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思考

对新时期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思考

对新时期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思考

王义遒⁽¹⁾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展15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依然紧迫而必要，特别是在解决怎样做新时代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要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作用。与20世纪末单纯从教育改革角度提出问题相比，新时期的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大国的历史任务的“战略主题”，极大地提高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当前，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要加强时代性和针对性，在具体措施上既要沿用原来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方式，又要结合新时期师生的特点大胆创新。

一、15年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回顾

1995年9月，原国家教委在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正式开始。这项工作的内涵“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项工作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有：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贯穿于专业教育始终、校园环境与氛围建设和组织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等。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内化”、渗透和融合，注重陶冶精神、气质和品格，体现一种“人文教化”的思想。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界针对我国教育和社会状况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和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教育实践。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化素质是全面素质的基础，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按照这项工作的推动者、组织者和支持者，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的话来说，这是一项“切中时弊、顺应潮流、涉及根本”的工作，即它是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过于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急功近利、教育成为“制器”而非“育人”倾向的“时弊”；符合国际上“博雅教育”、“通识教育”与“全人教育”等“潮流”；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给人以正确做人和处事的基本态度、知识和能力的教育，使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谐统一。

15年来，这项工作经历了从试点到全面普及和提高，从开展第二课堂、课外活动到正式列入教学计划，从强调“三注”、“三提高”到“三结合”的深化过程，应该说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这项工作受到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欢迎，文化素质教育活动蓬勃开展，申报设立“文化素质教育基地”的高校积极广泛（全国已批准建立基地93个，涉及高校157所），高职高专院校也踊跃投入这项工作；推动了高等学校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高校狭隘的专业教育模式，促进了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使素质教育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深入人心。正像不久前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在“2010年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融合”高层论坛上指出的：“实施文化素质教育，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促进了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深入，人们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战略意义；他要求“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大力推进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之所以能取得这样难得的成绩，首先是由于教育部行政领导的倡导、推动、指导与支持，他们根据现实情况不断提出新问题、新思路、新举措，使这项工作不断推进。教育部及时成立了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团结组织了一批积极分子，不仅积极开展全国和地方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经验交流，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研究，使工作逐步深入。各类学校领导也很重视，党政组织一起抓，调动全校积极性，教学、思政、学生、后勤等部门互相配合，齐抓共管，许多学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建设很有成绩和特色。所有这些都说明，教育部行政领导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体现了中国特色！

二、新时期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我国已是世界上在校生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大国。为什么15年前提出的“切中”当时“时弊”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还要“大力推进”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文化素质教育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还要根据新时期、新形势对文化素质教育不断提出新要求，从而对这种教育的意义、内涵、途径和方式等进行适当调整。实际上可以说，文化素质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随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是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任务”的。

当前的新形势是：虽然我国在GDP总量上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远远还不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30多年经济的迅速发展说明，为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现有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但从进一步发展来看也存在着极大问题。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有创新；不仅在发展生产力，在生产组织、收入分配等经济体制上要有进一步的大胆创造，就是在“13亿富裕起来的人怎么过”这样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上也要有全新的构想。怎样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实现政治民主化也是一个崭新课题。只有解决了这些课题，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持续发展，使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都需要创新，需要思想、理论、观念、体制机制、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全面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这两件法宝。这当然是一个文化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我国必将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对世界文明作出更重要的贡献。此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掌握科学技术的人们必须对社会、人类和自然具有极高的责任心，才不致有意无意对他们造成伤害。这就对新时期的国民素质，其中最基本的是对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高等学校在校学生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远还不是国民素质最高的文明国家。实际情况是：我国国民的科学素养比欧美各国低（根据10年前调查，在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的理解上尤其落后）；现在社会上迷信盛行，坑蒙拐骗每每得逞，求神拜佛不是为宗教信仰，而是为了保佑个人升官发财等；诚信与严谨扫地，得过且过，崇尚不劳而获、一举成名的风气泛滥；错别字铺天盖地；色情表演、丑陋鄙俗的现象无处不在；学术腐败现象也屡见不鲜。

