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的高度信息化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韩 铎
一、什么是高度信息化
什么是信息?什么是信息化社会?应该如何下定义?在日本学术界，长期以来说法不一。1984年初，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制定社会高度信息化的对策，成立了一个由企业界，学术界等各方面代表组成的咨询机构——“关于高度信息社会的恳谈会”。该会在经过反复讨论后向首相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开宗明义就强调:“势将来临的高度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是信息、知识的作用大于物质和能源的社会，也是使用或者服务的作用大于占有的社会。向高度信息社会过渡……最大的原动力，是国民欲求的变化和以电子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也就是说，能够迅速而准确地对各种大量信息进行加工、存储、检索、传递的信息系统将渗透到经济、社会、家庭、个人等一切领域，对它的灵活运用也将日趋多样化、高级化。”恳谈会的这个共同见解，报告的这个基调，无疑会对日本政府为未来发展做出战略决策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难怪舆论工具要把1984年渲染成日本迈进高度信息化社会“大门口”的一年。
1987年年底，半官方脑库“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90年代日本的课题》也认为，目前的信息化程度，仍然局限性颇大，主要是依靠大型电子计算机与终端机联机，而到90年代，扮演主角的将不再是大型机而是中、小型机，光纤通信网络将由线状的发展为面状的，微电脑将会像现在的电话那样普及。
二、宏伟蓝图知多少
像过去以政府为主导，积极扶植某些重点产业(如钢铁、汽车等)的发展，使其产品打进欧美市场一样，日本争取在世界上率先建成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壮举，从设计蓝图那天起就具有以各级政府为主导，官民协力奋战的鲜明特色，同时，日本虽然国土狭小，却长期存在城市布局和人口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有的地区过密，有的地区过疏)，所以，中央一级政府部门设计的各种高度信息化蓝图。都十分注意与地方建设、城市规划紧密结合，以期趁机形成“多极分散型国土”。
在名目繁多的各种蓝图中，论起步之早、涉及面之广、具体措施之周密和完备。当首推由通产省倡导并积极推行的“技术波里斯(Technopolis)设想”。波里斯原系希腊语，指的是希腊古代城市国家，即所谓城邦，它通常由某一个中心城市及其周围的村庄构成，如雅典、斯巴达等。这个设想中的“技术”一词，实际上是指高技术。
早在1980年3月，在通产省产业结构审议会提出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这一官方文件中，就第一次明确提出“技术立国”方针，同时也把兴建一批“技术波里斯”作为落实技术立国方针的重要措施之一，正式列入议程。
后来，到1983年，通产省这一设想先是被内阁会议决定“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与指针”所采纳，紧接着又以该年度通常国会通过“高度技术工业密集地域开发促进法”(俗称“技术波里斯”法)的形式，完成立法手续，从而得以立即付诸实施。
政府明文规定，每个“技术波里斯”都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第一，依附一座人口20万以上的地方中等城市，使互相间能形成息息相通的生活圈、行动圈;第二，虽然远离首都和现有临海工业地带，但应靠近某一大型机场(位于机场四周约20公里半径范围内)，它们与三大都市圈——东京、大阪、名古屋，可利用喷气式客机当天往返一次，以便最终形成不同于临海工业地带的临空(空港)工业地带;第三，它自身要“麻雀虽小”——占地500～700公顷，人口5万，“五脏俱全”——能使“产”、“学”、“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每个波里斯内，既要拥有包括制造微电脑、文字处理机，集成电路和生物工程等在内的“尖端技术产业群”，又要办好一所理工科大学以及与当地产业布局配套的各类科研机构，还得居住环境舒适，使居民的生活富有魅力。从以上三条可以看出，日本的做法是借鉴了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又结合本国实际有所变通的。
