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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章丰富的阅读习学资源

人们一般把独立成篇、有组织的、用来记事状物表情达意的文字统称文章。这是广义文章的内涵。如南朝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散文），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狭义的文章，则是有别于韵文的著述写作的各种文体的总和。六朝之后，人们又把用散体文写作的各种体裁的文章称为散文，以此与韵文、骈文相区别。现代，则把文章按照其主要功能的侧重以及语言表述的特征分为四个大类：记叙文体、议论文体、说明文体、应用文体。狭义的文章，与诗歌并驾齐驱，其体裁样式之多样，数量之巨大，审美价值之广博丰富，历史人文意义之深厚久远，都是中华民族永远珍爱的瑰宝。

先秦的《五经》与诸子散文，是文章体例的发端，刘勰的《文心雕龙·宗经》开篇就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他进一步论述道：“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其根。”北齐的颜之推也有这样的认识，在他的《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令、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经过西汉魏晋，文章的体例不断完善，技巧不断丰富。然而也正是这个时候，文章过分追求对仗与声律，讲究藻饰和用典，全篇以双句（即俪句）为主，讲求押韵。这种骈体化至南北朝时形成模式化。郭沫若在《中国史稿》第三编第十二章第二节指出：“南北朝时期，骈文盛行。这种文体讲究对偶和声律，使用很多典故，堆砌辞藻，意少词多，在表达思想内容方面受到很多限制。”带来文章新天地的，是起于唐代的古文运动。经过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大力倡导与勤奋实践，至宋一代，文章的散体文写作已成主流。之后，元、明、清曲折流长，中国文章的辉煌王国，便以它特有的魅力与诗歌、戏剧、小说等一起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丰富宏阔。

一、辉煌的唐、宋文章

唐、宋文章的辉煌，在于它们树立了以散体文为主体的文章潮流，作家众多、风格各异，数量可观，艺术价值深广。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董诰等编的《全唐文》总集，共收唐、五代作家3035人，文20025篇，宋代文章的数量也不亚于唐代，仅据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所收录的宋六家散文统计，他们的文章就多达万篇以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代表着唐、宋文章的成就。我们通过对八大家文章的分析，便窥视到唐、宋整体文章的面貌特征。

1.散体文为主的写作、文以载道的宗旨

唐代古文运动与宋代的古文运动，有着相同的目标和性质。概括而言，主要是两条：一是树立文章的现实社会功能，把握文以载道的宗旨。二是恢复发扬先秦两汉时单行散句、比较自由的散体文写作。经过数百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树立了中国以散体文为主体与文以载道的写作传统。实际上，在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并践行古文写作之前，不少有识之文化人，已经对唐贞观到开元百余年间科举中以骈文写策，政府里的公文也盛行骈四俪六体式的写作风气予以努力地纠正。正如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册第四章《古文运动》中所说：“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文风出现了缓慢的变化。”“首先是骈体文从典雅雍容而内容贫乏开始向质朴流畅、内容充实的方向转化。”“其次是散体文章不仅在尺牍中，而且在纪、论、表、铭、碑等文体中开始有了艺术性较高的作品。”韩愈、柳宗元，顺应历史潮流，总结前人文章写作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以载道的观点，追求散体文写作的目标，并用他们的文章写作予以实践。

宋代沿袭着唐代散文写作的传统，并有进一步的发展。如欧阳修就主张文章还须经世致用，要针砭时弊、关心百事。他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就讲：“其文博辨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王安石则更强调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他的《与祖择之书》中指出：“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至于苏轼，他是一个思想复杂而性格浪漫的人，对文章的要求，更注重其艺术价值，《文说》所言“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书吴道子画后》中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总的看来，唐宋的古文运动与八大家的文章理论和写作实践，把握着文以载道的宗旨，而以散体文为主要的体式进行着文章的写作。阅读他们的文章，无论是论说、记叙、书简、序跋、传记、赋颂、奏议、碑志、祭吊、杂体等不同的体裁样式的作品，也无论是万言长篇乃至史学巨著，还是短短数十言乃至十来言的短篇，都能写得挥洒自如，言之有物，而其中的妙品佳作，更是世之珣宝，其艺术价值，弥久弥新，对人有着久远的审美欣赏意义。