从学生方面来说，根据前两年对大学生教育教学质量的调查结果看，这些年社会对大学生诟病的，主要还不在于其掌握的基本概念不扎实、实践能力不足等业务教学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充分重视，并加以解决），而在于：由于生活稳定，缺乏政治热情、远大理想和人生目标，常“跟着感觉走”，跟着时髦走；个性张扬，思想开放，但心理脆弱，对同学、社会冷漠，自我管理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所缺失，公德意识淡薄，举止散漫，行为随意；讲实际、重功利，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重金钱、地位、享受、关系、权势，以致不少学生组织中滋生“贿选”现象；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缺乏诚信，频繁跳槽有不少怨言；在学习上则表现为无目的性，草率浮躁、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主动性差、不用功钻研，应付考试、混文凭，甚至抄袭、代做作业、考试作弊之风蔓延。

社会和学生中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教育的薄弱。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针对当时青年犯罪问题指出：“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现在，一方面是，新时期从现代化国家建设任务，从大国的国际地位与责任和从科学技术影响力的提升等方面出发，对我国公民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为适应这种高要求所做的准备严重不足。更有一些“愤青”缺乏科学历史观，在我国经济迅速增长面前表现出不可一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难以胜任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责任。这些矛盾说明，文化素质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正是针对这样的问题，需要进行“怎样做中国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的教育。在这方面，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最近中央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文化素质教育正是实现这个战略主题的重要一环。

因此，新时期仍要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特别是在解决怎样做新时代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要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作用。与20世纪末单纯从教育改革角度提出问题相比，新时期的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现代化大国的历史任务的“战略主题”，极大地提高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三、新时期文化素质教育的时代性与针对性

文化素质教育要解决“怎样做中国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的问题。为什么文化素质教育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呢？这需要从什么是文化说起。

“文化”这个词的定义大概不下几百种，《大英百科全书》甚至不单独设条目，可能认为这是常人都知道的普通词。但在众多不同的文化定义中可以看到有两种差别：一是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后者专指精神财富，泛指一般知识和教育程度（《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二是凡“人的创造”，“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如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费孝通所说西方人的“文化”概念，“说到底是‘人为，为人’四个字”也是这个意思），这样，“文化”就是中性的了，可以有“好文化”，也可以有“坏文化”。也有人认为文化都是好的，是“财富”，是经过人类历史筛选、积淀的，是有益的、善良的，甚至是高贵美好的（法国近代文化名人马尔罗说：“所谓文化，首先是一种使人世间高贵、美好的东西得以发现、传承和扩增的善良愿望”）。笔者认为，我们中国人认识“文化”大概是从《易经》中“文明以至，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这句话中引出来的，文化就是“人文化成”。因为“人文”是人类脱离、超越禽兽的举止、行为和表现，“文化”则可以理解为是以人文化成天下，即“教化”，亦即“人化”。根据这样的理解，文化应该是好的、高尚的精神财富，文化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优劣、高贵与低俗之分；“坏”的、“低俗”的东西不能叫“文化”，是垃圾，是在糟蹋文化、亵渎文化。但是，文化可以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是从时代意义上说的。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的地域和族群，有与他们相适应的不同文化的差别，我们应当尊重不同历史，尊重不同族群，这就要求尊重不同文化！所有这些文化，都是体现人区别、超越一般动物的标志；所以人离开、超越一般动物越远，文化越高。很自然，那些做出了亵渎文化勾当的人，会被人贬斥为“不是人”！

“文化”既是“人化”，其基本元素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要素。按照大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说法，这种元素有三条，即知识、德行与虔敬（有时也表述为学问、道德和虔信）。知识，包括人的理性思维，人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科学认识；道德则表现为人能节制和约束自己，能平等对待他人，对待万物和自然，符合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行为规范；夸美纽斯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所谓的“虔敬”，当然是指对上帝而言，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展为指对一种包括对真理和正确价值观在内的信仰的坚定信守，对触犯背离这些神圣底线所必要承担的后果的畏惧。我国传统文化虽没有如此明确的对人的要素的表述，但相似的思想是存在的。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也可以说是和上面三条对应的。这里特别要强调，除了理性和科学认识之外，懂得自我克制和约束，以及有信仰和敬畏之心也是人区别、脱离和超越于一般动物的重要条件。“食色性也”是人的动物性的反映，如果不会自我克制与约束，为所欲为的“食色”，人就与一般动物无异。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否定传统文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文明扫地，流毒至今犹存；当前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负面影响，使得少数人丧失基本文化要素，肆无忌惮，毫无德行，只知谋取个人利益。所以当前的文化素质教育，首先就是要用文化元素来武装全体大学生。