很明显，政府的最大目的是想通过兴建一批“技术波里斯”，把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分散到地方去。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有利于振兴地方经济，另一方面，使大城市的人口过密有所缓解。因此，政府不惜投入巨资，在有关法令中，对向那里搬迁的企业或将在那里新建的研究开发单位，规定了一系列由国家给予财政补助、免征土地占有税等优惠措施。
经过严格的挑选和审查，到1986年为止，已有函馆、秋田、长冈、宇都宫、滨松、富山、宇部、大分、熊本、宫崎、佐世保等19个城市被批准为兴建“技术波里斯”的地区。其中，素以“硅岛”著称的九州得天独厚，可建6个。人们预期，这些城邦式高技术密集区对日本经济、技术发展所起的决定性推动作用，将在10年之后充分显示出来。
稍后于“技术波里斯”设想，为了给未来型信息化城市提供样板，迎接和促进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邮政省和通产省又同在1984年分别提出各自旨在推进通信革命的城市规划。邮政省提出的叫做“电气通信乌托邦”设想，通产省提出的叫做“新型信息媒介社区”设想。这两个新名称，用的也是“和制英语”。前者为Teletopia，后者为大Newmedia Community。
当时的邮政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副会长左藤惠，在他那本被中曾根首相推荐为有志于建设高度信息社会者必读之书的《通信创造时代》中，图文并茂地介绍过“电气通信乌托邦”设想所追求的具体目标。
何谓“乌托邦”?“理想乡”也。这位大臣撇开语源上“乌有之乡”的含义及其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做了个超越历史、超越主义的解释。
建设什么样的“理想乡”?他说，邮政省认为，为使日本全国圆满地过渡到高度信息化社会，从现在起就应当挑选一些城市和地区，向那里集中投资，让那些地方先走一步，尽早用最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把它们装备起来。有了“通信基础设施”以后，不但能使许多地方城市提前实现生产、流通、行政工作、家庭生活等领域的高度信息化，有利于振兴地方经济，而且可以缩小地方与东京等大城市的信息差距，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国际化。
所谓“通信基础设施”，现在一般都叫“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或只简称“基础设施”，是个最近这几年才在西方国家通行的新词汇。主要指通信卫星地面站、高速大容量光纤通信传输线路、双向有线电视网等。西方学者认为，必须像工业社会兴建港湾、铁路、高速公路和上下水管道等基础设施那样，大力修建这些利用信息的基础设施。它是信息的载体、产业的耳目，是信息时代的技术支柱，没有它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高度信息化。
邮政省的这项设想经国会批准后，已于1985年开始实施。因为属于示范性质，原先打算北起北海道南至冲绳，仅指定10个城市和地区。但由于几乎所有地方县、市都争着要上，结果第一批公布的指定地区就多达20个。其中包括札幌市、福岛市、千叶市、新泻市，熊本市、大分市、长野县和和歌山县的若干市町村，大阪府和横滨市的港湾地带、冲绳全县等。过了不到一年，又陆续追加仙台等14个城市为指定地区。这34个指定地区中，有一部分已于1986年和1987年按照设想的要求动工。看来，“电气通信乌托邦”大有用不了几年便会在整个日本列岛星罗棋布。
通产省“新型信息媒介社区”设想，是与邮政省“电气通信乌托邦”设想相辅相成，紧密配合着的。两个设想的不同点在于，一个以提供“硬件”(基础设施)为主，一个以开发“软件”(应用技术)为主，到1986年为止，通产省也陆续指定了15个城市和地区开始实施设想。
两个省的设想、目标完全一致。双方都根据所选择城市和地区的地方特点、当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实际需要，把要开展的建设项目划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诸如尖端产业型、先进农业型、研究学园型、都市再开发型、社区住宅型、物资和商品流通型、医疗福利型等。这样一来，有些指定地区免不了要重复。例如横滨就既是通产省的指定地区，又是邮政省的指定地区。不但如此，这两个设想还能使“技术波里斯”如虎添翼，先被指定为“技术波里斯”的熊本、大分、福冈等，后来又都被指定为“电气通信乌托邦”和“新型信息媒介社区”，“一身而三任”了。
谈到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原国营日本电报电话公社(NTT，现已民营化)1982年开始实施的“INS”(高度信息通信系统)设想。这是一项“超大型”(总投资额20万亿～30万亿日元)、“超长期”(2004年最后完成)远景规划。这个被誉为“梦幻般通信网”的设想，要求将电话通信的传输、变换方式，由贝尔发明电话以来始终采用着的模拟方式(把语音转换成相应的音频电流)，改变为数字方式(传输表示语音信号的二进制数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使以往分别自成系统的电话通信网、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电传机通信网等，都用一个数字通信网统辖起来。
