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的契卡和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执法的契卡和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闻　一

当“契卡”在广大农村实行“十字军讨伐”时，其火与剑的锋芒同时也指向了知识分子。作为“怠工者”和“反革命”，知识分子罪不容恕地被列于“资产阶级”的阵营之中。在列宁的言论和决策中，知识分子总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是和立宪民主党、左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等沆瀣一气的，是列宁所坚决主张、“契卡”无条件执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支持敌人的人、可被敌人利用的人、潜在的敌人。苏维埃国家对他们的基本政策就是监控和镇压。

在“契卡”作为暴力专政最得力工具的整个时期，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镇压有增无减。“契卡”幽灵一般在知识分子中间游荡，甚至在“契卡”改组为“格布”（国家政治局）时，这种幽灵的游荡所导致的监控和镇压的后果更为严重。

不合时宜的高尔基

自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起，列宁就奉行两个不变的原则：第一个是“不搞统一战线”，第二个是“不容许有反对派”。“不搞统一战线”是针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布尔什维克不和其他政党分享政权，苏维埃政府就是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的“清一色政府”。“不容许有反对派”是针对党和道路而言的。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而列宁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坚持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

因此，清除要搞“统一战线”的人和与布尔什维克持不同政见的人，就成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须臾不可拖延的头等大事。实质上，“契卡”的建立就是为了清除“要与布尔什维克分享政权”的人和敢对布尔什维克说“不”的人。“契卡”所要惩处和镇压的“怠工者”和“反革命”，是指权力机构中不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工作人员和官员，而不是那些工场和工厂里的真正的怠工者。在那时，这些人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与知识分子的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左右派社会革命党等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实际上，并且在事实上，“契卡”的矛头是指向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的政党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就是反革命的，依附于这些政党的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的，也是反革命的。对付它们和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解散、监狱、流放和枪决。

在这关键时刻，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并且敢于站出来说“不”的，偏偏是布尔什维克想要加以利用的高尔基。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就在孟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报》连续发表文章对苏维埃政权的各项措施，尤其是“契卡”的行动与权限进行了抨击。高尔基对于十月革命并不持赞同的态度，认为这场革命是一场不合时宜的革命。他在文章中列举了苏维埃政权的恶政以及“契卡”工作人员——特派的“人民委员”的一系列惩罚和镇压的可怕事实。从赤卫队冲进冬宫的那一刻起，高尔基对“斯莫尔尼”就不讲情面：“已经差不多两周了，每天夜里都有成群的人洗劫酒窖，豪饮，用酒瓶子相互砸脑袋，瓶子的碎片划破了手，他们就像猪一样倒卧在泥泞里，在血泊中。在这些天里喝光了数千万卢布的酒，当然，还会喝掉数千万。如果将这些宝贵的商品出售给瑞典，我们可以用它换来黄金和国内需要的商品——纺织品、药品、机器。”高尔基认为这是夺权者的放纵，于是他又指责说：“来自斯莫尔尼宫的人们稍后明白了过来，他们威胁说将严惩酗酒，但是醉鬼们不怕威胁，继续消灭这种早就应该被征用、被宣布是赤贫化民族财产和出售了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商品。”

高尔基指责布尔什维克（契卡）的非法杀人，说暴动四起的俄国遍地皆是大众的尸体和废墟。1917年12月，他写道：“人民委员先生们，抡起胳膊杀人，分辨不清楚谁只不过是反对他们疯狂行为的人，谁才是革命的真正敌人。”因此，高尔基的结论是非常冷酷的：“斯莫尔尼幻想家们的实用极端主义对俄国是致命的。人民委员们对待俄国就像是搞实验的材料，对于他们来说俄国人民只是供细菌学家接种伤寒的马，目的是让马在自己的血液中制造出抗伤寒的血清来。人民委员们对俄国人民所进行的正是这种残忍的和事先注定不会成功的实验，根本就没有考虑这匹疲惫不堪的、半饥半饱的马是可能倒毙而死的。来自斯莫尔尼的改革家们根本没有考虑俄国，他们在冷酷无情地将俄国变成自己的世界革命或欧洲革命幻想的牺牲品。在当代俄国生活的条件下，不允许发生社会革命，因为绝不可能神话般地把俄国居民中85%的农民瞬间变成社会主义者，而在农民中尚有着千百万的非俄罗斯游牧民族。”

