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原会与水西会

青原会与水西会

第二节　大型讲会：青原会与水西会

清康熙间吉安知府罗京《白鹭洲书院志序》云：“吉安郡郊多山水，山以青原胜，水以白鹭洲胜。骚人雅客与登高作赋之大夫莫不游焉息焉于其间。”赣江自吉安府城东侧流过，中间一沙洲，即著名的白鹭洲。白鹭洲上有白鹭洲书院，始建于宋嘉祐元年（1241年）。青原山在城东南二十里处，与白鹭洲隔江遥遥相对，是禅宗的胜地。禅宗六祖慧能的大弟子行思曾于此修禅，遂开出禅宗南宗的青原法统，下衍为曹洞数派。山有净居寺，为禅宗道场。然而，至明代，青原山却是阳明讲会最著名的场所。

青原山的讲会，始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等人。嘉靖十二年（1533年），邹守益与同志会讲于青原山。他在《青原嘉会语》中说：“嘉靖癸巳，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从事于君子之学。东郭子守益喟然叹曰：‘兹会也，先师尝命之矣。乃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兹惟艰哉。凡我同志，相与无忘于师训。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是能致其良知。’”^[54]据此，则王阳明曾经有过讲学青原山的愿望。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曾经做过短暂的吉安府庐陵县知县。讲学青原山的愿望，大概是在那时候产生的。此后，王阳明“数过青原讲学，邹东廓诸公翕然景从”^[55]。阳明有《青原山次黄山谷韵》一诗，诗中说：“邈矣西方教，流传徧中垓。如何皇极化，反使吾人猜。”他对于青原山作为佛教圣地而儒学反而不兴大发感慨，并寄语同行之人说：“珍重二三子，兹游非偶来。”^[56]同行的邹守益也有《侍阳明先生游青原次韵》一诗^[57]。因此，嘉靖十二年（1533年）邹守益讲学青原山，也算是克继先师的遗志。这次大会，由邹守益与聂豹共同发起。当时，欧阳德写信给聂豹说：“闻欲与东廓为青原之会，甚善。……二公会于青原，四方同志必闻风而来矣。”^[58]会上，邹守益发明“格物”、“致知”、“诚意”一贯之旨：“好恶之明觉谓之知，好恶之所在谓之恶。故为善去恶之物格，则知善知恶之知致，而好善恶恶之意诚。诚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时，即是一事。”^[59]于孔兼认为，后来吉安府“讲学者岁不乏人，吉文献弥侈于嘉隆间”，正是因为青原会的鼓动^[60]。

嘉靖年间的青原讲会，似乎没有固定的建筑物作为讲学之所，而是寄居于青原山的净居寺。因为据邹元标后来说，最早的会馆的创建是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名“西江杏坛”^[61]。后来东林学者于孔兼则提及另外一个匾额为“曲江杏坛”的讲所：“青原，吉名山也，去城二十五里。蟠蔚东南界，蜿迤深秀，幽阒无嚣。先贤尝集同志者，明学阐道于斯，盖阳明先生倡之。甘泉、东廓、念庵三先生，实共事焉。额其所曰：曲江杏坛。”^[62]估计，“西江杏坛”即“曲江杏坛”，是青原山一处大型的讲所，或即所谓的“传心堂”。光绪《吉安府志》载：“当道为创传心堂于僧舍右。”^[63]杏坛二字，无疑是借用孔子杏坛讲学一说。但是，是否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营建西江杏坛之前，长达五十余年的青原讲会都是借净居寺为场所？看来不是。郭子章记载在营建讲堂之前，青原山净居寺附近有“五贤祠”：“寺曰净居，堂曰五贤。”^[64]五贤祠，始建于王时槐，后邹元标、郭子章先后修之^[65]。五贤祠是用来祭祀王阳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五人的，最初不过是邹守益祠而已。黄奇骏《青原纪事》说：“青原讲学自阳明子，后诸公尊之，岁再会焉，复建邹文庄公守益祠。尔时一二俗僧居处，如寄鸡埘，不蔽风雨。春秋学会，割牲殿庑，净居谓何？”^[66]最后一句最有意思：学者们每年春、秋举行讲会，却在净居寺的大殿廊庑间杀猪宰羊，净居寺这样的佛教圣地变成了屠场。所以，晚明既信从阳明学又同样笃信佛教的邹元标、郭子章等人，才有移先贤祠并建讲堂于青原山前、缮净居寺这样的“荆杏双修”之举，因为“虽其门户微异，趋操少殊，而无欲无念之旨与人为善之心，杏与荆一也”^[67]。罗大纮《分修禅林讲堂议》中说：

