嘛!

说着说着,吴满有自己嗨嗨嗨地笑起来,周围的人也都哈哈大笑。他的感知认识和话语系统,都是建立在一个纯粹陕北农民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在与革命队伍交往过程中,他的那些生产计划、劳动竞赛迎战书、为毛泽东代耕请示信,等等,凡是用现代汉语标准化语言文字体系表述的,都是新闻记者、政府机关干部或秘书代劳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吴满有签名笔迹,也是别人为之先写好了,然后让他照样描摹所得。他被俘虏后,国民党军队及其政权机构非常希望能够充分利用这个典型人物的巨大影响力,扭转方向,为自己的军事武装和政治统治服务。

如果站在吴满有一个陕北农民的立场上,面对国共两个政党的对于自己个人,以及对于陕北老乡们的争夺,却自有其判断结论:“我知道蒋委员长是全国的领袖,但是……”他叹了一口气,想一想说:“这样说吧!我和毛泽东握手,重庆的老百姓能和蒋委员长握手吗?我和毛泽东同志见过多少次,单独在一起谈过话,我还和他吃过几次饭呢,重庆的老百姓行吗?”

民意所在,民心所向,历史的天平就倾向那里。

但是,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吴满有被国民党军队宣传机构挟持利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客观存在。

据说,1948年夏季,吴满有被送到南京前夕,共产党方面曾经从陈赓部队中抽调手枪连战士,着便衣潜入西安近郊,试图营救吴满有,迫于国民党方面看守严密,未果。

1948年9月28日下午三点,吴满有被带去参加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举行的又一场新闻发布会。杨经曲讲话较多,吴满有木然冷漠,说话很少。次日《中央日报》报道中,特别介绍对于两人今后行动安排意见。“吴满有、杨经曲二人自俘虏后,即受政府优待。今后行动,听任其自行决定。吴满有希望回返故乡,故政府许俟交通情形许可时,送其返乡。杨经曲则已在西安担任战斗日报社总编辑,仍赴旧任。”这个消息透露国民党方面为了表示自己的亲民态度,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与人为善了。

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国共战争形势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吴满有被转移到重庆。1949年11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国民党看守所所长见大势已去,就请吴满有带他们向解放军投降。二野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陈鹤桥接待了吴满有,并将此情况向时任二野政委邓小平报告。得到的指示是:生活上给予照顾,然后送交西北局处理。陈鹤桥遵照指示,派人把吴满有送到西安交给西北局。

1950年3月,吴满有回到吴家枣园,只带着一个破包裹。回到家第三天,就被叫到县上。从县上回来,又被叫到乡里,分别交待情况。随即,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根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吴满有“屈服敌人自首,开除其党籍”的指示精神,在柳林区庙河乡召开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其党籍。

据说,王震曾从新疆派人来到吴家枣园,准备接吴满有到新疆去,遭到吴满有的拒绝。吴满有曾托人先后三次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均无回音。在19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立高级社时,柳林乡七个村就吴满有一个人不入社。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孤独,一个人在山上放羊,经常泪流满面。有几次神情恍惚,薄暮时分赶着羊,走失了方向,半夜被家人从山谷里找回来,手脚冰凉。

晚年因患白内障,吴满有双眼失明,瘫痪在炕上一年多时间。1959年3月,吴满有在吴家枣园郁郁而终,享年66岁。

(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文字略有删节。这里刊出的是全文)

【注释】

[1]朱鸿召:文学博士,延安学学者。现任上海某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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