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推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力推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审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并把科学技术定性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是贯穿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始于霍克海默，经过马尔库塞的发展，到哈贝马斯得以完成。

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一文中最先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霍克海默认为，任何掩盖社会真正本质的人类行为都是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科学就是这种人类行为。尽管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功能，但是科学还是部分有助于工业生产的。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研究，或者直接些说，就是对科学技术如何行使意识形态功能的研究。马尔库塞先是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一文中，通过对韦伯的批判，提出了“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后，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进一步阐述了意识形态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融入现实的看法。

哈贝马斯继承了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传统，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当然，哈贝马斯的继承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舍的继承，而是一种批判的继承。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批判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科学技术并没有成为意识形态。

（一）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了意识形态并能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呢？哈贝马斯认为，主要是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两大趋势，即国家干预经济和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依赖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国家干预经济意味着国家职能的转变。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国家的职能是确保社会的自由、平等，保证企业自由竞争的实现，这时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批判的“公平交换”的观念。而当国家开始进入经济领域，通过干预对经济发展过程作持续的调整来保证正常经济秩序时，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政治已经开始渗透入经济基础之中了。这显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职能背道而驰，原有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被打破了，“在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后，政治统治就要求一种新的合法性”^[48]。所谓新的合法性就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客观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代替原来“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以掩盖国家新的政治性质。那么，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代替原有意识形态的就是科学技术。

在哈贝马斯看来，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能够保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增长的社会进步目标，只有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才能稳定国家的统治。而对于这个目标的实现就必然要依靠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了。换句话说，因为科学技术是晚期资本主义保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那么，晚期资本主义就必然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从而科学技术也就必然成为证明现存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二）科学技术行意识形态功能的运行

那么，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功能呢？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行使主要体现在使人民大众非政治化。他指出：“国家干预主义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49]而群众的非政治化要为群众接受，关键在于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即抬高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问题，排除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非政治化。这里所谓的技术问题是指“其目标是合理的手段的组织，以及对可选择的手段的合理选择”^[50]。所谓实践问题则是指 “对规范的接收或拒绝”^[51]。那么，谁来承担抬高技术问题并排除实践问题，从而使广大群众非政治化的职责呢？哈贝马斯认为，就是科学技术。用他的话来说：“只要国家的活动旨在保障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发展，政治就带有一种独特的消极性质：政治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因此，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就失去了作用。”^[52]技术问题的解决就不依赖于公众的讨论了，公众的政治参与也没有必要了，做政治决定就成为了一种技术职业，信息只能在专家间交流，问题在同行协作中得以解决，整个政治科学化了。

（三）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功能的特点

在讨论了科学技术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后，哈贝马斯通过与旧的意识形态相比，提出了科学技术这种新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特点：

1.较少的意识形态性。科学技术像以前旧的意识形态一样，同样具有欺骗功能，但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科学技术对人的统治更加直接。哈贝马斯指出：“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53]这种较少的意识形态性，使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特性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更加隐而不显，它总是以非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使公众难以看到其意识形态的本质。

2.更具难以抗拒性。科学技术由于给公众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其本身的生产力性质得到了充分显现，在公众心里，科学技术的地位日益重要，仿佛已成为第二个“上帝”，它已经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从而也在生活中控制着人们。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性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54]

3.更具辩护性。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为现状和为其本身对人的压制所作的辩护远胜于以往的意识形态。这是技术统治意识所具有的新特点，它不像以往的意识形态那样，将压制建立在集体压制之上，而是使人的交往行为与支配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相互分离，并将其非政治化，从而掩盖它对人的交往行为和人的本性的伤害。由于这种方式的非强制性，人们往往在潜移默化中不加反思地予以认同。对于这个新的特点，哈贝马斯这样解释说：“第一，今天，由于资本关系受确保群众忠诚的政治分配模式的制约，它建立的不再是一种没有得到改进的剥削和压迫。阶级对抗能够继续存在的前提是，给阶级对抗作基础的镇压，历史地被人们所意识，并且以不断变换的形式作为社会制度的特征被稳定下来。因此，技术统治的意识不能像旧的意识形态那样以同一种方式建立在对集体的压制上。第二，群众（对制度）的忠诚只有借助于对个人的需求的补偿才能产生。成就（大小）的解释——制度依据自己创建的成就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权利（标准）原则上不允许是政治的；成就（大小）的解释直接涉及金钱和业余时间的公平分配，间接涉及用技术统治的观点为实践问题的不予考虑作辩护。因此，新的意识形态同旧的意识形态的区别就在于：新的意识形态把辩护的标准与共同生活的组织加以分离，即同相互作用的规范的规则加以分离；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把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代之而来的是把辩护的标准同目的合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紧联系在一起。”^[55]

（四）科学技术行使意识形态功能的后果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所起到的意识形态作用主要表现为“技术统治论”的盛行。因此，他把对于“技术统治论”的批判作为对科学技术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种，即“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其中“工具行为”指劳动（也可称作目的理性活动），它由基于经验知识的技术规则来支配；而“交往行为”又叫“相互作用”，是两个以上主体间产生的、涉及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它以符号或语言为媒介，以人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为准则，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哈贝马斯认为，由于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所以由人组成的社会不能缺少“交往行为”，而且只有由合理的“交往行为”组成的社会才是正常的、合理的社会。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起作用导致了“技术统治论”的盛行，所以这使人的“交往行为”变得不合理了。“技术统治论”的主要危害就在于抹杀了“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之间的区别，使前者同化了后者。哈贝马斯指出：“随着科技进步的制度化，生产的潜力就具有一种能够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引者注）和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引者注）的二元论在人的意识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的形态。”^[56]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决定着经济的增长，于是产生了一种假象，即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决定。当这种假象起作用时，就导致“技术统治论”的甚嚣尘上。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57]。虽然，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用系统研究的方法去试图重建这种不合理的社会，但由于在系统研究的理论中，包含着把分析模式搬用到社会组织层面上的内容，这种内容使得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照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所以当人们用这种系统理论去研究社会系统的与本能相似的自我稳定化的这种意向时，就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错误的看法：“两种行为类型之一的行为类型结构，即目的理性活动的功能范围，不仅同制度的联系相比较具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还会逐渐地兼并交往活动本身。”^[58]而“交往行为”被吸收到“工具行为”的功能范围内，势必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是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基于这样的分析，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交往行为”的不合理才是造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技术统治论”这种隐形的意识形态造成并掩盖了这种不合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