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学哲学的兴起

新科学哲学的兴起

从思想史发展来看，科学论也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对科学从辩护到审度的转变。科学论产生之初，主要宗旨是为科学辩护，即证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并试图用科学方法改造人文社会科学，或者把非科学问题划归为无意义命题。辩护科学的思路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之后，辩护的声音逐渐衰落，质疑科学的声音越来越响。到了20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质疑甚至走向全盘否定科学的极端，出现“反科学论”。但是，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显然与常识和现实需要不一致，因此很快又引起了反弹，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就是佐证。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近年来，在科学哲学的前沿，出现了一些尝试对科学进行审度的新思想，虽然它们之间观点、主张和进路存在差异，但在反对片面辩护或批判科学这点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将它们统称为“新科学哲学”。

标准的或者说正统科学哲学的主旨在于证明科学的合理性。一些著名科学哲学家如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科学家也为证明科学合理性提供了许多证据，但基本理由不外乎科学知识具有如下一些构成科学合理可靠根据的特点：一是客观性，或者说非主观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二是普遍性，或者说抽象性、非地方性、无国界性；三是构造性，或者说逻辑性、数学性。所谓构造性，即科学知识的各个部分是有逻辑关联的，是用数学联系起来的。

但是，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疑虑并没有终结。波普尔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为科学辩护的立场开始动摇，科学发现与辩护分立，科学的客观真理性受到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了各种具有反科学，或者批判科学倾向的后现代科学哲学或另类科学哲学，它们迅速而广泛地传播，竟然成为思想界不可忽视的潮流。在另类思潮的眼中，科学不再是对真理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是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是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称之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其共同点仅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它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强烈质疑。也就是说，科学哲学从为科学辩护的一极走到了批判科学的另一极。

必须指出，逻辑实证主义极力赞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之立场固然不可取，大多数另类秉持的彻底否定主流科学的理念也只能是另一个极端。因此，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流行，很快引起了支持科学的一些科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的强烈反感和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引发了以“索卡尔事件”^[1]为导火索的“科学大战”。在科学大战中，科学正方与反方发生激烈辩论，对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客观地说，正统与另类都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极端带来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极端给人以启发，行动中的极端却肯定会导致失误甚至灾难。因此，跳出各自在论辩时所持的极端立场，是尤为重要的。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纯粹化，很难解释复杂的科学世界；极端的批判又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主张真理多元论，取消科学的划界标准，甚至认为科学和神话、巫术其实是一回事，抹杀了科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类生活的极大贡献，片面地夸大了科技在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重要的是既支持科学的发展，又保持对科学的警醒，超越对科学的辩护和批判，而对科学持有一种审度的观点。概而言之，应当怎样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恰当的态度是审度。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实际上，审度是辩护者与批判者的激烈辩驳而催生的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对待科学，科学哲学不能一味地辩护，也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走向谨慎的、历史的和具体的审度。所谓“谨慎”，就是摒弃先入为主的情绪。在工业革命时代，高唱科学赞歌是革命的；到了发达工业社会，反科学成了革命的新表现。它们总是被某种激情蒙蔽了双眼，总是与极端相连。所谓“历史”，就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审视科学，不能对科学下一劳永逸的断语。所谓“具体”，就是要对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对象的科学问题区别对待。总之，科学哲学必须走向审度科学的新科学哲学。

实际上，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已经表现出审度科学的某些迹象。当科学大战的高潮逐渐消退，学术界开始跳出争论双方的视野，冷静地回顾、总结和反思，这种整合的趋势就已经凸现出来，阿伽西、苏珊·哈克、劳斯和舍格斯特尔是其中的佼佼者，分别代表四种可能的选择：“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实践哲学、“批判常识主义”和“回到STS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