这种通信网的一条“干线”——纵贯日本列岛的光纤电缆通信线路，已于1985年2月建成。它北起北海道的旭川，南至鹿儿岛，全长4300公里，一共连接札幌、仙台、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福冈等位于太平洋一侧的34个主要城市。以后还将继续完成连接日本海一侧城市的“支线”，预计到1994年便可普及全国大部分地区。
这条光缆通信线路使用的是最新式F400m的光纤，每秒钟可输送4亿个光信号，两根头发丝般细的光纤可使5760人同时打电话(通信量最大的东京—大阪区间，可使7万人同时通话)。这条干线可以说是未来高度信息化社会的“中枢神经”，有了它才能进而实现“LAN”(本工厂、本单位的信息通信网)、“VAN”(不同地区间的附加价值通信网)以及居民或个人的“在家购物”、“在家办公”等。而假若没有这先声夺人的“INS”远景规划，“电气通信乌托邦”也好，“新型信息媒介社区”也好，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在为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鸣锣开道、绘制美好蓝图方面，建设省虽然亮相最晚，却能后来居上，以其所提设想的气魄之大、前景之诱人，博得更多的喝彩声，尤其深受企业界欢迎。
建设省设想的具体内容，简言之，就是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入手，极其看重一种近年来刚出现的、已被日本人亲昵地称为“智能(intelligent)大楼”的未来城市复合型基础设施，要在全国范围推广这个新事物，10年内建成一座又一座“智能大楼”林立的“智能城”。每座这样的城市都要利用高速公路的路面或者下水道的管道来铺设光纤电缆网，以便适应“智能大楼”发挥机能的需要。它同时也能使城市得到改造，建立起各种自动化管理系统(如通过电脑交通管理系统可以使驾车人知道什么地方塞车、哪个停车场有空位，告诉等出租汽车的人什么时候车能到达)。建设省设想的正式名称叫做“智能复合地域设想”，也可称之为“智能城设想”。
“智能大楼”究系何物?按日本有关人士的说法，它要完全用信息武装起来，为此必须具备以下三条:第一，整个大楼的空调、照明、安全以及防灾设备等，都装有自动控制器，使大楼日常管理工作自动化;第二，大楼内所有办公室都拥有齐全的“OA”(办公室自动化)设备，即微机终端、文字处理机、电传机等;第三，每栋大楼都铺满光纤电缆，设有数字通信交换机，并在楼顶上架设接收通信卫星信号用的抛物面天线。
建设省兴建“智能城”的设想，是于1986年12月(咨询机构正式提出政策研究报告)在日元不断升值声中酝酿成熟，并于1987年3月开始推行的——公布东京都、横滨市、川崎市、大阪市、岐阜市、北九州市、福冈市、大分市等22个城市为指定地区。从“纸上谈兵”到付诸实践，相隔只有短短三个月，这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政府和企业应变能力之强。
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后，日本经济面临着必须积极扩大内需的紧迫课题。咄咄逼人的客观形势，是促使建设省设想迅速落实、顺利推行的重要条件。这个设想对扩大内需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一位建设省官员曾在报端公开宣称，根据建设省都市局所做的需求调查，全国有六成以上的企业，希望在今后5～10年内，或者自建“智能大楼”，或者成为它的租赁一方。据此估算，到1995年为止的10年期间，与建造“智能大楼”密切相关的市场规模，大约可高达30万亿日元。
从建设省“智能城设想”推行情况看，在22个指定地区当中，论建设规模，以东京最大。比建设省设想早两年多，一心要把东京建成“国际都市”的东京都市政厅曾于一次国际会议上宣布，准备在东京湾内一大片人造陆地上，动工兴建一个名叫“电信港”(teleport)的国际性卫星通信基地。这个可与海港、空港媲美的“电信港”，将以一座通信卫星地面站为主体，由20栋像“霞关大楼”(日本目前最高办公大楼)那么高大的“智能大楼”以及为其服务的生活和商业设施构成。各项工程由官方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预计1993年可部分完工。围绕着这个“电信港”，东京都还想把东京湾沿岸一带改造为比新宿副都心大好几倍的“临海部副都心”。建设省不但把“东京电信港”这一大型项目看做推行“智能城设想”的范例，而且在公布指定地区时又对东京都特别照顾，说它的23个行政区统统包括在内，完全可以想见，今后若干年内，在东京的老市区，也将会有“智能大楼”接二连三拔地而起。
