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架之救渡

危险与救渡

座架之本质居于其中的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三重“最高危险”。首先，座架使人也成为持存物，遮蔽了人更原初的本质，即人更早、更多并且总是更原初地参与到无蔽领域之本质及其无蔽状态那里，以便把他所需要的对于解蔽的归属性经验作为他的本质。而且人以主体、订造者的身份成为持存物，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他的统治之下，好像周遭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只是由于它们是人的作品。其次，座架把自然变成了持存物，使技术成为物之唯一解蔽方式，遮蔽了自然之本质和真理。最后，上帝成为存在者，“在人们根据因果关系来描述一切在场者的地方，甚至上帝也可能对表象而言丧失了一切神圣性和崇高性，也可能丧失了它的遥远的神秘性”^[28]。促逼着的座架不仅遮蔽着前现代的解蔽方式，而且遮蔽着解蔽本身，即人、自然、上帝之真理得以发生的无蔽状态。最高危险不是技术，而是控制整个社会的、把世界变成无人的技术世界的解蔽方式——座架。座架占统治地位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除了最高危险，现代技术也让流行语言异化成技术语言。语言本来是存在之家，是存在和真理的守护者，但技术语言把一切表象化、计算化、操作化，遮蔽了语言之本真性，同时也遮蔽了人之本真性。“技术语言对语言之本真性的攻击同时就是对人之最本真的本质的威胁。”^[29]

面对座架之最高危险，海德格尔认为人并不是无可作为的。实际上，“技术之本质现身在自身中蕴藏着救渡的可能升起”^[30]。因为现代技术的座架是一种命运性东西。但是，这种“命运绝不是一种强制的厄运。因为，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倾听者而言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31]。人切近危险的极端，便开始追问技术的本质，意识到现代技术的危险。这种追问的思考状态其实就是追问此在的最源始的意义，也因此而走向人之原初的本质了。“我们愈是临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我们便变得愈是具有追问之态。”^[32]

因此，救渡的方法首先是沉思。沉思就是直面现代科技的最高危险，以获得真理之无蔽状态，即对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澄明。澄明不是理性，“理性之光虽然关涉澄明，但却极少构成澄明，以至于我们不如说，它只是为了能够照耀在澄明中的在场者才需要这种澄明”^[33]。因此，沉思不是像现代科技那样对理性的运用，而是对科学和技术之本质的追问，做存在和真理的守护者。

这种沉思又首先在艺术领域里进行，因为艺术是唯一一种可以多样化的解蔽方式。与技术同源的艺术，原始地蕴涵着将存在者带入无蔽状态的可能性，使人（此在）进入无蔽的澄明之境中，聆听到真理的本质。因此，座架之救渡就是思与诗。

虽然因短暂参与纳粹活动而备受质疑，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具有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所不及的独特性和深入性，因而也备受推崇。他以强烈的现代性批判色彩追问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本质，对科学、技术、真理、本质等进行现象学和存在论的解读，对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走了一条与正统科学哲学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追问之路，从而大大增加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但是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长于批判而疏于建设，体现出典型的后现代特征。他对现代科技之座架命运的定性充满着浓浓的乡愁情绪和悲观的决定论色彩。面对座架的最高危险，思与诗的救渡之道也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色彩，流于空想而缺少可操作性。因此，他对科学技术的思考还应该说是先验论的。然而，除了形而上学的、先验层面的追问，我们更要深入了科学技术的日常实践和具体运作中，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也是当代科学哲学从科学技术的形而上学之思向经验转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