1918年，高尔基从不合时宜的文章中转到更为残酷的现实中来了。他不断地为那些受到“契卡”逮捕、监禁的知识分子向列宁求情：“放了他们吧！”尤其是在1918年的秋天，“契卡”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达到了一个新高潮，对知识分子的逮捕和监禁成了“契卡”的主要工作。1918年10月，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彼得格勒工学院教授泽尔诺夫被捕，原因是他是立宪民主党党员，但实质是他指责“契卡”滥用职权。这甚至引起了苏维埃领导人中的戈尔布诺夫和克拉辛的不满，他们写信给列宁请求释放这位教授。列宁为此不得不给“契卡”写条子：“你们对被捕者泽尔诺夫教授有无严重指控？”同月，莫斯科省“契卡”逮捕了卫生人民委员部一统计局的负责人金兹伯格，原因是怀疑他与立宪民主党有联系。列宁进行了干预，说是有两名共产党员担保，后来“契卡”虽然最后放了人，但万分地不满意。1918年11月25日，萨马拉的历史教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被当地“契卡”无故逮捕，党内有人向列宁“告状”，列宁批条子与“契卡”商量：“能否由教师协会担保放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是在萨马拉。同年12月初，“契卡”逮捕了要到土尔克斯坦去考察开发棉花基地的考察团所有成员。“契卡”逮捕的原因就是这些人都是对“契卡”持有异议的人，而且这些人都没有支持布尔什维克当权，是传统的、旧时的“反动分子”。列宁同样在党内人士的压力下，不得不予以过问，电询当地“契卡”：“只能把那些有罪的人关进监狱。”12月21日，数经拖延后，“契卡”答复：“在考察队专家的活动中没有发现任何反革命活动。”结果，才是放人。

上述“契卡”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有着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全国肃反委员会也好，地方“契卡”也好，对知识分子是持敌对态度的，都是把他们与各种资产阶级政党领袖放在一起，视同一类，都遵循了列宁在1918年反复重申的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原则”；二是，“契卡”对知识分子的监控与镇压有着明显的“预防性质”，抓起来再说，镇压掉了再说，有“无产阶级专政”这杆大旗护着，大方向不会有错，即使有人告状和追究，也是极少数，“纠偏”就可以了；三是，列宁的为数不多的干预过去被认为是对“契卡”的监控，是纠正“契卡”违法和越权行为的“英明之举”，但从一系列案例来看，列宁的这些“干预”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与此同时他从没有说过，在总体上把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代表的监控和镇压是错误的，应该停止。

愤怒抗议的高尔基

进入1919年后，“契卡”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镇压更为频繁和积极了。高尔基对“契卡”，尤其是“契卡”地方组织的无法无天和非法杀人的层出不穷的事件愤怒填膺。他冒着极大的危险给列宁写出了一封又一封的信件，不仅是替遭到无端逮捕的知识分子求情，更重要的是对“契卡”的行为表示愤怒和抗议。

1919年9月，“契卡”“以反对苏维埃政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义，逮捕了数十名最著名的俄国学者。这事件在俄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动荡与不安。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通科夫请求高尔基写信向列宁求情，高尔基当即写下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件。信中写道：

对我来说国家的财富、人民的力量就体现在它的知识分子的力量的数量和质量上。只有当革命促进这些力量的增长和发展时，革命才有意义。对待科学界的人士需要（尽）可能地爱护和尊重——在我国，正当十七岁的孩子们在走进军营和国内战争的屠杀之中时，因而在这里知识分子力量的增长将是长期缓慢的，这就尤其必需。我们这是在拯救自己的生命时，割掉自己的脑袋，毁掉它的大脑。

