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化中的合作治理

第二节　后工业化中的合作治理

黑格尔看到：“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不大相同的看法。”^[14]其实，不仅哲学自身是这样，而且，当哲学的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科学中去的时候，也会因为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理解而发生争论。面对同一个世界，由于人们的哲学立场和方法不同，会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各种各样的新生的社会因素纷呈，但是，围绕着这些新生的因素和新的问题，人们总是表现出理解上的分歧。对于这些新生的事物，有的人到古希腊那里去寻找解释它的根据，有的人则回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里去发现理解它的视角，总之，都努力把新生的事物和新出现的问题纳入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某种理论解释框架中。而且，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显现出了某些解释上的合理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是因为古希腊和18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两个关键的创制时期，在古希腊发生的是一场为农业社会启蒙的运动，所要创制出的是农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和制度模式；18世纪则是工业社会的启蒙运动，所要创制的是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和制度模式。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则是后工业化的历史性转型时刻，如果抽象掉了古希腊和18世纪启蒙时期的理论的具体内容和时代特征，是可以将它们用来解释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新的社会现象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看到的是，与确立农业社会和确立工业社会基本框架的两场启蒙运动相比，后工业化运动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历史任务。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对新出现的所有现象进行新的解释，并在新的解释的基础上去构想后工业社会。我们相信，后工业化所导向的后工业社会将不同于农业社会，也不同于工业社会，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如果说古希腊的思想家所思考的是如何建构一种统治模式，如果说18世纪的思想家所希望建构的是如何在人的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治理，那么，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所要解决的则是如何在工业社会的文明成就的基础上去解决人的共在共生的问题。因而，我们倾向于把后工业社会看作合作的社会，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合作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