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利用与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

3-1.关系利用与农民工生活世界的建构

离开家乡来城市打工的农民，绝大多数是迫于生计的压力，是为经济目的而来。在城市的生活中，他们更多的是依靠乡村社会的人际资源求生存谋发展。大量的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在城市初次职业获得主要是依靠社会关系网络。在1999年京、沪、穗农民工调查抽取的600份样本中，有72.9%主要依靠社会网络，有23.2%主要依靠市场，有2.6%主要依靠组织。具体方式为：

表1　农民工在城市初次职业获得的具体方式⁽⁶⁹⁾

农民工通过初级关系网络寻找工作是普遍的路径。有学者对南京市610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就目前工作获得途径有61%的人“是通过老乡、朋友或是亲戚介绍得到的”；有24.4%的人是“通过职业介绍所或自己在人才市场上找”。对于怎样找到工作，“城里亲戚帮忙和先出来打工的村里人介绍”占48.5%，而“政府有组织的招工”只有1.7%。⁽⁷⁰⁾对福州市五区132户进城农民工家庭的调查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样本中有67人（50.8%）现有的工作是通过亲戚或同乡找到的，47人（35.6%）是自己找的，而通过其他方式（包括人才市场、职业介绍所、传播媒介、街头招工广告等）找到的只有13人（9.8%）。⁽⁷¹⁾在获得工作的机会后，农民工的主要交往对象仍然是同质群体的成员，遇到困难寻求社会支持时，他们最先想起动用的还是由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来的熟识的关系网络。上述南京的调查显示，问及“对于如果缺少资金，您一般找谁帮助解决”，首选是“找老乡与朋友”（63.3%），次之“找父母”（17.5%），再次“找在南京的亲戚”（10.4%）；“遇到困难时您主要找谁帮忙?”，首选是“找在南京的老乡朋友”（50.9%），次之“打电话找家人”（25.4%），再次“找在南京的亲戚”（10.9%）。这种结果与京、沪、穗农民工调查的结论如出一辙。在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比例最高的是朋友、家人、老乡和亲戚四种关系。详细的调查结果见表2：

表2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支持和化解风险的主要依赖对象⁽⁷²⁾

可见，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中，却依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换信息与资源，寻求支持与庇护，而与城市人的联系是极为有限的。在他们交际网的建构中，亲缘和地缘关系依然是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因此，我们才看到，即使是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过程中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常常是凭借着对地缘关系的信任而集结在一起，进而形成了诸如“浙江村”、“河南村”、“新疆村”等生活社区或生产与经营的集聚地。

根据近年来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主要方式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在城市企业中“打工”；第二，进入城市的建筑队与装修队；第三，在城市中自我雇用或成为雇主；第四，进入城市家庭服务的“保姆”、在街头巷尾揽活的散工等。这之中最成功进入的方式是第三种类型，其最有名气的代表莫过于京城的“浙江村”，其称谓的由来与地理位置“浙江村”的得名，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来自浙江省的农民之故。它分布在北京市的朝阳、海淀、丰台等区，主体位于距离天安门只有5公里的丰台区大红门南苑乡，该村有本地人1.4万，外来人口近10万。浙江村人不像其他省的大多数民工进入集体或个体企业打工，而是以自我雇佣的独特方式进城，他们拥有一定的技术和资金，有关的市场的商品信息，上层同乡关系和劳动力的经营者。他们不是以散居的方式生存在城市，而是形成一个个既与当地房东相互往来，又与后者在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准社区”。这里的村民具有很强的共存感和认同感，因此，有学者将其进入城市的方式称作“产业—社区型进入”。⁽⁷³⁾

“河南村”是对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八家村以河南人为主体、以废品回收为主业的流动农民聚居区的称谓。其前身位于东升乡二里庄的河南人聚居地，1992年因整治而被拆迁至八家村一带。该村地处海淀区清华大学东侧，学院路以西，南临五道口商业区，北靠清河镇，面积1.6平方公里。由前、后八家、大石桥、东柳村4个自然村组成，农居混杂，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据1995年底的统计，该村有外来人口5000人左右，1993年时曾达到8000多人，其中75%为河南人，河南人中又以固始县人居多。东升乡在八家村建有废品回收市场，主要由乡有关部门负责招租经营，其中外来人口中65%以上从事废品回收职业。⁽⁷⁴⁾因此，北京市有关部门及当地人也称其“破烂村”。与此相似，有学者通过对深圳“平江村”的个案研究，从关系运用的角度，描述和分析了一个从湖南山区而来的农民群体是凭借和利用了怎样的社会资源，以从事汽车运输业务在沿海特区生存和发展的。他发现人们运用关系的原则是理性选择，寻求关系的路径是一个从强关系到弱关系的扩展过程。⁽⁷⁵⁾诸如此类的村庄的建构过程，都充分体现了农民对乡村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的运用方式，并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

农民工以这种强地缘的方式聚集在城市社会，从其弊端视之，这种位居城市边缘的“孤岛”减缓了他们的再社会化过程。在与居民的比较中强化剥夺意识，可能会造成与城市社会的抗拒心态，为越轨行为的发生埋下隐患。从积极的因素考察，应该肯定地说，这种文化的整块移植给他们的心理适应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过渡地带，使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时不至于茫然无措。在以信任为基础的交往与互动中，他们建构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