此外，为了大规模开发东京湾这块“唯一的未来空间”，使东京都能同横滨市、川崎市、千叶县联成一个整体，在政府有关部门推动下，将由新日铁等几百家民间企业合资修筑一条铺有光纤电缆的横穿东京湾的高速公路，预计1996年完工。在横须贺市附近海面建造多功能人工岛的计划，也正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三、不协调音何其强
日本有一家由女社会活动家今野由梨创办、研究人员全系女性的民间脑库——“生活科学研究所”(株式会社)。这家研究所根据她们1985年10月举办的“有关市民生活与信息化的市民意识调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早就被大量信息包围着，而且并非所有的信息都是必要而有益的，所以市民已大体上满足于现在的信息环境，不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不称心的。
例如对待家庭生活自动化，当调查问及“在今后的社会中你认为将会得到普及的是什么”时，回答中认为将会得到普及的前三种服务项目是“家庭购物”、“家庭预约”、“电信遥控”(如回家途中从汽车里发回烧洗澡水信号等);而当问及“你特别想利用的是什么”时，回答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三种服务项目却是“家庭银行”、“家庭预约”、“在家看病”。据此，这家研究所认为，人们预料将会普及的东西与自己打算利用的东西之间明显存在不一致现象，尤其是其中的“家庭购物”，大多数人虽然已经预料到将会普及，而自己本人想利用者反而极少，看来足以说明，有关信息化的那些美好设计，是超前于广大市民的实际需要和“利用意向”的。
这家研究所还举出另一项调查结果来证实她们的“超前论”，那就是:展望未来的家庭开支情况，为了利用各种信息服务系统，表示“花点钱也可以”和“不愿意多花钱”的，居然几乎各占一半。而表示“花点钱也可以”的人，又说要以不超过现在一般家庭支付的电话费程度为限。
一般市民特别是家庭主妇们何以不那么喜欢“家庭购物”之类高度信息化服务手段?这不妨听听东京都三鹰市民的一些活灵活现的亲身体验。因为原日本电报电话公社为了解“INS”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曾在该市搞过有近2000名居民参加的“示范实验”，历时两年有半(1984年9月～1987年3月)。
据“INS三鹰市民之会”一位负责人介绍，“家庭购物”虽然受到少数“双职工”家庭主妇的欢迎，但大多数参加实验者普遍反映:“不看一看、摸一摸的话，怎么也不能下决心买”。尤其是食品类，譬如菜蔬、水果，更要以新鲜程度为购买标准。人们对“家庭购物”抱消极态度，除心理因素外，与日本城市现有商业网点分布状况甚佳也不无关系。而对“电视电话”的反映，则纯属心理因素。据说，占“压倒多数”的人感到，“跟初次见面的人就脸对着脸讲话，免不了叫人害臊”。很多女性都坦白地承认:“因为牵挂自己的容貌，接电话以前得先照照镜子。”甚至发生过这种现象，一位有心计的女性，说声“请等一下……”然后就顺手拿出一块带插图的卡片挡住摄像机镜头。故而《每日新闻》曾在一篇社论中指出:综观这次“INS”实验，应当说，在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今后推进高度信息化，决不能让它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和“人情味”背道而驰。
生活科学研究所市民意识调查中关于高度信息化社会“时代像”的调查结果也很耐人寻味。原来在广大市民心目中，未来社会并不是什么“理想乡”，离人人逍遥自在、人人安居乐业的理想境界差得很远。例如，当问及“在今后的社会中，你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时，说担心“人情味将被丢弃”者有45.5%，担心“会利用的人和不会利用的人差距拉大”者有36.7%，担心“隐私权容易受侵犯”者有33.1%，担心“计算机犯罪将会增多”者有27.3%。此外，担心社会将发生混乱或管制加强，担心信息泛滥或被误用、担心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和雇佣机会减少的人也为数不少。因此，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勾画出这样一幅“时代像”:一方面，信息的交流将变得更迅速、“无现金化”(付款使用信用卡)会进一步推广、居家过日子越来越方便……而另一方面则是大家被逼着不停地去学习和钻研，“竞争社会”竞争得更厉害，青少年犯罪有增无减，晚年生活不见得会比现在更富裕……
该研究所的女士们还别开生面，列举许多不同科目的动物，让被调查者从中选出能够代表“时代像”的。结果，“30年前”被比喻为蚂蚁、龟、兔子、牛;“现时代”被比喻为兔子、狐狸，狗;“30年后”被比喻为狮子、狐狸、海豚、虎。对此，调查报告分析道:在市民心目中，时代的形象正由小型、温顺的动物逐渐变换为大型、狡黠、凶猛、强悍的动物。“30年后”的时代难道是“猫科动物时代”或者“狮子社会”?!