2.多种多样的风格，丰富多彩的意蕴

唐、宋文章的风格，既有着唐、宋各自时代的整体风貌特征，也有着众多文体的特定语言规范形态的呈现，更有着众多作家因才识、学养、秉性、经历等诸多个体性的差异而形成的风格。风格多样，加之体裁众多，因此，文章的意蕴就如春之百花、秋之硕果一般，丰富多彩。唐文也如唐诗，气势恢宏，眼界开阔，刚健有力而又飘逸洒脱。而宋文也如宋诗，气度内敛，理趣深邃，轻巧自如中常有顾盼。这是就两个时代的整体风貌而言，具体到每个成熟的作家的个人风格，唐、宋两代中的某些经历与学识相似的作家，他们采用同一体裁所写的文章中的特征，常有一些共同的意趣。然而，相同相似是个别的，而差异不同则是绝大多数的。这是就不同作家而言。就同一作家来看，其风格也常常有多个侧面乃至风格的主调因文体的不同和生活遭遇的变化而呈多样色彩。这正如茅坤在《八大家文钞总序》中所说：“其所著书、论、序、记、碑铭、颂、辨诸什，故多所独立门户。”这里的独立门户，就是创造性、独特性。如韩愈文章的整体风格特征是：一为理直气壮、感情真挚，无论说理，还是叙事，均是观点鲜明斩钉截铁，绝不含糊吞吐。如《论佛骨表》《原道》《讳辨》《张中丞传后叙》《师说》《争臣论》等。一为各种体裁样式，均能深于立意，巧于构思，长于叙述描绘，且语言精炼新奇，如《祭十二郎文》《送孟东野序》《进学解》《与孟尚书》《毛颖传》《送穷文》《柳子厚墓志铭》等。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二十二中就说韩愈的文章：“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柳宗元的文章都写得漂亮，风格突出者当推他的论说、寓言、山水游记、传记。针砭时弊、有感而发，独抒己见、敢于创新，立意深远、意蕴丰厚。他的《封建论》中说“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时令论》中指出：“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他的一些寓言、游记，都是独创性的杰作，显示着一个思想内涵深刻、语言功力超群的大家风范。《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形象生动，寓意深刻，表达着作者对这些仗势欺人、持宠骄浮、得意忘形、外强中干、追名逐利、贪得无厌等小丑强烈的蔑视、憎恨、反感的情感。他的《永州八记》名篇，充分地表现着他善于捕捉和描写山水形象的高超艺术修养。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描写潭中水的清澈明净：“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宋代文章风格突出的代表当推苏轼。他文章的风格，既有语言平易流畅、记叙论述从容不迫的特点，如他参加礼部考试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另有向皇帝所上二十五篇《进策》等，他的《记承天寺夜游》，就很有这一风格特征。全文很短，照录如下：

元丰六年十月二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另外，苏轼文章的风格，还有语言奇特富含深意，思绪博远而有哲理的特点。这在他的一些游记、楼台亭阁的记叙文章以及题记书画、石砚、笔墨的品评记叙篇章中，均有表现。诸如《书吴道子画后》中，总结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创作规律，语言凝练而含义深刻。再如《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加，凌万倾之茫然”，“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语言何等精炼新奇，描绘恰如其分，寓意深刻丰富。当然，唐、宋文章大家，不下百位，人人风格突出，个个求变追新。而这些文章大家，他们大多是多才多艺，不仅文章写得好，诗词创作也成绩斐然。他们的文风，诗文有其一致的地方。如欧阳修，他的文章风格是自然平易的。他的《醉翁亭记》，便是游记文章的代表。而一些政论文章，则有着辞严理正、善恶分明的特点，《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是这种风格特征的代表作。《朋党论》是专为范仲淹被人指为“朋党”而受打击时所作，文章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语言平易而道理正确，态度平和而是非分明。还有一些文章作家，他们是诗人，以诗歌创作为其写作重点，但所写文章，也很有他们写诗的风格特征。诸如唐李白的《与韩荆州书》，如他诗风一样，自然流畅。元结的《右溪记》，就有他诗风高古开脱的特征。王勃《滕王阁序》，虽是赋体，然而格调清远、语言新奇，与他诗歌的风格是一致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呈现的大气宏阔，周敦颐《爱莲说》则是精巧细密，等等。

