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传播

二、科学技术的传播

1.科学技术传播的概念和特征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现象之一。“传播”一词，是英文communication的汉译。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是“交流”、“交换”、“交往”、“沟通”、“互动”。它与“社区”（community）一词的拉丁语语源同是communis。这表明传播与社会之间密切关联，即人类之间有了传播，才构成了社区。

科学技术传播（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是科学技术社会运行的一种形式，是实现科学技术的信息交流以及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商业机构等与公众之间“对话”的互动过程。

在当代，科学技术的传播一般包括如下群体或部门之间的传播：

①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

②科学共同体与媒体。

③科学共同体与公众。

④科学共同体与政府或其他行政或权力机构。

⑤科学共同体和政府与其他能影响政策的机构。

⑥工商业机构与公众。

⑦媒体与公众。

⑧政府与公众。

科学技术的传播具有互动性、情境性和层次性三个主要特征。所谓互动性，是指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商业机构等与公众（受众）之间的科学技术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商业机构的利益和关怀，而且取决于受众的利益和关怀，他们之间的对话是一个往复的过程，而不是从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商业机构到公众的单向流动。这意味着，确认受众的意见、信念和价值观念是有价值的，公众也参与科学技术的创造，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体制的建立。所谓情境性，是指精确性、简单性、论题、风险信息、受众的知识等问题都具有相互作用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主动寻求信息的兴趣水平⁽¹⁷⁾。所谓层次性，是指科学技术传播具有不同的层次。上述提到的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科学共同体与媒体之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之间的传播、科学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的传播等，就是这种层次性的表现。此外，科学技术传播还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即普及科学知识；二是科学技术方法、科学技术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的传播。

2.科学技术传播的发展

20世纪，科学技术的传播经历了一个从传统的“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到“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再到“科学传播”（science communication）的发展过程。

在英语中，“popularize”（普及）一词的基本含义是“使……通俗”，它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使……被喜欢或被羡慕”；其二是“用普遍可理解的或者有趣的形式描述出来”。“科学普及”的概念和活动是伴随着19世纪“科学家”与“公众”角色的区分而产生的。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科学普及成为在制度化学校教育之外以普及推广科学知识为目的的一项社会活动，包括演说、讲座、场馆展览、出版、媒体播报等，其目的是向公众介绍科学知识和科学发现。

但是，传统的科学普及长期以来一直建立在一个所谓的线性模型的基础上，它把自己规定成一个科学知识的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即由掌握科学知识的人向没有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的传播过程。这种传播模式包含两个基本假设：（a）科学知识是正确的知识，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制造者，而公众是“外行群众”，他们缺少科学知识，因此需要向他们传播科学知识；（b）公众拥有的科学知识越多，他们对科学的理解与支持就越大。按照这种观念，公众对科学技术事业采取的任何批判或不赞同的立场都当然地被解释为缺乏科学知识的表现。“更多的知识会增强对民主参与的理解和机会，这种普遍的思想方式被称为缺失模型（deficit model）。”⁽¹⁸⁾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传统的科学普及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首先，不仅普通人需要接受科学普及，就是科学家也不能例外。科学技术传播的受众不再单纯是无知无识者，或者在知识的拥有方面的弱势者如青少年、体力劳动者等，而是所有的公民，不仅包括那些没有知识的文盲、科盲，不仅包括青少年，也包括成人，甚至包括那些科技专家。对科学的某个特定领域，工作于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与外行人几乎是一样的无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分化的发展，各分支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成为必要，否则科学家们就都成了眼界狭窄的专家。

其次，战后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影响日益显露出来，诸如原子弹的爆炸造成了严重的核污染，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造成了土地、水质和作物的污染等。人们开始质疑科学技术是否总是为人类带来福音，科学技术是否总是对社会发挥正面作用。这样，理解科学技术既包括理解科学技术的正面影响，也包括理解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无论是科学技术的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都应该被公众所理解。只有这样，在确定科技发展方向和决定科技应用时，才能更好地使科学技术置于广大公众的监督之下，才能使科学技术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

由此导致科学技术的传播从传统的科学普及走向“公众理解科学”的阶段。1985年，著名遗传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W·F·博德默发表了一份题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被称为“博德默报告”。这份向皇家学会提交的报告，首次对“公众理解科学”这一命题进行了分析与阐发，认为“公众”（public），是指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从事非科学工作的公众，担任管理工作的公众，为社会做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公众，为获得个人满足和福利的普通公众，等等；“科学”（science），是广义的“科学”，包括数学、技术、工程、医学等学科，是指对自然界的系统考察以及对由此考察所得知识的实际运用；“理解”（understanding），是不仅包括对科学事实的了解，还包括对科学方法和科学之局限性的领会以及对科学之实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正确评价。“对包括风险、不确定性和变易性之本质的统计学的基本理解以及读懂数据材料的能力，也是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¹⁹⁾认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越多，他们就越支持科学，社会各团体组织都应该积极为促进公众理解科学而努力。

