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和表征。”[32]研究中国教育转型的时候不能不顾社会的转型进展的状况。1949年至1977年,中国建立了国家包揽的计划管控的教育体制,几乎限制了教育依据时代发展需要进行转型的各种可能,从而处于转型迟滞状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至今已30年,效果仍不明显。
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认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和表征。”[32]研究中国教育转型的时候不能不顾社会的转型进展的状况。
在人类历史上,学校和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欧洲从17世纪开始工业革命推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于是有了一次教育和学校生活有序性的转型,被称为教育科学奠基人的夸美纽斯撰写了《组织一所良好学校的准则》(Laws of a Well-ordered School),建立班级授课制,赫尔巴特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教育心理学化的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的学校教育随着社会的变革开始了第二次变革,这次的基本特征是从普鲁士式单一型、形式化向多样性、本质化或人性化的方向转变,欧洲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是这次变革的起点,这次变革由于中国有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一批教育家敏锐地感受到,并在中国广泛传播,在中国创办了《新教育》和《新教育评论》,通过杜威、孟禄等人来华进行演讲、调查,使中国教育进行了同样的转换过程。
1949年至1977年,中国建立了国家包揽的计划管控的教育体制,几乎限制了教育依据时代发展需要进行转型的各种可能,从而处于转型迟滞状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至今已30年,效果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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