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开展农村社会问题防治教育

三、持续开展农村社会问题防治教育

如果农村居民、乡镇干部、城市居民、国家决策者等各种社会主体都不去做有损农村社会机能和妨碍农村社会正常运行的事，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因主体行为失误而造成农村社会问题出现。那么，如何保证这些影响农村社会的主体尤其是农村居民和乡镇干部不做这样的事情呢？根本办法就是在农村持续开展农村社会问题防治教育。教育是改变公民不良行为的最好方法，是预防农村社会问题发生的最可靠途径。农村社会问题防治教育包括生态知识教育、价值观教育、爱村教育、社会管理教育、修身教育、社会问题知识教育，等等。教育主体包括国家、社区、家庭、学校。就国家教育而言，要依托国家宣传系统建立农村社会问题教育机制。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国家垄断经营广播、电视、出版、期刊、新闻报纸等传媒产业，并有专门机构来监管这些部门的经营，因而能够在全社会范围内制造强大的农村社会问题教育控制环境。首先，要利用这些宣传工具对各种损害农村社会机能和正常运行机制的违规行为进行曝光，揭露个人越轨、群体越轨、法人越轨行为以及对农村社会发展所造成的严重危害，发表对这些越轨行为的社会评价，产生社会警戒效应。其次，大力地、频繁地、及时地报道遵纪守法、履规践德的好人好事，树立这方面的榜样。农村社区教育主要是利用农村社区工作条件或环境开展农村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教育。第一，在农村社区内树立保护农村环境的道德典范，对模范个人和家庭进行多形式的宣传和奖励；建立农村社区家庭守规守德积分公布制度，建立农村社区反违规和守德机制；组建由农村社区居民构成的治安联防队，负责对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的监视。学校和家庭教育主要是培养青少年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和道德修养，培养他们日常个人行为的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农村社会问题教育控制上尤其要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年轻一代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深受家长影响，而且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教育场所和终生的教育场所，家长的言行往往成为子女的模仿对象。年轻人的一些越轨行为，有一些是受家庭影响的。如家庭父母关系不好或者有外遇甚至离婚行为，对其子女的日后行为影响较大，这种家庭的孩子在越轨者中占有较大比例。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长在履行伦理道德中的表率作用，推行家长负责制。国家利用家教，落实儒家伦理规范，将其化为日常行为。并且提出“养不教，父之过”(《三字经》)，司马迁在《涑水·家·仪·居家杂议》中提出，“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众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为了进一步使家教收到成效，封建统治者对此奖惩分明。凡治家教子有方，守礼严格，忠贞烈女，一律树碑立传；凡违礼者，一律严处。这种传统文化在教育内容上是陈腐的，但在教育形式上是我们后人值得借鉴的。农村社区可以通过家长学校来培养家长在保护农村环境、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上的优良素质，并通过他们进一步引导农村孩子自觉地爱护家乡，多做一些有利于农村社会健康发展的事情。

阅读书目

1.［英］朱利安·勒·格兰德：《社会问题经济学》，苗正民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雷洪：《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一个中层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姜振华等：《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

思考题

1.农村社会学对哪些新出现的农村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

2.为什么农村也会产生社会问题？

3.如何防止农村社会问题的发生？

【注释】

[1]人地比例计算法，就是假设人地比率固定不变时，耕种实地面积所能正常容纳的劳动力数，减去实际投入劳动力人数，即为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人数。

[2]劳动量计算法，就是在农业劳动力的总数中去除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人数，并在农业耕地中去除经营非农业生产的部分，然后算出人均劳动量。

[3]洪朝辉：《农村剩余劳力的变迁：独特的城市因素》，《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6期。

[4]郗杰英：《新跨越——当代农村青年报告(1999—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5]李同文：《中国民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现状与未来》，金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6]陈文科等：《中国农民问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7]刘建进：《1997—1998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及流动状况(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67页。

[8]杜鹰：《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群体特征与宏观背景分析》，《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6期。

[9]蔡昉：《劳动力流动、择业与自组织过程中的经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10]曹阳：《我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探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1]黎育松：《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和规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12]李学昌：《危机与出路：当前农村社会问题研究述评》，《史林》，2000年第4期。

[13]谷中原等：《山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与消解》，《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4]洪朝辉：《农村剩余劳力的变迁：独特的城市因素》，《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第6期。

[15]谷中原等：《山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与消解》，《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16]辜胜祖：《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思路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陆学艺《农村发展新阶段的新问题和新任务》，《宏观经济研究》2000年第6期。

[17]张正河：《乡村城市化的要素聚集与时空序列》，《财经问题研究》，1998年第4期。

[18]李实：《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19]洪朝辉：《农村剩余劳力的变迁：独特的城市因素》，《中国大陆研究》，1999年笫6期。

[20]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21]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3页。

[22]何清涟：《当代中国农村宗法组织的复兴》，《二十—世纪》，1993年4月号。

[23]蒋慕东、薛建明：《中国农村宗族活动的兴起与对策》，《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4]蒋慕东、薛建明：《中国农村宗族活动的兴起与对策》，《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5]李成贵：《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管理世界》，1994年第5期。

[26]蒋慕东、薛建明：《中国农村宗族活动的兴起与对策》，《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7]兰芸芝：《宗族势力困扰村民自治》，《中国社会工作》，1995年第5期。

[28]朱康对：《宗族文化和乡村社会秩序建构：温州农村宗族问题思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7年第1期。

[29]吴思红：《村民自治与农村社会控制》，《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6期。

[30]袁正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学术论坛》，2000年第6期。

[31]吕红平：《农村宗族问题与现代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32]谷中原、谭国志：《农村垃圾治理研究》，《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33]付铁钰：《试谈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解构》，《理论观察》，2009年第1期。

[34]谷中原等：《山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与消解》，《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35]恩格尔系数的基本内容是：某一家庭收入越少，耗费在食品上的开支所占比重越大；随着收入增加，食品支出也有所增加，但占总收入的比重会逐渐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可用食品总支出在总收入中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恩格尔定律。其公式是：食品支出对收入的比率=食品总支出/收入总额×100％。

[36]姜振华等：《中国的贫困地区类型及开发》，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7]李卫武：《中国：跋涉世纪的大峡谷——生存·发展·困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38]刘兆征：《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39]刘兆征：《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40]刘兆征：《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41]刘兆征：《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分析》，《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42]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对国内外社会预警理论的讨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