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的先声

思想解放的先声

龚自珍诗文：思想解放的先声

晚清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腐败的清王朝每况愈下，思想禁锢是使中国处于贫弱落后的根源。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呼唤解放思想振兴中华，龚自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龚自珍(1792—1841)，字尔玉，号定盦，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有的史家把他归入近代杰出思想家之列，实际上他一生中差不多都处于古代末期，只在最后两年进入了近代，可以说是一位跨越古今的杰出人物。他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参加乡试中举。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才步入仕途，充任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考中进士，担任礼部主事等职务。他精研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目录学、金石学等，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道光十九年(1839)他辞官南归，兴办云阳书院，满足培养人才的夙愿。孰料仅办学三个年头，就在书院中与世长辞了。

龚自珍一生中写了二百多篇文章和五百多首诗词。他以“后史氏”自命，“好杂家之言”，“事东西南北之学”，其诗文意境独特，别开生面，讽切时政，主张革新，成为近代呼唤思想解放的先声。其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抨击时政的出鞘剑

龚自珍在尚未步入仕途的青年时期就关心时事，议论朝政。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就写了一组九篇政论文章《乙丙之际著议》，像锋芒毕露的出鞘剑，直指日趋腐败的清王朝的弊政。

所谓“乙丙”，是指乾隆六十年(1795)的“乙卯”和嘉庆元年(1796)的“丙辰”。作者选择了两代皇帝交迭之际，透过“盛世”的外表，揭示了封建王朝日趋衰亡的现实。如在第七篇中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王朝要维持统治都必须不断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不变的规律，文中指出：“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众人的议论才具有所向披靡的力量，认为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变革，才可避免改朝换代的危险。

系列文章虽没有脱离推行封建统治的立场，但议论的大胆引起了强烈反响。文章遭到顽固守旧派的攻击，好心的朋友担心他惹火烧身也劝他“狂删乙丙书”。但他却不为所动，坚持斗争。

二、讽喻“衰世”的报警钟

龚自珍踏上仕途后，对清代朝野有了进一步的观察和认识，他以隐晦的手法写了《尊隐》一文。所谓隐，就是在野的隐士，他把希望寄托于民间。文中把封建王朝的兴起、旺盛和没落形象地比喻为早、午、晚三个时期：“浴于东海”的清晨，“炎炎其光”的正午和“秋风骤至”的夜晚。他认为清王朝处于“日之将夕”的“衰世”，并揭露其黑暗腐败。他分析了朝野势力的消长变化：朝廷人才流失、气数将尽，在野势力就充实起来。作者把希望寄托于立志变革的“山中之民”。指出在“灯烛无光”、“但闻鼾声”的漫漫长夜，只有“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发出“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奋臂疾呼。

三、揭露腐败的解剖刀

龚自珍久居京城，对清廷官场的腐败有深切的认识，写了《明良论》四篇，以锋利的“手术刀”剖析了官场的种种积弊。

《明良论》之一揭露了官员们的品格低下，庸俗卑劣，相聚时不谈国家政务，尽说身边琐事，抱怨待遇太低。他认为应提高薪俸，使他们生活无忧，从而关心朝政。这种“高薪养廉”的主张并不切合实际，当时官场腐败透顶，贪污受贿成风，决不是增加薪俸所能奏效的。这可说是该文的一大缺陷吧。

《明良论》之二揭露了官员们气节败坏无耻的恶劣行径，痛斥朝廷官吏谗媚无耻，因循苟且，无所作为，以及“政要之官”却不通政事，只知“车马服饰”，阿谀邀宠，一旦国家有事，却退缩不前，“则纷纷鸠燕逝而已”狼狈逃窜的丑态。指出“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应进行耻为先的教育。

《明良论》之三揭露了“论资排辈”的弊政，抨击有才干的不能得到破格提拔，庸碌的却可循例晋升的现状，指出“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使官场充满死气沉沉的暮气。

《明良论》之四以庖丁解牛、伯牙操琴、后羿发箭、宜僚弄丸为喻，说明一切神技如受到束缚就都无法施展。认为清朝律令约束太多，朝廷对大臣常罗织罪名，动辄议处，因而使得官吏们唯唯诺诺，谨小慎微，无法施展才干，造成因循苟且的政治弊端，如不改革就会造成变乱。

