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

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

孙正聿⁽¹⁾

大家好！我们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社会责任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个主题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说，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是我们大家的共同的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而另一方面是说，只有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够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如果把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我自己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要以理论的方式，去面向现实。所以我选取了这样一个题目，就是“现实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大家进行一下交流。我想把我要讲的这个主题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面向实践的理论研究，二是面向世界的中国问题，三是面向学者的学风建设。

首先，我来谈下第一点：面向实践的理论研究。我觉得，能够达到对于理论本身的自觉，特别是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去理解理论，是我们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的前提。大家都知道，社会上一直有这样一种思想潮流，本来我们是把科学和理论放在一起说的，叫做科学理论，但在实际当中，我们往往是崇尚科学而忽视甚至是蔑视理论，认为科学是实的，而理论是虚的。那么正由于这一点，才有刚才黄校长讲到的，人们总是重理轻文，因为这是把我们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理论来看待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承担社会责任，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前提，是需要我们重新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去理解理论，那么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什么是理论呢？当然人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界说它。然而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我对理论有一个说法，不叫定义。我说什么叫理论呢？理论就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各种概念系统。

在我给理论的这种说法当中，包含三层基本含义：第一层，凡是能被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它必然是一个概念系统，不能构成概念系统的不是理论。前段时间有一个学校让我做一个报告，题目叫做“做学问”。我说做学问的第一个自觉，就是区分开名称与概念。名称是非专业的，而概念是专业性的。所以我觉得理论的第一层含义，它必然构成各种概念系统。第二层含义，理论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认为它应当是规范性的。这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来看的。第三点，理论作为概念系统起到的规范作用，究竟能规范到什么呢？我认为，它规范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从这样一个角度，给理论做了这样一个提法、说法、界说，甚至可以叫做定义，（那就是）理论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概念系统。理论对于我们的实践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就两件事情，一是想，二是做。而理论是什么呢？理论就是规范着我们想什么不想什么，怎么想不怎么想，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也就是规范到我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我想，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角度，去重新理解理论本身。