根据上述种种，生活科学研究所认为，未来的高度信息社会，应该是一个“依靠市民、为了市民”的社会，要想市民所想，调动市民愿意参与的积极性，使市民不拘年龄、财产、技能等，谁都能自由地利用信息。如若不然，高度信息社会将会成为信息可以不顾人的意愿独来独往的社会。再说，自动化、机械化得到推广以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接触势必要减少，搞得不好，说不定会出现一个杀气腾腾的社会，眼前已成为社会问题的中小学生“欺负人”、薪金生活者患“应激反应症”(精神紧张)等，就与这种未来趋势很有关系。
1988年初(1月17日)，总理府发表了一份官方文件——《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的舆论调查》。这项调查是在去年3月，以随意抽选的3000名18岁以上成年人为对象而进行的(采用当面答卷方式，有效回收率78%)。调查报告发表后，各大报第二天就以显著位置刊登，有的还发了社论。
调查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科学技术发展达到现在这个地步，尽管人们从总体上看予以肯定者相对地多(有54%的人认为并非“不利方面”多，而是“有利方面”多)，但当回答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巧妙设问时，人们从切身利害考虑，说已经感到不安或有所不满的，却出乎意料地多。
例如，有这样一个设问:“是否因科学技术进步而不安，觉得自己将要跟不上趟儿了?”回答说有这种不安的，竟多达63%。这种不安心理，在中老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据说，在全体调查对象中，有56%的人认为，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太快，精神上的余裕减少了，有57%的人感到不安是因为“让生活改变面貌搞得过于急剧”。此外，还有40%的人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使得人的道德心“恶化了”。
关于大多数人担心“跟不上趟儿”这点，总理府的调查结果未尝不可以拿生活科学研究所的市民意识调查来参证一下，看看它的可信性和普遍性。那个调查也曾向调查对象提过有没有把握适应今后信息化进展的问题，据说虽然有一小部分人对新型信息媒介十分感兴趣，信心很强，但比较集中的回答却是:“没有信心，但想方设法还能跟得上。”而这些人之所以没有信心，又因为他们大都这样想象未来的工作、劳动环境:“烦杂而忙乱，一边操纵着形形色色机械装置，一边不断聚精会神地存取或整理信息，精力充沛的时候还干得了，一旦身体垮掉，或者年事已高，那就要苟延残喘于世了。”
国民毕竟是国民，所谓18岁以上者，绝大多数乃体力和脑力劳动者(包括家庭妇女中的“计时工”)或者劳动力后备军(学生)。总理府既然要调查“民意”(日语中的舆论调查，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民意测验)，那就碍难不以这些人为主要对象，除非存心扭曲。正因为如此，从总理府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这些被“随意抽选”的3000名调查对象，很多人都对科学技术进步将给工作、劳动条件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十分敏感，表态也很坦率。
关于现状，虽然有40%的人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工作、劳动条件“得到了改善”，而觉得“没变”的却占29%，认为“恶化了”的也有21%。自己干起活儿来是否比过去“更愉快了些”?对此，说“绝对不那么看”和“不那么看”的合起来占37%。予以肯定的不到一半(47%)。这些回答表明，对工厂、企业、机关正在积极推广中的工厂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尽管它确实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效率，而劳动者本身却仍然苦于劳动的“异化”，不少人感到身体难以承受，不少人心存抱怨情绪。
关于未来，当问他们:一旦机器人和电子计算机被普遍采用，你是否有“多达几十万的人将会失业”的感觉?回答说有这种感觉的人，所占比率竟高达63%。这就是说，多数劳动者对就业前景警惕性很高，并不像某些学者鼓吹高度信息化将提供更多就业机会那样一味乐观。