青原重兴，予之宿愿也。会友聚讲，始于邹文庄、罗文恭两先生，不过因其胜地，以乐同志，非欲据之为馆也。后刘狮泉、胡庐山、王塘南二三先生相次主盟，皆沿故事，而后当道贤者欲大兴吾道，遂创先贤祠，廓于僧舍之右，然亦偏且隘也。……今大司马郭公听众议鼎新古殿，尽除旧馆，以全地还青原，而别建先贤祠及会堂于山前。^[68]

这次讲堂修好之后，青原讲会再次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只是，晚明的青原讲学，似乎只在秋季之九月举行，而春季不复常举：“每岁九月缙绅士子例有一大会。”^[69]

邹守益的青原讲学，虽然最初没有一个固定的讲会之所，但是却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嘉靖十三年（1534年）闰月己卯，青原山就举行了吉安府的首次九邑大会，与会者二百余人。在这次大会上，邹守益发明“孔孟宗旨只是知行合一之教”及濂溪、明道“一、无欲、定性”等概念：“一也者，良知之真纯而无杂者也；有欲以杂之则二、三矣。无欲也者，非自然而无也者，对有而言也。”^[70]从此，吉安府九县的阳明学者每年春、秋两次聚讲于此。聂豹记载：“甲午（1534年）仲春，予与东廓邹子暨九邑诸友，会讲于郡之青原山。”^[71]而且，青原大会还吸引了来自其他府的阳明学者前来参加。邹守益曾提及“春秋胜日，复合九邑及赣、抚之士，合于青原，交砥互砺，甚有警发”^[72]，则赣州府、抚州府的学者，也是经常参加青原大会的。《阳明年谱》记载邹守益“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说明青原大会还不仅是吉安府九邑、赣州府、抚州府的学者的大会，并能吸引“五郡”的学者参入。不过，五郡具体是指哪五府，就不得而知了，估计应当是与吉安府临近的诸府吧。再往后，青原大会还吸引了著名学者王畿、钱德洪的加入。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晚年喜爱游山玩水的湛甘泉以九十二岁高龄游南岳，转游青原山。邹守益时年六十六岁，率同志百人迎接，对湛若水说：“先生高年，犹殷殷访友，此可证其学矣。”离别之时，邹守益泪沾衣襟。湛若水说：“谦之何悲也，岂以余老，不复再会耶？后十年当再过子。”^[73]显然，湛若水没有机会再过临青原讲会了，他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即去世了。但是，这一次游青原山，却是青原讲会的一段佳话。王畿和钱德洪先后两次参加青原大会。一次是在戊申年（1548年），另一次是在九年之后。钱德洪自述：“戊申，与龙溪赴青原复古会，今九年而再至。”^[74]邹守益的《青原赠处》就谈及戊申年的青原之会：

二子（王畿与钱德洪）交砥互砺，以求不坠遗绪。闻吾邦惜阴之会视四方为盛，冒暑跋涉，升九华，历匡庐，以至复古，大会于青原。吉郡同志欣欣携子弟从之，而南昌、临、瑞、抚、赣之彦亦闻风胥集，相与宣畅格致宗旨。工夫缜密，本体精粹，人人若先师之临乎上也。龙溪子以病，踰月而归。绪山子泝澄江，入五云以别同志。^[75]

这一次青原会后，邹守益为当地讲学者订立了《惜阴申约》，要求凡讲学者“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76]。邹守益还曾力邀吉水学者李中（1479—1542年）^[77]参加青原讲会，李中则写了一些教言派自己的儿子带往青原山^[78]。

《传心堂约述》中说：“新建致良知之宗，吉州邹、罗、聂、欧会讲青原而其风乃昌。……湛文毅（简？）过青原，东廓行执酭礼。钱绪山、王龙溪十年两会于此，天下初愕之，而卒从之。”^[79]正是在当地学者及外地名儒的共同推动下，青原会在嘉靖年间才成为最知名的讲会之一。

邹守益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逝世以后，青原会曾经一度无人主持。王畿不得不写信给罗洪先，请求他担当会事^[80]。信中说：