这样看待理论的话，我觉得理论应该包括三重内涵。第一，理论是世界图景。第二，理论是思维方式。第三，理论是价值规范。也就是说，理论之所以能够起到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是因为理论本身有三重内涵。第一，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世界不是一个自在的世界，是经过理论中介的世界，所以现代科学、现代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说法，叫做观察渗透理论，观察负载理论。没有中立的观察，观察总是被理论污染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因为我们有理论构成的世界图景。第二，它们不仅是我们构成的世界图景，而且规范到我们怎么样去想问题，规范到我们整个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自己曾经有一个概括，现代科学从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的角度说，我认为有三个重大的变化：一是它改变了那样一种直观反应论的素朴实在论的思维方式，二是它变革了那样一种线性因果论的机械决定论的思维方式，三是它改变了那样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已经深刻地变革了人的思维方式。昨天看到，我们上一次论坛是关于方法创新的。我认为所谓方法的创新，说到底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怎么样才能达到思维方式的变革呢？是我们要重新理解理论。第三，更直接地，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更深层地规范到我们全部的价值观念。刚才顾校长谈到的以美国为例，那么他们的所有的理论最终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是规范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理论之所以能够构成我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因为理论具有四重特性：第一，理论具有向上的兼容性；第二，理论具有时代的容涵性；第三，理论具有逻辑的系统性；第四，理论具有思想的开放性。我就不展开说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从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内涵出发，进一步去理解理论所具有的这样一些特性，对于我们深刻地去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为理论具有这样丰厚的内涵和特性，所以在理论自身所具有的功能方面，我也想和大家强调四个方面：理论的解释功能、理论的规范功能、理论的批判功能、理论的引导功能。这几点可能正好是从关于理论本身的理解上呼应了刚才顾校长所谈论的这样一个哲学社会科学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问题。首先，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理论具有解释功能，这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毋须讨论的问题。但是怎么样去理解，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去理解，哲学社会科学所承担的这样一种功能，它怎么样去解释世界，解释人们的实践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其次，我刚才强调了理论的规范功能。我在这里面想稍微多说几句的，是理论的批判功能。我特别欣赏的是，我们哲学的那位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一个说法。他说理论是实践的反义词，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理解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原来都是强调，理论源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但是啊，我们在强调理论源于实践的时候，没有强调观察渗透理论；我们在强调理论指导实践的时候，没有强调理论反驳实践。比如说，按照我个人的理解，什么叫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以理论反驳实践。这就叫科学发展观。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以人为本呢？为什么要提出又快又好呢？为什么要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呢？为什么要提出统筹兼顾呢？那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强烈的实践的针对性，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理论去反驳各种不是以人为本的、不是又快又好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的人来说，应当达到充分自觉的，那就是，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实践的反驳。正因为它是对实践的反驳，所以又有了它的第四个功能，那就是它的引导性和理想性功能。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功能，所以它才能够达到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作用。那么也就像刚才顾校长谈到的，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他们现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了呢，就是因为理论本身具有这样一种规范人们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巨大的社会功能。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去重新理解理论，也为我谈下一个问题做一个铺垫。那就是说，理论要去解释、规范、批判和引导现实，那么这个现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问题。怎么样去理解中国问题？这就是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面向世界的中国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里边就提出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历史已经变成世界历史。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提出来，在资本主义时代，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经成为不可能。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中国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问题，以及当代中国以何种方式去解决世界性问题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在了解中国问题、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这样一些基本概念的时候，需要深入地去讨论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需要以邓小平所说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这样一种视野去思考中国问题，而不是把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问题仅仅理解为是中国的问题。如果从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我觉得，虽然马克思早已离开了我们，但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一系列的论证，都对我们今天如何去理论地关切现实，如何去思考中国问题，仍然是有巨大的启发作用的。我这里仅仅是想引证马克思的四段话，来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中国问题。第一段话，马克思曾经说过，区分一个历史时代，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产。第二段话，马克思说，所谓的市场经济，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第三段话，马克思说，现代的哲学，广义的是现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它所承担的全部的使命，是从揭露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转向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第四段话，马克思说，不光是思想需要趋向于现实，而且现实也需要趋向于思想。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地从马克思的这四段话出发，来谈一下我所理解的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问题。第一，我们中国所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最近我们都在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文件，那么为什么能够提出来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呢？什么叫做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呢？我想说到底它要变革的就是我们用什么进行生产。所以我看到李克强同志在谈到如何去看待中央这个建议的时候，强调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能源问题、信息网络问题、绿色文明问题。那么把马克思说的这段话合在一起，那就是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特别关切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技术创新的问题。我觉得马克思这一段话，就是说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什么一定要实现技术创新。第二，我觉得更有启发作用的就是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证，我们中国现在面对的全部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马克思的这句话：“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中国社会所实现的全部的进步和当代中国所面对的全部的问题，我觉得用马克思的这一句话大体上可以说清楚了。那就是说改革开放也好，市场经济也好，说到底解决了一个问题，建立了人的独立性，使我们从一种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存在，转向了人的独立性的存在。但是当代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最早“人的独立性”，用马克思的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一切向钱看”。所以才会出现我们社会上的“耻言理想，蔑视道德，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怎么都行！”马克思确实是高屋建瓴地为我们揭示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我自己常说，包括我在2001年，就是在中山大学，他们让我做一个讲座时就提过。我说：“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是一种悲壮的选择。”我觉得只有从这样的一种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去增强关于中国继续前行的信心，又会正视中国现在所面对的全部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体制创新。

第三点，马克思所说的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那就是从对神、对宗教、对上帝的批判，转向对国家、对法、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我们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所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揭露人在诸种的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所以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任务是以终结哲学、拒斥形而上学为口号，而对理性的一种反思和批判。也就是使我们能够从一种无限理性，转化为一种有限理性的思考。所以还记得也就是在广州这个刊物上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从层级到顺序》。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是要提供某种终极真理，而是为我们现在、当今的中国的实践做出某种顺序性的选择和实践性的安排，那就是我解说的马克思的第三句话。

最后第四句话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不光是思想需要趋向于现实，而且现实需要趋向于思想。这个对于我们搞文科的人来说，应该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自觉意识。我们一再强调我们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毫无疑问，这是一些根本性的要求。但是在我们理解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往往离开了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人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存在。我们是以我们所具有的理论背景来理解这个世界和要求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的理论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因此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理论要去符合那个现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让那个现实符合我们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让我们的现实符合科学发展观嘛。所以列宁曾经有一句话：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让世界满足人自己。

我想，马克思这四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性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所需要承担的技术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和理论创新的任务。这就是我要跟大家非常简洁地谈的第二个问题，面向世界的中国问题。