至于文章意蕴，可谓千姿百态。所谓意蕴，它是以文章语言为主的外在形态所显现出的一种独特的生气、情感、思想等综合一体的审美价值。作家的每篇文章都有它独特的意蕴。而且，常常一些文章大家的上乘之作，因为其语言形态与所承载的形象的丰富乃至复杂，于是其文章意蕴不仅具有表层的、显明的意蕴，而且包藏着深层的、隐蔽的意蕴。这种深层的，隐蔽的意蕴便是作家对人生、人性哲理的独到思考，以及对世间、社会的某些规律性的认识。如苏洵的《六国论》，意蕴的表层，在总结六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在于赂秦而使自身削弱敌人强大。而其深层，则是借此比说宋朝赂契丹、西夏的不当。更深的意蕴，则在于超越时空对人们治国处世的启发：用金钱物质贿赂他国、他人，并不是强国立人的根本。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其表层意蕴，是王安石针对司马光来信提出的所谓变法是侵害、生事、争利、拒谏等看法，一一进行言之有理的反驳，而深层意蕴，则在反驳中总结出守旧不创新，无所事事而混迹官场的危害，对人有久远的启发。苏轼的《筼筜谷偃竹记》，实际是篇悼念文章。怀念之情，是其文章的主要意蕴。然而文章亦有着总结艺术创作的经验之谈：“画竹必先得有成竹于胸，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苏轼的不少游记，亦有意蕴丰厚的特点。如《前赤壁赋》，当巧妙地描绘出水月世界给人空灵澄明荡涤人精神的意蕴后，笔锋一转，又深一层，“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且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无尽藏也，而吾与子所共适。”这里讲的道理，有永恒持久的启迪意义。文章意蕴之丰厚，可谓山之连绵、海之浩瀚。

二、继承发展的元、明、清文章

元、明、清三代的文章，总体状态是继承唐、宋文章的优良传统，又有着较自觉的革新发展。这种继承、革新、发展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体裁的继承、革新与发展，二是语体文的继承、革新与发展。

1.体裁的继承、革新与发展

元、明、清三代无论是广义的文章还是狭义的文章，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革新、发展。

先来看广义文章范围内的体裁的继承、革新与发展。广义文章的体裁，是包罗万象的，它既包括文学的一些品种样式，也包括应用文的一些体裁样式。元、明、清三代，广义文章体裁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发展突出者，当数小说与戏剧文本。

小说的渊源，是为神话、传说。《汉书·艺文志》中载有多篇萌芽状态的小说。六朝，已有一些文学修养较高的知识分子进行志怪志人的创作，著名者当数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宋刘义庆所作《世说新语》。唐有传奇文，著名者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白猿传》，沈既济的《枕中记》，元稹的《莺莺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等。宋有话本，现存话本有《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前者为长篇话本，后者为短篇话本集，其中《碾玉观音》《拗相公》《错斩崔宁》等是短篇中较优秀者。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对宋话本予以肯定：“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上的一大变迁。”而小说这一体裁，更大的变迁发展，是在元、明、清三代。在这段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中，小说的变迁发展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长篇小说的定型成熟，二是短篇小说的多种形式。中国长篇小说的定型在元末明初。明中叶至清，则是它的成熟时期。以章回的形式，叙述人间百事，人生百态，既有历史题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也有现实题材的《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传》，更有神魔幻想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以及侠义题材的《三侠五义》《施公案》等，直把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推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至于短篇小说，在继承宋代话本体裁样式与语体优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既有辑录编纂众多作家短篇小说的专集，如冯梦龙编纂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凌濛初编辑的《拍案惊奇》二刻，抱翁老人编辑的《今古奇观》等。也有一人独创的多篇作品的汇集，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更有夹杂于多种体裁交混的笔记之中的短篇与小小说，诸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作品。