其实，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文化传承、文化育人，即教化，就是让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验、知识代代传下去，并加以创新、发展，使下一代人生活得比上一代更好，不断进步！教育的这个定义符合一些先哲的说法，如康德的“教育使人成为人”，夸美纽斯的“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这后面的“人”当然是指超越动物性的社会人，就是能正确做人和做事的人。这个定义也符合马克思所说的，教育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体现了教育的个性和社会性要求的统一，教育的人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也完全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因此，文化素质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

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文化传承：给学生以知识、德性和虔敬。在高等学校，就是要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和科学素养，使他们能遵守国际化时代公民的道德准则，笃信科学人生观与价值观。具体地说，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对未知世界怀有强烈好奇心，迫切期待学习、发现和创新知识；通晓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自然变化的基本规律，掌握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方法——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鉴赏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领会人间和自然的美，感受真、善、美；同时，要让大学生树立符合时代精神和世界发展趋势的人生理想，遵守社会、民族、国家和国际公认的道德准则，具有高度自我约束和节制能力，虔诚信仰科学价值观，尊重人生价值，绝不违背做人的准则。这就是国际化时代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为人处世的基本素质与能力。

当前，针对“80后”、“90后”的青年，特别要强调以下几点。①有责任心。树立对个人、群体、国家、人类和自然的强烈责任心；负责，这也是做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的基础和体现；在国际化时代，大国公民的负责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②讲诚信。养成诚实无欺、践行承诺、恪守约定、言行一致的美德，这是社会人的基本道德，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法治社会公民的基本行为规范，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③独立。凡事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不依赖别人，不盲目从众、从权威、从领导；考虑任何事情要从基本国情出发，可以借鉴他人经验，但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④要创新。创新不只是科技创新，做任何事要达到理想的正当目标，就要实事求是，就要有创新。创新是一个人的重要素质，体现在精神和能力上，尤其对于从事着前所未有事业的当今中国青年更为重要。

有人认为，当前造成年轻人和大学生中一些不良倾向的不是学校而是社会，因此，试图通过文化素质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是要求过高，不切实际的。他们认为文化素质教育不能承担过多的责任。笔者认为，这些意见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大学既要培养承担未来社会建设者的责任，大学自身就必须富有担当感和勇气，努力地、脚踏实地地进行这样的教育，使培养出来的人适应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到高于现实社会，引领社会。

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素质教育在做法和方式上应当有所讲究。这种教育固然需要知识的传授与说理，但其核心却并非在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在于培养学生树立向上、美好、善良、崇高的情操与品格，并在他们懂得道理以后付之践行。这就需要感染、领悟、陶冶，要潜移默化地“化”，要使人能从理智出发为求得大自由而放弃小自由，严肃做到自我克制与约束。对已被社会负面影响污染了的年轻人，文化素质教育实际上起着一种心灵洁净与纯化作用。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很高的，我们必须讲究方式、方法。

四、当前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法

在充分运用15年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新时期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实施需要根据新情况作必要的推敲。显然，在新时期，这项教育更需要运用学校的整体力量来进行工作，所以这里的关键在于高校领导要有高度清醒的文化自觉，明白学校所承担的艰巨的文化任务。首先，高校要坚决杜绝“反教育”的行为，须知学校一旦出现这种行为，其所做的一切正面教育都将成为一句空话，付之东流。为此，高校领导不仅要有清醒的头脑，而且要有胆识，成为抵制社会不良倾向、敢做敢为的教育实践家。