我坚决地抗议这种毁灭人民的大脑的策略，即使不这样做，我们在精神上就已经够贫乏的了。

大量的精密科学的人士，就像科学本身是中立的和客观的，这些人都是不过问政治的。他们中多数人都是老者和病人，监狱会让他们死亡，他们已经因饥饿而相当的衰弱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站在这些人的一边，我宁愿被捕和坐牢，也不愿对杀害俄国最优秀和最宝贵的力量表示沉默。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红色分子”和“白卫分子”一样也是人民的敌人。当然喽，我个人更愿意被“白卫分子”消灭，但“红色分子”也不是我的同志。

在这封信中，高尔基语气强硬、态度坚决，而且显然都是与列宁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决策大相径庭的。所以，通科夫在9月11日与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一起去见列宁时，一直没有敢将这封信交给列宁，怕列宁看了此信后，他们的谈话就没有好结果了。直到临走前，他才把信交给了列宁。列宁当即读完了信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一笑说：“高尔基以前就是个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现在依然如是。噢，他身体怎样？……代我问候他……”

9月15日，列宁对高尔基的信作出了答复：

瞧你想的，多大的苦难！多么的不公正！让知识分子坐几天，甚至哪怕是几周的牢是对杀害成千上万工人和农民的一种预防……不。让这样的知识分子坐几周的牢不是罪过，如果为了预防（诸如“红色哥尔克”）的阴谋应当这样做的话……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及其帮凶、知识分子、把自己充当民族大脑的资本的走狗的斗争中，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力量才会成长和壮大。

列宁的这些话实质上是在为“契卡”对知识分子的逮捕和镇压进行辩护。他提出了“契卡”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逻辑：“预防阴谋”或者“预防犯罪”。列宁和高尔基的根本分歧显现无疑，对列宁来说，知识分子不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大脑，而是各种可能发生的阴谋和杀害的土壤，因此对他们实行“预防阴谋”、“预防犯罪”就是行之合法，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防卫。在这里提一下列宁对“知识分子”一词的用法，不是没有意义的。“知识分子”在俄语有两写法，在这封信中（事实上，在他这时的一系列文件和讲话中），列宁使用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卑称，即是表示说话者对知识分子的一种鄙视、蔑视的称呼，一种瞧不起、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俄语字母无法书写，特此对原文中的一段话予以简明表述。）

上述彼得格勒数十名学者被“预防逮捕”的起因是“他们向协约国呼吁”。高尔基有一封没有署日期的信件，从信中的内容来看显然是对列宁信件的答复。他对彼得格勒学者“向协约国的呼吁”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有过呼吁，但“他们并不认为邓尼金、高尔察克以及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敌人是国家和人民真正利益的代表者，尽管他们也不是共产党人管理国家手段的拥护者。他们不去为苏维埃政权服务，是因为他们认为大多数共产党员是游手好闲的人、不学无术的人，而主要的是些骗子坏蛋。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也不奇怪，工人对待共产党员的态度同样是否定的，就像是对他们从前的主人。但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人毕竟向协约国表达了他们不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拥护者。”

在1919年全俄国作为统一军营国度的时间里，显然只有高尔基敢于对列宁和苏维埃政权说“不”。高尔基并不因为有了列宁的明确表态，而停止说这个“不”字。除了拯救被捕的、被关押的知识分子外，他还对苏维埃当局以“住房紧一紧”的政策，让“契卡”予以执行、大规模没收知识分子的住宅的行动不断表示抗议。在1919—1920年间，他自己或者以“彼得格勒改善学者生活委员会”的名义给列宁和有关机构写了数十封信件。他呼吁当局不要查抄和没收学者们的住房：学者的办公室，学者的图书室是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这些地方他们就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了。对于“契卡”的查抄和没收，高尔基在一封信中写出了自己尖锐的指责：“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除了过分地刺激一些人，而让另一些人腐化堕落外，我们什么也建立不起来。这里所说的腐化堕落，我是指从住宅里偷盗家具设备。”

1920年四、五月，“契卡”以“怀疑欲逃跑至爱沙尼亚”的罪名逮捕了著名外科医生费奥多罗夫，高尔基又再次给列宁写了“请求信”。总之，这样的请求和申述对列宁来说已经到了不堪其扰和难以忍受的程度了，高尔基事实上已经从不合时宜的人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了。