戏剧，是综合艺术。戏剧的文本，即剧本，是一戏的根本。中国的戏剧，渊源于秦汉的乐舞、俳优和百戏。唐时有参军戏，南宋时已经有了宋杂剧、唱赚、宋词以及里巷歌谣等综合发展而成的南戏，也称戏文。明祝允明《猥谈》则称其为“温州杂剧”，明徐渭则称为“永嘉杂剧”。因为有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两个剧本。他的《南词叙录》这样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号曰‘永嘉杂剧’”。把中国古典戏剧推向最高峰的，则是元代的杂剧，明、清的传奇。元杂剧与明清传奇，是完形成熟的戏剧文学形式，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诗剧体裁。但是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结构形态还有一些差别：元杂剧一般每本以四折为主，有时另有楔子。少数剧本是多本的，楔子可以用到两三个。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就由五本组成，每本均有四折，每本中都有楔子。元杂剧有两种语言形态，一种是人物语言，另一种是叙述人语言。人物语言为整个剧本的核心，它由唱词与说白构成。唱词每折中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根据剧中人物身份、性别、性格、心境等的不同，宫调及其套曲也便有差别。写唱词均要按规定填词，如同格律诗、词曲一样，有严格字数、平仄、押韵等格律的要求。说白，因唱词为主，说白为宾，因此称宾白。说白一般是散体白话文，有时也写成通俗快板或诗句。至于叙述人语言，则是用以标识不同人物角色、提示人物服饰动作表情乃至为场景设置的提示。元杂剧的不足是每折由一人主唱，显得单调，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明清传奇，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又有革新发展。从结构上看，一本剧已远远超过四折的限定，可以多达几十折（出），如《长生殿》达五十出。同时，每出中可以有几个人物同时登场，而且人物的唱词不再有一种宫调的限制。这样，更易于塑造人物形象。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升的《长生殿》两部作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

再来看狭义文章范围内的体裁的继承、革新与发展。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继承旧有的某种文章体裁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文章样式，第二种是对旧有的文章体裁予以补充丰富，从而使该文章样式焕发出勃勃生机。

第一种情形，突出者是明代始用的、清代进一步使之完形并最终衰亡的八股文。八股文的初始，是科举考试中颇为实用的一种文章样式。它既有字数的限定，也有着起承转合结构样式的要求。对于考生来说，一定的时间内，把文章写得既有条理又突出中心，八股这种文章样式无疑有它的优点。而且也有利于评阅试卷时有一个较统一的把握标准。但是到了清代，八股文的进一步公式化程式化，无疑是使应试者思想与写作禁锢与僵化的枷锁。正如鲁迅所说：“八股文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结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的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99〕220）

另一种创新文章体裁是“学案”。公案，原是官府判决是非的案例。佛教禅宗予以借鉴，用动作与隐晦、象征的语言启发、教育禅宗弟子，引发弟子们的思维，进而相互斗机锋，从而达到解悟领会佛理的方法与过程，叫做公案。用文字把公案予以叙述记录，便是公案文章。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第二节，认为“谈公案就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禅宗的公案文章很多，是中国佛教与中国教育的一笔财富。明末清初，黄宗羲编写了两部学案：《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后一部由多人续编校订而最后刊印。学案是记载儒学大师的传学过程以及后学弟子继承发扬儒学概况的体裁样式，是一种学术史兼有评判论述性质的综合文本。显然，它与禅宗的公案已大不一样。诸如《明儒学案》卷首黄宗羲所写的《师说》，评论了25位学者的学术成就与优长得失，对后世影响很大。学案这种文章式样，创造革新的成分是比较大的。

第二种情形，丰富传统文章体裁样式。突出者有如下几种：其一，地方志。记载一方地理状貌、历史、人文、风俗人情的史书性质的文体书籍，最早出于西汉。方志的体例在南宋已经定型。而大力提倡并编纂写作地方志则是在明代。“永乐十六年（1418年），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并且颁布了《纂修志书凡例》。”（〔73〕191）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订本）中著录明代地方志860种之多。清代延续了明编纂地方志的传统。地方志是一种应用多种文体写作的志书。一本好的地方志，既有传记的写作，也有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概述与评析，更有对文学、教育等业绩的总结与褒奖。

其二，科技书籍的写作与翻译。科技的理论研究以及对研究过程和成果的记录，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如《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然而中国唐宋以来，科技研究的面很狭窄，因而也影响了以说明为主的科技研究过程记录说明的文章以及以论证为主的科技成果论证的文章的发展。明、清两代，对古代科技书籍的写作与翻译，有了一定的发展。如明李时珍历时30年，三易其稿写成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宋应星完成的《天工开物》，这都是作者历经多年反复勘探研究的成果。这几本科研著作，文章的体裁样式是多样的，但以记叙、说明为主。