四、安边禁毒的卫国策

龚自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关注祖国边陲，反对列强侵略，这些在他一些文章和书信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新疆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清乾隆时期，北路准噶尔上层一些民族败类勾结沙俄组织叛乱，盘踞伊犁，大肆掠夺，充当沙俄侵略中国的工具。清政府为维护国家统一，出兵平定了叛乱。对这次反对分裂的战争，朝廷的一些人纷纷非议，指责“耗中事边”、“不仁不义”，主张“准其自为部落”，即让新疆独立。他力排众议，写了一篇《西域置行省议》。文章驳斥了卖国投降的谬论，主张因势利导巩固边防，保卫领土完整。具体提出两点建议：一是移民屯边，使无业游民从事生产，解脱财政困境;二是在天山南北两路，划定疆界，设置府、州、县行政区，统归总督、巡抚管辖，整顿驻军以加强边防。

鸦片战争前，大量鸦片源源不断地输入我国，出现了以既得利益的大官僚为代表的“弛禁”派和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林则徐在一则奏书中尖锐地指出，如不严禁鸦片，“数十年后，中原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粮”。清道光帝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勉强采纳了严禁主张，派遣林则徐到广东禁烟。龚自珍对此寄予很大希望，写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这篇文章，提出了若干建议：一是“决定义”即必须照办的事。包括三条;杜绝鸦片输入，防止白银外流;无论吸食、生产、贩运鸦片，必须严加惩处;必须重兵相随，以武力加强边防。二是“旁义”，即参考性建议。也包括三条：保护蚕桑、木棉等重利产品生产，杜绝钟表、玻璃等奢侈品进口;只允许外国人在澳门进行正当贸易;应集工匠修造武器，加强战备。三是“答难义”，即回答一些责难。也包括三条：驳斥了“食重于货”的借口，实际是纵容白银外流;驳斥了禁止进口奢侈品会使关税不足的议论，认为这是海关官吏企图贪污的借口;驳斥了迂腐书生的以宽大为由反对用兵的观点，指出加强海防是为反对入侵而战。四是“归墟义”，即全文的结论。提醒林公要提高警惕，以两年为期完成禁烟任务。

龚自珍文中所提出的十条建议突出“严”、“细”。尽管所提建议并不尽切实可行，两年禁绝鸦片的估计未免过分乐观，但林则徐却对该文十分重视，在复启中除第二条令外国商人迁澳门难以做到未置可否外，对其余九条均表赞同。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表达了抗击侵略的决心。

五、解禁育才的兴国志

龚自珍特别重视人才，认为培育人才是改革时政、振兴中华的关键，对以八股文取士、大兴文字狱等束缚和摧残人才的政策深恶痛绝，提倡解放思想，为培养开放型人才奋斗终生。

他在弃官后写了一篇《病梅馆记》的小品文，从标题到内容都很奇特。文中通篇写梅，夹叙夹议，说一些有病态审美观的文人画士认为“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文人画士的孤癖影响了育梅人、贩梅人，“砍其正，养其旁枝;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使江宁、苏州、杭州等地所产梅树通通成了“病梅”。他购买了三百瓮病梅，对着梅树哭泣了三天，发誓要把梅病治好，“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瓮，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并发出“穷余生之光阴以疗梅”的誓愿。显而易见，文中所写并非梅而是人，以梅馆喻书馆，以病梅喻深受毒害摧残的三百学子。他实践了终身疗梅的志愿，但不知是因劳心过度还是其他心脑疾病，他在从教的第三个年头就猝死于云阳书院，难免抱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但他以解放思想为宗旨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却长留人间。

龚自珍一生中留下大量的诗，诗言志，更便于表达思想，抒发情怀。道光十九年(1839)，也就是他无官一身轻的那一年，他写下了达一百多首的组诗《己亥杂诗》，其中第125首的自注说：“过镇江，见赛玉皇及风神、雷神者，祷词数万，道士乞撰青词。”青词是道士祭神时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的表文，他借题发挥，写下千古名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前夕呼唤变革、呼唤人才的震聋发聩的第一声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