被放逐的高尔基

1920年，列宁五十岁。《共产国际》杂志把高尔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作为社论予以发表，同期还发表了高尔基的另一篇文章。

同年7月31日，列宁对这两篇文章作出了最尖锐的回答：“我在征集签名之后，向政治局提出如下建议：中央政治局认为《共产国际》第十二期刊登高尔基的两篇文章，尤其那篇社论，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两篇文章不但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东西，相反有许多反共产主义的东西。今后，此类文章绝对不得在《共产国际》上刊登。”

是什么文字如此激怒了列宁，让一贯“哈哈一笑”对待高尔基指责的列宁对高尔基采取如此激烈的措施？尽管《列宁文集》中收录了列宁的上述建议，却没有指出，即使是在注释里也丝毫没有一句高尔基文章的具体内容。也许，看一下列宁愤怒指责的“尤其那篇社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中的一系列文字，就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结论来。

就我个人而言，列宁作为社会改革家的作用要低于他作为世界革命家的意义……对于列宁来讲，俄国只不过是他在全世界各地已经开始搞的实验的材料。以前，这一被对俄国人民的怜悯心情所掩盖的想法曾令我愤怒，但当我观察俄国革命事件是如何进展、扩大和深入，正在越来越强化地激起和组织起那些能够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力量，所以我现在认为，如果俄国注定要成为实验的对象的话，那把这一责任推到力图将俄国劳动大众潜在的能量转化为能动的和实际的能量的人身上是不公正的。

错误，如果需要谈错误的话，没有罪行。列宁的错误是诚实之人的错误，而在世界上尚没有一个不犯错误而行事的改革家。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等人又怎样？他们是像真正的坏蛋，像职业杀手不犯错误地行动，但让全体人民去谴责寒冷和饥饿的痛苦，去继续公民的内讧，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除了“布尔什维克”，在俄国没有能够夺权和激发起疲惫不堪的国家去从事高效劳动的能量。

这个人在工人的集会上讲话——他讲话的通俗易懂、强硬、逻辑之冷峻令人惊讶，但是，在他的所有严厉的话语中我从未听到任何粗鲁的蛊惑、任何花言巧语的陈词滥调。他始终在讲一事件：必须连根消灭人的社会不平等以及达到目的的途径。这个古老的真理在他的口中是激烈的，不可调和的：你总会觉得，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它，而且你也觉得，他的这一信仰并不刺眼，是宗教狂的信仰，但这是学者的，而不是形而上学者的，不是神秘主义者的宗教狂。我觉得，他几乎对个人的人性不感兴趣，他所想的只是党、群众、国家，而在这方面他具有作为思想家—实验家的预见天才和天才的直觉。

政治领域中无畏才智和锐利的洞察力是列宁的性格的基本特征。

列宁比我同时代中的任何人都伟大，虽然他的思想，当然，首先是那些被耽于幻想的人称之为“目光短浅的实际的”政治想象所占据……列宁全部生活的基本目的是全人类的幸福，他必然应该洞察到在那遥远的将来这一过程的结局，而他的整个身心所系就是为这个开端服务。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在这个概念里把个性的所有力量都融进一个思想——普遍的幸福的思想的话。

作为严峻的实事求是者和机智的政治家，列宁正在逐渐成为传奇人物。这——好。

列宁有时也把人的好品质评价过高，但他几乎总是持否定的评价，而且看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这就必然会被那些他在未看到他们的工作结果而对其作出否定评价的人们所证实。这也许可以证明，列宁对人们的坏品质要比好品质敏感，但这也说明，对他来说，坏人总是要比有用的人多得多。有时，在这种激烈的政策中也显现出对人的几乎是女性温柔的火花，而我也相信，恐怖对他来说也是不能忍受的痛苦，尽管这痛苦被非常巧妙地隐藏着。

任何的杀戮我都本能地厌恶，但是这些人是受难者，而我的良心永远不会去谴责他们。

许多人认为，这是无为。而我以勇者奋不顾身的荣誉开始自己的革命情绪鼓动者的工作。曾经有个时候，对俄国人民的天生的恻隐之心迫使我认为无为几乎就是犯罪。但是，现在，当我看到，这个人民较之自觉的和诚实的工作，大大善于忍受痛苦的时候，我重新为勇者神圣的无畏唱赞歌。在这些勇者中间，列宁是第一个和最疯狂的一个。