要想面向世界，就要实现理论创新。我确确实实不像刚才两位都是大学的管理者、我们国家的著名学者和著名学府的校长。我只是一个最普通的文科教师。我觉得作为一个文科教师，能够感受到的是我们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我们要切实地去研究，我们要去服务社会。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呢？所以，我想从自己的体会出发谈一下第三点，面向学者的学风建设。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学者是学术的人格化，人格化的学术就是学者，所以学者必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承担意识。我们的学风建设说到底是学者对自己的建设。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了先后去世的两位钱先生，就是钱学森和钱伟长先生。这两位先生都给我们遗留下一些宝贵的座右铭。这位钱伟长先生曾经说过，“不上课就不是教师，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我觉得这个应当是大学所有教师，当然也包括文科教师，深长思之的问题。“不上课就不是教师”这个似乎好理解，但是对于“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困难。我记得我在政协提的一个提案就是，对于大学必须进行分类指导，不要轻易把大专都变成大学。按照我个人的看法，中专是技能，大专是技术，大学是学术。我们把大专升为了大学，它是不是也把技术升为了学术呢？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我还有一个说法，我说小学是描述、中学是解释、大学是创造。一个大学老师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成果，跟学生讲什么呢？所以你当大学教师来说，同中小学、同大专是绝对不同的。他不仅仅要上课，而且必须以科研为基础，所以我说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来说，一个好的老师两个字，一个弱的老师多了一个字，好的老师两个字——讲理，差的老师多了一个字——不讲理。我想如果对于老师做评价的话就这么两个，两个字的评价和三个字的评价。两个字的就是因为他有理，所以他能讲理，没理所以他不讲理。

那么怎么有理呢？有理就是进行研究。我们所有讲课的内容都是如此，你想要自己作出了认真的研究，不是表述的问题，是思想的问题，语言糊涂是思想糊涂的表现。没有一个人是茶壶煮饺子，说有理我说不出来，没有。之所以说不出来就因为他没理，所以他没理就不讲理，有理就讲理了。所以对于钱伟长先生的这一段话，我感到作为我们大学的教师，尤其是对于大学的文科教师具有座右铭的意义。

另一个就是钱学森先生说的另两句话。他说：“姓钱，不爱钱；离经，不叛道。”当然用到我们头上似乎有一点没道理，因为我们不姓钱，但是不姓钱，社会的潮流是一切向钱看。所以对于今天的大学的学风建设，尤其是用到学者身上来说，说到底还是这个问题，是不是不姓钱还爱钱的问题。钱老是姓钱不爱钱，而我们是不姓钱是否爱钱的问题。爱钱当然是正当的，因为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但是如果，我们的老师就像刚才这位顾教授谈到的能不能把我们的大学定位为产业化，或者更简洁地说创收，或者说赚钱，能不能这样去定位它？这将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了。这一点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为人，为学，道德，文章”。没有“为人”，讲不了“为学”；没有“道德”，谈不到“文章”。所以中国人总是把“为人”和“道德”放在“为学”和“文章”的前面。

我更想说一下钱先生的后一句话“离经，不叛道”。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文科的教师来说，可能是我们一直纠缠在心里边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就是说，很长时间大家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学理科别学文科”。为什么？怕文科出事。但是我们又说啦，文科理论需要创新，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去找到二者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呢？我觉得钱学森先生的这几个字点破了，那就是“离经，不叛道”。什么是“离经”呢？我想“离经”就是不人云亦云，不照本宣科，不寻章摘句，不唯上唯书，说到底不搞教条主义。所以我总是说，尤其是我们搞哲学绝对不能把哲学当做是一种条文，一种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不愿意听哲学，就因为哲学变成我所说的这些东西了。反过来我常跟我自己的学生像说笑话似地说，80年代流行一首歌，这首歌叫“跟着感觉走，紧拉着梦的手”。很美！但我们没有人是这样的。人们都是跟着理性走，紧拉着哲学的手。人们可以什么都不学，但是没有人会不听哲学课的，因为哲学讲的是人生的大道理。人生，他活着就想到为什么要活着，你真正讲道理他为什么就不听呢？就因为你不讲理，不讲理当然就没有人愿意听了。你把它变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所谓的灌输，从左耳灌进去它从右耳就冒出去了。所以钱先生说的是非常地正确的，“离经”不能唯上唯书。我想钱先生又讲的后半句话，“不叛道”，那么按照我个人理解什么叫“不叛道”呢？所谓的“不叛道”就是不背离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不背离面向现实的理论旨趣，不背离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不背离追求真理的批判精神。由此我想到我们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界除了文学批评，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而且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东西，我们一直没有很成熟的哲学批评、法学批评、政治学批评、经济学批评、社会学批评、人类学批评。我觉得一直很少有。如果说有，我概括为三个，那叫做“捧杀、棒杀和抹杀”。我们所谓的书评，全是捧杀。看看我们的质疑或者说商榷，全都是棒杀。再看看我们言必称外国学者，又有几个人引荐中国人自己的？全都是集体沉默，“抹杀”。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怎么样去繁荣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想面向现实去进行理论研究，面向世界去升华我们对中国问题的理解，那就需要我们面向学者去强化我们的学风建设。这样我们才能够通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来承担我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2010年12月4日上午作者在“2010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上所作报告录音整理）

【注释】

(1)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