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合法性危机

科学的合法性危机

看似得到逻辑和经验保证的科学知识竟然需要叙事知识来解决合法化问题，这一矛盾必然会导致合法性危机。利奥塔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性的知识不能自我证实是真知，也无法使别人知道其为真知，除非它诉诸另一种知识——那就是叙事性的知识——而从科学的观点来看，叙事性的知识根本就算不上知识。但是没有叙事性知识的帮助，科学将处于一种自我假设自以为是的状态，陷入自卑（自己贬斥自己）的境地；自己为自己找来问题，结果又用偏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91]可见，“合法化”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一个是否合法的问题了。

而在现实中，得到解放叙事和思辨叙事保证的科学，走上了迅猛发展、极端膨胀却又消解自身的道路。一方面，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侵占和蚕食人文科学的地盘，藐视作为同源叙事的人文科学，从而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紧张关系。科学对人文步步紧逼，成就了自身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但人文科学的非合法化通过虚无主义却从内部“销蚀”科学，使科学本身的合法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科学万能论甚嚣尘上，科学作为一种生产力极大地解放了环境对人类的束缚，但却使主体性极度膨胀。其结果是主体本身异化为客体，人成为可以被随意操纵的对象，与自由解放的追求背道而驰。

于是，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科学知识通过两种宏大叙事为自身寻求合法化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在后现代社会中，西方社会开始了对合法化的反叛，不再相信宏大叙事，不再动不动拿解放、真理说事。利奥塔通过对这一现象的考察发现，宏大叙事之所以走向失败，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宏大叙事本身就是叙事知识的一种，是“自我言说、自我成形”，它的发展会导致不断的自我之否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最终会走向虚无主义。利奥塔敏锐地发现：“事实上，柏拉图开创科学的话语并不科学，这正是因为他想使科学合法化。如果不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叙事，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科学来说，叙事是一种非知识，但没有叙事，科学将被迫自我假设，这样它将陷入它所谴责的预期理由，即预先判断。但他借用叙事就不会陷入这种错误码？”^[92]因此，说到底，科学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叙事知识，也适用于多变的语言游戏。在宏大叙事下，科学活动在“发现真理”旨归的作用下，要求只保留一种语言游戏即指示性的语言游戏，而排除其他语言游戏。一个陈述的真值在19世纪被认为可以通过证实得到，其后又被认为可以通过证伪得到。但是，实际上，“真理的条件，即科学游戏的规则，是内在于这个游戏的，它们只能在一个自身已经是科学的辩论中建立，只要这些规则能让专家达成共识，它们就是好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证据”。^[93]

二是实际进程中的科学在当代呈现爆炸式的发展，特别是科学不再是精英人物的专属而成为一项社会职业，这使得宏大叙事难以提供一种一般性的、总体性的合法性基础。在当代社会，科学本身已不能对世界进行全方位的描述，任何科学知识都是可错的、地方性的、异质的，不同科学知识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结构，呈现为平面式的网状结构。实际上，在原来的宏大叙事下，本身就隐藏着受到忽略和排斥的小叙事。在宏大叙事普遍受到怀疑、归于失败的情况下，各种小叙事取而代之，成为后现代社会到来的标志之一。举例来说，问一位科学家为什么会选择科学，在宏大叙事的感召下他的回答可能是为了追求真理，但实际上他可能是阴差阳错走进了这个行业。科学的爆炸式发展同时也需要、鼓励和促成了小叙事的兴起。利奥塔说：“‘ 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这首先表现在科学中。”^[94]想象力变得特别重要，“能够包容全部后现代知识领域。”^[95]多元、异质的科学活动倚重“语言游戏”来激发想象力，达成暂时的、相对稳定的“共识”。

于是，在后现代社会中科学的语言游戏在研究和教学方面都出现了新动向。在研究方面体现为论证的丰富化和举证的复杂化。传统科学的分门别类成为问题，复杂性科学和交叉科学丛生，只要能产生“想象力”、“创新”、“效能”，任何学科都可以结合起来。利奥塔写道：“各科学领域的传统界限重新受到质疑：一些学科消失了，学科之间的重迭出现了，由此产生了新的领域。知识的思辨等级制被一种内在的、几乎可以说是‘平面’的研究网络所代替，研究的边界总在变动中。”^[96]在教学方面，教授不再掌握专断的知识，拥有至上的地位，高等教育不再仅仅传递真理、培养精神，而变成了出售知识和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随着网络教学、多媒体教学的兴起，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资料存储、散播、运用的巨大网络。在后现代社会中，“资料库变成了明日的百科全书。资料库的储存量越过了所有聆听者的容量和能力。资料库成了后现代人的‘本源’了”^[97]。教学过程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每个个体对资料库的独特理解和运用。谁更具有想象力，谁更有能力整合信息获得新的东西，谁就能够胜出。操作效果原则主导着教学活动，教师有被信息网络取而代之的趋势。利奥塔认为：“解构合法化过程和评价操作效果标准的时尚为‘教授寿命’敲响了丧钟。”^[98]

同时，特别是在研究者单打独斗不再有能力承担科研活动，科技整合、大科学流行的当代，财富、效率和真理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对等关系，金钱对于真理越来越重要，论证的过程就是财富投入的过程，也是财富生产的过程。科学的语言游戏常常沦为富人的游戏，最能提供权力和效能的科研才是好的科研。在科研活动赞助者眼中，雇佣科学家、工程师和雇佣任何从业者一样，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效益的增长。利奥塔写道：“操作效果原则上放弃对形而上学的依赖；罢黜了寓言；要求明晰的思辨和冷静的意志；以互动性的设想嬗替了简单化的定义；这促使参赛者承诺责任，不仅要为自己提出的说法负责，并且要为这些观点背后所依傍的规则负责。要是没有这些规则的支持，人们就不可能接受这些观点。”^[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