在这篇为列宁五十岁寿辰而写的纪念文章中，高尔基不仅谈了对列宁个人性格、能力和行事方式的评价，更是通过这些文字写出了对十月革命，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红色恐怖”的评价。从上述摘引的文字里，不难看出几点：第一，高尔基认为，作为一个人来讲，列宁几乎不关心“个人”、“人性”；他更习惯于看人的坏处而不是看人的长处；第二，列宁是个无畏者，而这种无畏使俄国人民（主要是农民）更善于忍受痛苦，而不是去劳动；第三，列宁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改革家，而不是革命家；第四，列宁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在俄国的土地上进行一场“全欧洲的社会革命”，这是一场列宁已经开始却不能看到结局的“实验”；第五，列宁所搞的“红色恐怖”是高尔基所坚决反对并深恶痛绝的；第六，俄国正在进行的一切是“无畏者的奋不顾身”，列宁在其中“身列首位和最高位”，是“最疯狂的一个”。

但在这篇“祝寿词”中，高尔基根本就没有提到下述几点，而这几点正是列宁所日夜为之奋斗、竭尽一切力量加以实现和捍卫的。第一，高尔基并没有认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他只是说，这是一场“实验”；第二，高尔基没有提“无产阶级专政”，反而谴责“恐怖”、“一些人为了自由去杀害另一些人”的“杀戮”；第三，高尔基没有谴责与资产阶级密不可分的“知识分子”，反而为他们竭力辩护；第四，高尔基没有歌颂当时列宁正振臂高呼并热切期望的世界革命，而是把这种革命缩小，甚至贬低为“欧洲革命”。

此外，在这篇作为社论的祝寿词中，高尔基所用的语言也是赞颂与抨击糅杂，论述与讥讽并行，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高尔基对苏维埃现实生活的不满意和难以忍受。这样一篇祝寿词当然是正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有反对派”、“一党专政”的列宁所不能接受的，更令列宁恼火的是，在这篇文章中高尔基反复强调他对列宁有多年的了解，有关对列宁的文字都是客观的、真实的。而在列宁看来，这篇祝寿词就具有更强烈的蒙蔽人们眼睛的作用。所以，他愤怒之下对高尔基下了禁令，封杀他的文字。

在7月31日列宁的愤怒之后，解决高尔基的问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但对高尔基不能采取对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的“红色恐怖”政策，于是列宁决策了一种新的，但也是俄国古老传统的“流放”政策——在鲜亮光彩的关怀声中，把高尔基送出国门，不得再返回。列宁在实施这一决策前反复给高尔基写信，动员他出国“养病、治疗”。其中一封信这样写：“您的信件和结论以及您的所有印象都是病态的……人们对您说。您该换个地方，您没有置身于直接观察工农，即俄国9/10居民生活中新事物的处境之中，但您固执己见，您未能做到。”在这种谴责之后，列宁动员高尔基出国：“彻底的改变环境、人群、居所、事业，否则可能会彻底厌恶的。”这最后一句话是模棱两可的，列宁在这里少用了一个词——是生活会彻底厌恶的，还是您高尔基会让人彻底厌恶的。这种模棱两可也许是一种警告式的暗示。但是，高尔基究竟是不领情，还是没有理解这种暗示，目前没有直接的文字来证明，但他坚持不出国。高尔基坚持的理由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要尽力拯救不幸和苦难中的知识分子朋友。于是，列宁给他的信件中就写得更明确了：“您都咯血了，您竟然还不走！这真是，真是，太过分了，不合情理了。”

最终结局是，“契卡”安排了高尔基出国的一切时宜，并很快把高尔基送到了国外。对于这种出自列宁亲自关怀下的安排，高尔基既不满意又无可奈何。被送到国外的第二天，即1921年10月17日，高尔基在给朋友拉德日科夫的信中表示出了这种困惑：“他一年多以来一直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固执坚持要我离开俄国，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日理万机的他怎么会老想着，谁在什么地方，得什么病了，需要休息。”