自廓翁捐背后，青原复古诸会所荒落殆甚，诸友怅怅若无所归。因知此辈未必尽发真心为性命。然风声鼓动，主盟不可无人。一人倡，众人和。倡者众，和者益众。所谓道谊由师友有之，若各各离居，火力不聚，渐至烟消，寖成灰息。求此道之明，亦不可得也。……春秋会时，还望为众出关，将身担当此事，以为之倡。^[81]

由此可见青原会受王畿之重视。而水西讲会，更是由王畿赴青原讲会时“道经水西”时所创，其后亦一直由王畿、钱德洪轮值主会。

严格地说，水西讲会正式创举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后来主持讲会的查铎（1516—1589年）^[82]就曾在《祭龙翁师文》中说王畿“自己酉（1549年）倡会以来，未尝一日忘情”^[83]。但是，水西讲会之议，却始于嘉靖二十七（1548年）王畿赴青原会途中。王畿作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水西会约题词》中说：

先是，戊申（1548年）春仲，余因江右诸君子期之青原，道经于泾，诸友闻余至，相与扳聚，信宿而别，沨沨若有所兴起。诸君惧其久而或变，复相与图会于水西，岁以春秋为期，蕲余与绪山子迭至，以求相观之益。余时心许之。^[84]

这便是水西讲会议起缘由。邹守益也谈及此点：

嘉靖初，益判广德，与诸生切磋斯文。宣州戚生衮、贡生安国首学于复初；嗣是周生怡、梅生守德、沈生宠、戚生慎、董生景、孙生濬翕然学于金陵。……岁戊申（1548年），绪山钱君、龙溪王君赴会青原，诸生追随于匡庐、复古之间，议偕水西三寺以订六邑大会，延三君送主讲席。^[85]

看来，创办水西讲会的倡议初起于泾县，定谳于青原会上。所谓水西三寺，指宝胜、崇庆、西方三寺。邹守益说：“水西丛林（寺院）在泾水之西，上寺曰宝胜，中寺曰崇庆，下院曰西方。”^[86]所谓六邑，即宁国府下辖六县：宣城、泾县、南陵、宁国、太平、旌德。与青原讲会作为吉安府九邑大会一样，水西讲会从一开始就定位为阖府六邑大会。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王畿、钱德洪、邹守益、刘邦采等著名学者齐聚宁国府泾县泾水之西的崇庆寺。王畿“发自钱塘，由齐云历紫阳以达于水西”，到泾县时六邑士人已等候数十日^[87]。据王畿说，参加讲学的学者是“二百三十人有奇”，包括宁国府外的一些学子。王畿在水西会讲学十天，“浃旬将告归”。临行前，他“复量诸友地里远近，月订小会”，并为保持宁国府讲学气氛做了一番布置^[88]。其后，王畿与钱德洪轮番主持水西讲会。例如，嘉靖四十六年（1557年）王畿的《水西同志会籍》中就说：“宁国水西之有会，闻于四方久矣。嘉靖丁巳（1557年），岁值予赴会之期。……先后至者百余人。……会自四月朔至十三日而解。”^[89]所以，王畿对宁国府的水西讲会始终非常关注。他曾说：“我一生精力在讲学，而属望于宁国者深矣。”^[90]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邹守益应邀参加水西讲会，“及期泛番湖，入新安”，“踰翚岭以入崇庆（寺）”^[91]。宁国府的士子如贡玄略（安国）、王惟一及谭见之在徽州府的斗山书院迎接邹守益。来自浙江、江西的学者都经徽州府入宁国府境，顺便还带动了徽州府的讲学活动。据说，邹守益自徽州府北入宁国府境，“冒雪冲泥”，“积雪载途”，顶着极恶劣的天气，同时携带着外甥王一峰、朱震及儿子邹美、邹善^[92]，在水西讲学七天而别，参加讲学的学者达二百人^[93]。

地方同志的地域性讲学，并不是嘉靖年间王门讲学的全部。在王畿、钱绪山、邹守益等人四处游学的推动下，王门弟子之间的讲学交流非常频繁。黄宗羲说：“昔绪山、二溪（龙溪、近溪）鼓动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设教。”^[94]王畿也说：“时江、浙、宣、歙、楚、广，会城名区皆有讲会书院，随地结会，同志士友咸设皋比以待。”^[95]整个王门弟子在16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期间的讲学，以友道思想和同门意识为粘合剂，构成了一宽泛的网络。其中，以江西、浙江两省王门学者为主体而建立的“江浙大会”在整合同门、建构学派上有着更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