在此基础上，文化素质教育原来行之有效的渠道和方式仍然可行。这里包括：①课程仍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通过开设文化素质教育通选课程（现在不少学校称为“通识课程”）进行从知识升华到品格的教育；②开展第二课堂，组织讲座、课外阅读、文学艺术欣赏等，通过高雅的课外文化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品格；③在专业课程中渗透融合文化（人文与科学的教化）精神，使所有课程的教师都能发挥文化素质教育的功效；④通过学生课余广泛的社会生活，以及各种组织、社团的实践活动，促进师生群体的相互作用，增强学生的交流和实践能力；⑤优化高校整体育人环境，包括学风校风、校园景观、人际关系等，创造全员教育和全国教育氛围，使学生在高尚和谐的环境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提升其文化修养。

关于文化素质教育通选课程的组织，不同类型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和培养目标开设不同要求、类型、模块的课程，课时分配与安排可灵活处置，教学方法可多种多样。一般说来，通选课程应包括文学艺术、历史社会、哲学思维、自然科学、文化交流工具、生理心理等内容，可以组成几个模块，其中最主要的是能传承和弘扬中外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课程，它们都是形成文化元素的关键所在。文化素质教育在课程教学中应要求学生阅读大量书籍和文章，有条件的学校还应尽可能开设小班课，要求小论文写作和进行课堂讨论。这些课程的核心要求不是简单地进行知识传授，而要注重知识的升华、内化为品格和素养。这同时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目前，大多数高校没有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文化素质教育教师队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高水平、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教师的标志主要有两条：有学问，爱学生。这类教师的欠缺将是高校的长期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补救办法是打破教师单位所有制，提倡从社会上聘请合格的兼职教师，一些学校还可以联合共同聘请教师，相互兼职；一些专业课程的教师也完全可以胜任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实际上，一些课程，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本身就可以作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由于对这些课程的教学要求与一般专业课程不尽相同，需要对这些教师进行必要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培训，并且在绩效考查中采取一些有区别的标准与做法。

在专业课程中渗透文化素质教育的精神不仅可以调动专业教师在文化素质教育中的积极性，而且，专业课程本身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所有专业课程都兼有文化素质教育的功能，专业课程中渗透人文精神是专业课程的应有之义。对于大多数高校而言，专业课程是学校教育教学中分量最大的课程体系，有专业教师的参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力量会更强，作用会更大。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是学生“养成教育”的重要手段，学生们通过活跃的第二课堂和活跃的社团活动感受和欣赏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积极进行交流互动，不仅可以大大开阔眼界、陶冶性情，而且锻炼了交流服务和实践能力。在一些名校，学生从同学之间互相学习和相互影响中学到的往往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还要多些。深入的科研开发、社会调查、文化考察、志愿者服务等科技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学会正确做人做事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校史、校风与校园文化景观的建设与维护，对学生具有重要的潜移默化作用。但是，对所有这些环境和氛围建设，我们一定要重视形式和内涵的高度统一，要把握“神似”原则，即要把教育意义放在首位，切不可只讲形式。

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一定要与对学生的严格管理相结合。现在许多高等学校不敢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怕对违纪和犯法的学生进行了处罚而造成意外事件。“教不严，师之惰”，对违纪现象的姑息容忍只能助长不良风气的蔓延，丧失了教育机构的重大职责。因此，只有把教育与管理，疏导与防范适当结合起来，才能使素质教育真正发挥作用。

目前，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管理方式不一，机构有别：有的由教务部门统一管理，有的由学生工作部门管理。但不管怎样，在指导思想上，文化素质是学校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贯穿渗透到学校全部工作中去，需要动员全校资源与力量。学校领导要把“育人”放在学校工作的核心，因此，作为整个教育基础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应该由党政领导统一抓，要用统一的教育理念，统一的规划、计划整合教学、思政、学生工作与后勤等部门的力量，结合班级、党团组织进行分工协作。要有统一的管理机构进行日常管理协调，机构的具体形式和归属可以因校制宜，但以放在教学管理部门更为合理，这有利于统筹安排课内外和教学计划内外的各项教育教学活动。

综上所述，作为学校，就要“育人为本”，把育人放在整个工作中的首位。树立了这样的思想，就能把新时期的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做得更有成效！

【注释】

(1)王义遒，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指导委员会原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