所以，高尔基的“出国疗养治病”实质上是列宁的一种“温文尔雅的放逐”，因为他成了列宁实施对知识分子政策和“契卡”执行这种政策的难以对付的麻烦。在高尔基被“放逐”后，列宁很快就指示制定了“被放逐者不得返回俄国”，私自返回者将予以枪决的法令。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列宁生前，高尔基出国后再也未能回到俄国。所以，对高尔基的“温文尔雅的放逐”只不过是一种先声，它开启了苏维埃政权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新一轮的政治斗争。

“不容许有反对派！”“不搞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1919年，列宁、苏维埃政权、“契卡”与知识分子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年的春天，列宁更明确地描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阶级的鉴定”、“历史的评价”，他说：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在这一年3月发表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中，列宁以很大篇幅谈了不能对中农实行暴力和专政，强调“单靠暴力是行不通的”，但是对知识分子的评价却是变得不仅更为强硬，而且继续主张监控和暴力：“任务是极为困难的，要完全解决它，需要几十年！要解决它，必须造成一种力量，建立一种纪律，即同志纪律，苏维埃纪律，无产阶级纪律，这种纪律不仅能在肉体上镇压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而且能完全控制他们，使他们服从我们，沿着我们的轨道行进，为我们的事业服务。”

这时，列宁反复提出要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把知识分子用作社会主义建设的“砖”。但这种利用并不是赋予知识分子与工农等同的、平等的地位，只是迫使他们“为我们工作”。这里没有政治上的信任，列宁的话说得十分清楚：“先生们，你们不仅可以相信立宪会议，而且也可以相信上帝，但是请你们做你们的工作，不要搞政治。”

列宁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固定看法渊源于他的一个“阶级原则”——或者说“阶级出身的原则”。在“十字军讨伐”的进程中列宁不断地解释了这种原则：“有文化的人所以屈从资产阶级政治，受资产阶级影响，因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环境中，并通过资产阶级环境获得自己的全部文化的。这就是他们总是站不稳脚跟，向反革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让步的原因所在。”这些话的实质意义是：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以前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人出自于这个污泥坑，因此他们的依附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性质是不可更改的。所以，知识分子就成了“契卡”镇压的“怠工者和反革命”的主要对象。

对于这种“利用”，当时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能接受的。一位叫杜克尔斯基的农学院教授在给列宁的信中这样写：“他们被你们统称为有瘟病的‘知识分子’，你们唆使出身于旧巡警、巡官、小官员、小店主（省内很大一部分‘地方政权’往往是由他们组成的）的没有觉悟的新党员反对他们，他们受辱受苦的全部惨状是难以形容的。经常不断的荒诞的检举和控告，毫无结果但却极端侮辱人的搜查、枪毙、征用和没收的威胁，对私生活最隐秘方面的干涉（驻在我任教的学校里的部队首长要我和妻子必需睡一张床），这就是高等学校的许多专家直到目前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环境。”这位教授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首先要纯洁你们的党和政府机关，清除那些毫无良心的同路人，处置那些以共产党旗帜为掩护，不是卑鄙地侵吞人民财产，就是愚蠢地进行荒唐的捣乱来破坏人民生活根基的损公肥私者、冒险家、走狗和强盗。如果您想‘利用’专家，那就不要收买他们，要学会尊敬他们，把他们当人看待，而不要把他们当作你们暂时需要的牲畜和工具。”

杜克尔斯基的这封信，与高尔基的一系列信件几乎是同一个主题，同一种声调，同一种语言，它所要表达的就是对“契卡”非法监控和镇压知识分子的胡作非为以及列宁“利用”知识分子的政策的抗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所谓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而是“契卡”无产阶级专政人为造成的难题。