1995年10月，英国贸易与工业部科学技术办公室的一个名为“评论科学家和工程师对公众理解科学、工程与技术的贡献委员会”提出了另一份报告，此报告因其委员会主席A·沃芬达尔而通常被称为“沃芬达尔报告”。这份报告对“公众理解”（public understanding）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认为“公众理解”不仅意味着对科学概念、术语和事件的理解，而且还包括普通公众对科学、工程和技术对国民生活所作贡献的知晓（awareness）和评估（appreciation）。

至此，人们认识到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包括三个方面：（a）认识和理解一定的科学概念和术语；（b）基本理解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和方法；（c）理解科学对人类和社会所具有的影响。同时，“理解”的目的不只在于说明科学对社会的积极贡献与作用，使公众赞赏科学，支持科学的发展，而且通过呈明科学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促进公众对科学的全面理解，形成科学、政府与公众新的对话氛围，使公众真正参与到与科学技术的相关决策的讨论中，监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与社会应用，从而保证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起积极作用，实现科学技术真正地服务于人类，回归于人性。

2000年2月，英国参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作出了报告“科学与社会”，也即第三份报告。这份报告出台的背景中有一个重要的事件，是疯牛病的出现。它使公众对科学家向政府所提出的建议产生了怀疑，也有很多人为诸如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迅速发展感到不安。信任危机带来了科学与公众对话的需要和氛围。该报告强调任何一项科学技术战略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得到公众的支持，“与公众之间直接的对话应当不再是关于科学的决策的一个随意的附属品，不再是研究团体与学术机构活动的一个随意的附属品，而应当变成这个过程正常的、整体的一部分”⁽²⁰⁾。从而，相应的就需要通过“公众理解”实现“与公众对话”。认为科学技术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庞大的社会建制，调动了大量的社会宝贵资源，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资源的使用和产生的效益如何，尤其是公共科技财政为公众带来了什么切身利益。对于科学，公众应有自己的声音。对于科学，公众倘若没有自己的声音，也就不可能真正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公众作为主体而不是单纯的受体，已由被动的科学知识的接受者过渡到作为一种平等的社会力量与科学家等进行交流对话，并参与到有关科学的政策决策中。事实上，许多公共政策的决议都含有科学背景，只有当这些决议经过具备科学素养的公众的讨论出台才能真正称得上是民主决策。这一报告的发表标志了科学技术传播进入一个新阶段——“公众对话”的“科学传播”阶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科学研究中心主任B·温通过对坎布里亚羊事件⁽²¹⁾的社会学分析，发现在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中，往往有问题的不是公众对科学的无知，而是科学自身和科学机构的无知；但是科学及其机构却没有意识到它们自身的缺点，缺乏内省性。相反，公众对自己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对自己的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和“地方性知识”）都表现出了极强的内省性。科学绝对不是没有问题的。其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它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一系列不利于政府的问题上，对公众隐瞒了一些事实，这被称为“共谋理论”（conspiracy theory）；二是与“地方性知识”相比，科学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其局限性，科学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具体的语境下，并结合当地的公众的知识，才能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总之，科学技术传播的实践表明，科学技术的公众形象和社会功能在变化，科学技术传播的理念也在变化，它已经由居高临下的单向传播过程变成了科学共同体、政府组织、媒体、教育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多向互动过程。

3.科学技术传播的社会功能

（1）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科学技术传播作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方式，它通过各种媒介、将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中传播，即所谓“四科”——“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普及科学知识”，使公众对科学的术语和概念、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科学的社会影响等方面达到基本了解，从而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养⁽²²⁾。

可以说，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传播，公众就会不理解科学，也就谈不上与政府对话和参与国家决策。因此，没有较高科学素养的社会公民，也就没有民主社会。正如美国传播学家H·奎包姆所说：“民主社会和国家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公众具有较高的素养，如果大多数民众缺乏一定的科学素养，我们的民主社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²³⁾

（2）实现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拥有优势，而且要下大力气提高国民的科技素质，增强公众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把科学思想、科学理念植根于民族精神，转化为全社会的创新能力。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在于实现全社会的创新能力。

（3）促进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技术化

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科学技术传播的过程。因而，科学技术传播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的科学技术化。恰如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E·莫兰指出的：“科学越来越成为技术——科学动力的生产者和产物，技术——科学动力本身也越来越成为社会——历史动力的生产者和产物。科学把自己传播到社会、经济和国家中去，并因此而使自己社会化、工业化、技术官僚化。反常之处在于，自然科学越是自主化，它对于一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过程的从属性也就越强。自然科学的日益增强的自主性同时也是一种日益增强的从属性。”⁽²⁴⁾随着科学技术传播的发展，科学技术越来越支配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同时也越来越被纳入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之中。

鉴于科学技术传播的巨大社会功能，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开展科学技术传播工作。1985年，美国科学促进会提出《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以人类再次见到哈雷彗星的2061年命名，其目的是要让少年儿童成为21世纪具有科学头脑和创造力的“科学美国人”。在美国科学促进会的资助下，芝加哥科学院成立了国际科学素养促进中心。1986年，英国皇家学会、大不列颠协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联合组建了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其宗旨是为提高公众对科技的理解提供广泛的指导。1993年，以色列政府发布实施了《明天1998》的五年科学教育计划，着眼于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和综合国力。印度制定了《全面素养计划》，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提出不同的科学素养目标。1994年，中国国务院发表《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使科学技术传播成为一项强大的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