不过，与此同时，认为机器人和电子计算机“如果不普遍采用的话，那就不能在与外国产品的价格竞争中取胜”的人也占52%。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数劳动者的矛盾心理。正如《朝日新闻》所分析的，从这一回答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既然世界上存在着竞争。对普遍采用机器人和计算机这种趋向，哪怕不很心甘情愿，也要想得开些。
日本报纸根据总理府公布的调查结果，特别是其中的61%怕跟不上趟儿和63%怕失业增多这两点，明确指出:在应当如何对待科学技术进步与人的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上，日本的国民意识已“两极分解”，一极是肯定派，一极是否定派。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科学技术进步既有“光明面”又有“阴暗面”，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闪光的部分越强烈，阴影部分也越浓厚。鉴于科学技术进步超过了人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承受能力，日本报纸呼吁，对调查反映出的种种消极影响，要及早采取适当对策加以解决。
人们有理由担心高度信息化将使失业的阴影变浓、变厚。这不是什么“杞人无事忧天倾”。《读卖新闻》在一篇评论总理府调查结果的社论中，曾就此不无感慨地写道:“技术的进步不仅会使人欢乐，它也能使人面临严酷。据科学技术厅预测，在不远的将来，自动翻译机将实用化。跟哪个国家的人都可以用日语直接交谈，这自然能给我们带来方便，但是，翻译们的工作却被剥夺了。不仅是翻译们的工作被剥夺，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将逐渐被机器人和电子计算机取而代之。能够留给人做的工作，大概将是一些怎么也不可能机械化的工作吧。”这番话也许会招来危言耸听之讥，但谁又能保证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好像事先商量好要一唱一和似的，总理府调查结果公布后没过几天，为了预测7年后的就业前景，劳动省“雇佣政策研究会”发表了一份题为《劳动力供需的展望与课题》的研究报告(1月24日)。作为官方见解，报告也直言不讳:7年后的失业者肯定会比现在多，而不是比现在少。
研究报告提供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预测数据:
按国民经济年增长率为4%计算，到1995年时，劳动力人口将由现在的5807万人，增加为6369万人，即增加562万人。其中，第一产业部门将由509万人大幅度地减少为403万人，第二产业将由1992万人微增为2030万人，而第三产业则将由3306万人大增特增地达到3936万人，“一举增加630万人”。
尽管如此，报告强调指出，今后，由于受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劳动力的“供需失调”势必会比现在更加扩大，即使经济得以妥善运转，完全失业率也将由现在(1987年11月)的2.7%，上升为2.9%～3.3%。据此不难推算，届时将要失业的人何止“几十万”。日本各报关于劳动省预测的报道，都曾冠以“失业率7年后将达3%”的醒目大标题，使它格外显得突出。
报告还特意测算了按职业分类的就业人数，认为到1995年，一方面，适应技术革新、信息化需要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适应经济“软件”化、“服务”化需要的事务人员，将分别增加300万人左右;另一方面，“技能工”、“生产工程从事者”，将减少80万人以上。
在日本学术界，关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利弊得失，一直有争论。但从基本观点看，主要不外乎乐观和悲观两种，也有采取中间态度的。
著名心理学家、庆应义塾大学副教授、医学博士小此木启吾在去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中提出了他的“1.5时代论”。小此木启吾精通精神分析学，长年致力于日本人深层心理的研究，发表过不少影响很大的、从深层心理角度分析家庭问题、老年问题、儿童问题的著作。他曾与《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关于“电子家庭”的乐观论大唱反调，提出在舆论界名噪一时的“旅馆家庭”论。托夫勒说，未来的电子家庭，“它能提供共同的体验，使夫妇彼此再次对话，使夫妻关系随着共同劳动由‘冷’变‘热’，并给爱情赋以新的定义。”而小此木启吾却认为，随着高度信息化的发展，很可能使每个家庭成员都有条件关在自己的房间里，整天利用新型信息媒介各干各的，这样相互间就会更没有共同语言，更没有感情交流，住在家里如同住旅馆。