列宁在《对一位专家的公开信的答复》中坚决不同意这位教授的意见，他坚持他的决策和“契卡”的做法：“怠工是知识分子和官员们发动的，他们大多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种说法包含着阶级的鉴定、历史的评价，它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但绝不能把它当作诽谤或咒骂。工人和农民痛恨知识分子的怠工是必然的，如果可以‘归咎于’谁的话，那只能‘归咎于’资产阶级及其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帮凶。”对于军队拿走教授家的一张床，让他们夫妻同睡的事，列宁的回答更具坚定的“阶级鉴定”：“他们在闻所未闻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捍卫着社会主义共和国，难道他们没有权利弄一张床作短时间的休息吗？不，士兵和他们的首长是对的。”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支持并鼓励了这时在俄国普遍存在的借革命的名义，大发其财的“契卡”人员和数量庞大的“人民委员”。总之，在列宁的笔下，在这里，知识分子依然是资产阶级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帮凶”。所以，不用说一张床了，就是整栋住宅都没收了，身家性命都受到监控和镇压，也都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工农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

在1919年年中，苏维埃国家专政的职能就几乎完全集中于“契卡”。在危急状态下，列宁下达的保卫国家的紧急指令都是给“契卡”的。1919年4月，列宁在以“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电话中这样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正积极参加煽动罢工、煽动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活动。鉴于既得的情报国防委员会命令采取最紧急的措施，以粉碎任何进行爆炸，毁坏铁路和煽动罢工的企图。国防委员会命令各级肃反委员会提高全体工作人员的警惕性，并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国防委员会。”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断然重申：“我们不容许有反对派。”他对知识分子的警告是：“你是不对的，你不能帮助我们，你滚到格鲁吉亚去，滚到高尔察克那里去吧！不然你就坐牢！我们会办到的。”1919年7月，列宁在那封给各级党组织的著名信件《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中甚至明确指示：“有些非布尔什维克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非党人士曾经在高尔察克或邓尼金那里待过，特别应利用他们所提供的证词。”所以，这一时期“契卡”经办的案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对这些党派和“依附于”它们的知识分子监控和镇压的。

这一时期，列宁更频繁地要求对作为知识分子温床的这些党派，“要加倍、十倍地严密监视。要十倍地提高警惕”。在对专家的利用上，手段升温：“在军事专家中像在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一样，一定也会出现更多的叛变者……成百上千的军事专家在背叛我们，而且将来还会背叛我们。我们会把他们抓起来，枪毙掉……”除了军事专家外，列宁对国营农场的人员和职员也不放心：“对他们要像对军事专家一样，从其反革命性着眼严格监督。”列宁还再次重申了“扣押人质”的必要性：“在危险激增的情况下，从各方面来说都必须经常大量使用这种手段。”

更能体现这一时期列宁对知识分子监控和镇压政策的是他关于“一党专政”的话。1919年7月，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厉声为“一党专政”辩护：“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像你们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列宁说，布尔什维克党即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来吓唬农民的“稻草人”。

列宁在坚决反对“统一战线”的同时，重申了必须坚持“恐怖手段”：“责备布尔什维克破坏自由的人，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人，即建议同那些动摇不定、在俄国革命史上两度倒向资产阶级的分子实行联合的人，很喜欢责备我们采取恐怖手段……全世界资产阶级为了使剥削者在俄国复辟和扑灭现在甚至已经威胁到他们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焰，正在干种种野蛮的、罪恶的、横暴的勾当。这就是恐怖的根源，这就是应对恐怖负责的人！”所以，列宁宣称：“不，我们决不放弃恐怖手段，因为我们知道，这样会使高尔察克之流和邓尼金之流获得暂时的胜利！”列宁所指的恐怖手段包括死刑——枪毙：“在最残酷的国内战争正在进行、资产阶级阴谋引入外国军队来推翻工人政府的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居然不用死刑来惩罚这种行动，是可以想象的吗？”

所以说，在这个火热的1919年的夏秋之交，“契卡”对知识分子的监控和镇压达到了空前的激烈程度，此类案件的激增，社会上对“契卡”的越权和违法行为的争论和抗议也与日俱增，这不能不与列宁的决策、他对“契卡”行动的指导和干预以及多次的、多方面的辩护相联系。

列宁对高尔基采取的那种貌似关怀的知识分子政策，那种“温文尔雅的放逐”真的是太不合时宜了。对于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知识分子群体的抗议和说“不”已是不可再容忍的事了。列宁的决策将随之改变，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将转向另一个轨道就是迫不及待的事了。

《炎黄春秋》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