中国的翻译文字，始于佛教传入中国。汉文佛经的翻译，其数量之巨，成就之高，堪称世界之最。然而科技书籍的翻译，元代却是开创性的工作。《中国编辑史》（修订本）187页载：“元代开始出现科技书籍的翻译，在《元秘书监志》的‘回回书籍’项下，著录了两本译自阿拉伯文的天文学著作……这两部书对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研究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科技书籍翻译的第一个高潮。参与翻译的人，有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也有中国的科研人员。那时的翻译，大多是中外学者合作，外国学者口述，中国学者编纂成文。或把几本同类的书合译成一本，或是以一本书为主，插入译者的叙述。重要的译作有：徐光启与意大利利玛窦合译的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理》前六卷。许多数学上的名称，诸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等，一直沿用至今。李之藻与利玛窦参考了《算法统宗》编译了克拉维新编的《实用算术概论》，完成了《同文算指前编·通编·别编》，系统介绍欧洲笔算书籍。另有日耳曼人邓玉函口授《诸器图说》，由王徵译为中文，该书主要讲力学知识和机械原理。

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组织人翻译过《各国律例》中的部分内容和《四州志》。《四州志》节译自1836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是中国最早翻译的较有系统的世界地理志”。（〔73〕232）之后，科技的翻译便一直延续下来。有影响的则数清维新运动的拥护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该著作是严复应用中国散体文言文，把一部讲“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道理的论著，表述得极有中国文章的意蕴。如《天演论》第一段：“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景，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

其三，小品文。小品，原指佛经中相对于长卷经文的节本，如《小品般若波罗蜜经》。作为广义散文的一种体裁样式，它在我国唐宋已经有不少作家都在应用。如苏东坡的《在儋耳书》《记承天寺夜游》等，都是优秀的小品文。然而明末至清初，形成了小品文繁荣的文化景观。小品文，从题材范围来看，山水奇观，楼台亭榭，琴棋书画、农工百业等，无不是小品文抒写的内容。从所用文体来看，书信、札记、品评短论、人物传记、山水游记皆有。从题材来看，只要是适合于叙事、状物、言志、抒情者皆可为我所用。其特点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炼轻松自由，抒发真情探寻妙趣。正如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中所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废，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破坏。这种风气，也触着了满洲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由何满子、夏咸淳主编东方出版社1997年4月和6月出版的《明清闲情小品》四册，共选录明清两代优秀小品文366篇。其中游记、传记、序跋、尺牍等，应有尽有，且散骈结合，大多都是千字以内灵动鲜活的短篇，有不少篇章仅几十字至百十字左右。明清小品文，可谓中国古代文章百花园里的一枝奇葩。

元、明、清三代，对狭义文章体裁样式的丰富发展，远不止以上所列三种。如游记，就有了有系统较完整地记叙某区域山水景观、建筑名胜、风俗人情的鸿篇巨著，如《徐霞客游记》《西湖游览志》《五岳游草》《蜀中名胜记》《帝京景物略》等。再如清中后期伴随着报纸、杂志而发展起来的新闻类评述、记事、快讯等的文章样式，起步虽晚，而发展飞快。

2.语体文的继承、革新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文言文，一种是白话文。白话文也称语体文。书面语言的这两种形态，都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之上的。口头语言要远早于文字的产生。由于文字产生之初，还没有足够的文字用以组词而与口头语言相对应，加之书写材料与工具的粗糙简单，人们便以简捷的句子（多是单音词组句）记载复杂的事件，长篇的讲话，丰富的情感，等等。这便是精炼简捷的文言文的产生与应用的主要原因之一。文言文包括两种语言体式：韵文和散体文。赋体是韵文与散体文的综合。由于文字中不断有新字的创生，加之新的词汇的增加与丰富，至先秦的文章中对人们口语吸收借鉴的成分多起来。但是，汉魏六朝时，文言文逐渐离口语的距离远了。语言越是典故多而生涩，越是华丽古奥，才越是有知识有文采，是为时尚。骈四俪六的骈体文便是文言文第一次走向高峰亦是走向死胡同的标志。白话文即语体文，唐时佛教徒已有用它写作的变文，宋时佛教的一些语录与儒学的语录，也是用非常接近当时口语的白话文来写作。其实，白话文是一直与文言文并存共进的。汉魏六朝时的民谚、民歌，白话文的成分就很大。如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再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文人写的诗词中，也有如口语一样的诗句。用白话文写的诗歌称语体诗。语体文，即白话文也有两种语言体式：韵文和散体文。赋体也可用白话韵文和白话散体结合来写。元、明、清对语体文的继承、革新与发展，是很有成绩的。这一成绩，在白话韵文与白话散体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