小此木启吾的“1.5时代”论，是“旅馆家庭”论的继续发展。他从家庭关系特别是母子关系入手，试图探讨社会病理。他很赞赏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句话，并且以精神分析学的观点加以解释。他认为孔子倡导的“仁”，就是要尊重一对一的人格，按一定规则维持好人与人交往的伦理关系。而在精神分析学看来，这种人与人之间一对一的关系，叫做“二者关系”，如果用数学术语打比喻，那就是“2.0”。与其相对而言，还有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叫做“一者关系”，数学术语是“1.0”。处于精神分裂症重要症状之一的“自闭症”状态的患者，就属于这一类，他们逃避与人交往，把自己封锁在主观幻想或空想中。他认为，当今的日本儿童，从生育环境看，一对一的“二者关系”已经淡薄得很，但又并非完全等同于“一者关系”，用数学打比喻，可以说他们是在“1.5”的对人关系中长大的。
小此木启吾所说“1.5”中的“0.5”，主要指的是看电视和玩“法迷控”，后者系一种可以插接在电视机上玩的小型电子游戏机，1984年由“任天堂”推出后极为流行，短短几年已销售1000多万台，平均每3～4户人家拥有一台。
他分析道:过去，如果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哪怕一个人玩耍，也能够增长“自立能力”，而现在，母亲不在家的话，可以让电视机和“法迷控”给她当“替角”，并且使孩子觉得，只要有这些东西，母亲不在也没关系。于是，孩子们就由电视节目里的哥哥姐姐等“半拉人”陪伴着，在与具有高度拟人机能的机器“共生”中开始渡自己的一生。尤有甚者，这种“1.5”的关系，很容易使孩子们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在“二者关系”的场合，彼此间往往会发生种种利害冲突，解决好这些冲突，有时甚至要忍受一些痛苦，而看电视和玩“法迷控”则不然，一按电钮就能和自己中意的徒具形象的人交往，看腻了、玩够了一按电钮又可以了事，这怎么能不使孩子懒得应付“2.0”，喜欢“1.5”呢?
小此木启吾告诫人们:你家里如果有热衷于玩“法迷控”或者厌烦与同学、老师交往而“拒绝登校”的孩子，当然应该把这看做孩子的病理状态。但你知道吗，在我们大人世界，又何尝不是置身于“1.5”关系之中。譬如“大选”，这种重大政治活动到来时，要选谁当国会议员，你已被大众传播工具所左右，自己根本就不认识想选或不想选的人。如果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这种“1.5”时代，也许还会意味着“新法西斯主义”将要到来呢!
关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劳动、工作条件，在学者中间也有许多人能与前述劳动者们的不安心理息息相通，并且发表专著或文章，在理论上予以阐述。著名经济学家，专修大学教授正村公宏就是其中的一位。
针对微电子革命等高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正村公宏在1986年底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将日本人迄今为止的行为模式，概括为这样两点:
第一，依靠应用信息化技术，工场和办公室的工作效率都在越来越高，但日本人并未由此享受到有余裕的生活机会，恰恰相反，大家更加忙忙碌碌，更加深深陷入充满不安的生活。日本人的劳动时间和工作时间都是世界上最长的，眼前还看不出今后确实能够缩短的指望。
第二，日本人越是被竞争驱赶着拼命劳动，越会使日本的出口产品给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以打击。日本人在强迫别国的人也像自己那样当“猛干社员”。日元升值就是对这一点的反击，从而使一些产业加速“夕阳化”，失业大量发生，于是我们就更加不安。被这种心理驱赶着，更加拼命干，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正村公宏认为，日本经济正面临着大转变期。信息技术既有可能使产业化循着“超级”方向照老样子激烈变动，又有可能给人创造条件，从根本上摆脱迄今为止的产业文明。面向21世纪，日本人究竟选择哪一条路线，这不仅将决定日本人自身能否获得精神上的余裕和生活上的平衡，而且也许能对地球规模的具有文明史性质的大转变，起到决定面貌的作用。
(原载《日本问题》1988年第4期、第5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