先来看白话韵文方面：突出者当数元曲。无论是民间传唱的无名氏的小令作品，还是文人创作的套曲作品，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要特征：以选择和提炼的口语化的语言，自然晓畅地，然而是有韵合辙地抒情、言志、述理、绘景，因此，读来琅琅上口，听来悦耳顺畅，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在文学史上元曲尽管小令仅4000千多首、套曲仅400多篇，然而与近50000首的唐诗、20000多首的宋词一样比肩共高。白话韵文的写作，元曲显然有突破性的创造。试举数首：如无名氏《醉太平》：“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罚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无名氏《朝天子·志感》：“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爷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再如文人作品，马致远《越调·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夕下，断肠人在天涯。”姚燧《凭栏人·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予不寄间，妾身难又难。”像这样平易近人的语言，是古代白话韵语的典范。白话韵语出众优秀者，还有明代兴起直到清代官府下令禁绝而逐渐衰落的时调小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中，称明清的时调小曲为民歌，并给予很高评价。这些小曲，也有着元曲一样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多是无名氏的作品，也有一些文人的拟作。为了唱得顺口，小曲大都是押韵合辙的，而口语化仍是它的优长。冯梦龙编纂的两本时调小曲集《桂枝儿》是北方口语，而《山歌》则是南方吴语。《山歌》里还收录了一些长篇兼具说白的曲子，显然是受说唱文学影响的。《桂枝儿》中的短曲，有许多是抒情性很强而又有很高艺术性的作品，如《三心口相问》：“前日瘦，今日瘦，看着越瘦。朝也睡，暮也睡，懒去梳头。说黄昏，怕黄昏，又是黄昏时候。欲想又不该想，待去时又怎好丢？把口问问心来也，又把心儿来问问口。”再如《送别》三：“送情人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哭。赶脚的，你哭的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长篇的吴音山歌，由于既有唱词又有说白，口语化更浓。如《老鼠》：

郎儿生得好像老鼠一般般，夜里出来偷情日里闲。未到黄昏出来张了看，但等无人只一钻。（白）只一钻，只一钻，阿奴欢喜小小酸：来去身松快便，两只眼睛骨碌碌会看会观……（黄莺儿）两只脚像冰团，被窝中快快钻，偷油手段把偷香按。虽然未安，得欢且欢，只愁五个更儿短，嘱咐俏心肝，他老人家醒困，须是悄悄儿好遮瞒。……

再来看白话散体文方面。白话散体文成绩突出者，当数小说。明、清的小说有三种语言形态：文言、白话、半文半白。三种语言形态的写作，各有千秋，然而最突出者，当数白话。《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的代表，《三国演义》是半文半白小说的佼佼者，而《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长篇、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则是白话文小说的瑰宝。小说创作之用白话文，犹鱼之得水，其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得心应手，简则似文言一样言简意赅，繁则如赋体般花团锦簇。尤其是，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白话文有着探幽寻秘无处不到无所不能的能力。因此，读者由于这种明白如话的语言，一下子与作者的距离靠近了，仿佛书中的话语，都出于自己心腑。试举《水浒传》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生动描写。

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直流，鼻子歪在一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到：“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那眼棱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道场，磐儿、钹儿、饶儿，一齐响。

此外，还有白话韵文与散体结合应用的情况。元杂剧、明清传奇文本，明、清的宝卷文本等，是应用两种文体的成功范例。唱词是韵文，说白是散体文，唱词雅中有俗，说白俗而精炼，作为阅读文本，无疑易于文化程度低的人接受，作为演唱的文本，易于演员掌握而且便于听众欣赏。摘录《西厢记》第二折，即拷红中的几段唱词与道白，以一斑窥全豹：

……〔红见夫人科〕〔夫人云〕小贱人，为甚么不跪下！你知罪么？〔红跪云〕红娘不知罪。〔夫人云〕你故自口强哩。若实说呵，饶你；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这个贱人！谁着你和小姐花园里去来？……

〔鬼三台〕夜坐时停了针绣，共姐姐闲穷究，说张生哥哥病久。咱两个背着夫人，向书房问候。〔夫人云〕问候呵，他说甚么？〔红云〕他说来，道“老夫人事已休，将恩变为仇，着小生半途喜变做忧”。他道：“红娘你且先行，教小姐权时落后。”

〔夫人云〕他是个女孩儿家，着他落后怎么？〔红唱〕〔秃厮儿〕我只道神针法灸，谁知道燕侣莺俦。他两个经月余只是一处宿，何须你一一问缘由？”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红云〕……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

这段唱词道白，把红娘的机智善言与老夫人的顽固卫道刻画得惟妙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