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会建构中的资源

三、合作社会建构中的资源

在工业社会，存在着大量边缘性的角色，也许扮演这些边缘性角色的人在数量上是占多数的，却不是构成社会形态决定性因素的多数，而是属于一群随大流的被动的行动者，他们往往根据社会的势能变化而去选择自己的行动策略。用一句较为时髦的话说，他们是“参与者”。这是我们在构想合作社会时必须直面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许多扮演着边缘性角色的人以及人群，他们并没有积极的合作意向，并不准备增强自身的合作素质，在一切合作行动中都显得消极被动。即便是人们都感受到了后工业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也会把共同行动寄托于外在性的规范和约束，会耽于协作系统的运行惯性之中。但是，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边缘性角色的存在而判定关于合作社会的构想是一种空想。相反，如果合作社会的建构作为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目标而在我们的理论努力和实践安排中取得了积极进展的话，可以相信，大量扮演着边缘性角色的人以及人群是可以被转化为积极的合作行动者的，是能够通过他们的行动去为合作社会的建构作出贡献的。

谈到合作，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个人的素质、品质等心理资源，即使考虑到环境因素以及任务完成的互惠互利等问题，也只是作为一种客观要求来看待的。或者说，是把客观要求作为合作的必要性来加以论述的。至于合作能否发生，则是无法断定的，因为，合作往往是被看作需要得到个人的心理资源的支持才能成为现实的行动。然而，个人的心理资源是否是先天的，却是一个需要在社会中来理解和把握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的社会被建构成为合作的社会时，个人的那些支持合作的心理资源也就不会匮乏，会表现为一种在“后天”的行动中不断生成的因素，而不是社会的建构必须考虑的一种静态的“先天”因素。所以，我们当前所面对的首先是一个如何去建构合作社会的任务，我们需要在建构合作社会的行动中不断地培育对合作提供支持的心理资源。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理由等待历史的自然演进而把人类领入合作社会，而是需要通过自觉的努力而走向这个目标。这一点也恰恰是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实践课题。

其实，合作的发生不仅需要得到个人的心理资源的支持，尽管心理资源对于微观领域的具体的合作行动来说是需要优先考虑的，而在动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的心理资源只是合作的许多资源类型中的一种资源，特别是对于合作的社会建构而言，需要把更多的因素纳入资源的视角中来。事实上，就合作行动必然是人们的共同行动而言，是可以得到诸如知识的、物质的以及人力的等各种各样的资源支持的，甚至共同行动赖以展开的制度以及其他系统要素，都可以对合作提供支持，都可以成为支持我们建构合作社会的积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合作本身就是合作社会建构的必要资源。克罗齐耶针对一个行动体系如何应对其眼下的困难时指出：“在一个困难的境遇之中，既要谨慎小心地运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又要快速地使用资源，对诸种可能性与风险做出冷静的判断。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学会根据我们已有的系统特征来进行现实的思考，并采取行动。系统的这类特征，很有可能会为我们提供大量的资源，这类资源，与我们运用过于简单的推论方式所认识到的资源相比，要丰富得多。”^[8]在这里，克罗齐耶实际上看到了能够对合作提供支持的资源的多样性，诸如人际关系、行为模式以及行动所选择的方式等，都是人们过去所没有注意到的能够支持合作的资源。

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当共同行动以合作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合作本身就会创造出取之不尽的资源。也就是说，与竞争相比，合作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用之不竭的资源，无论什么形式的合作，都会使各类资源成为活的因素。当然，在一种静态的思维方式及其观念中，人们往往把资源看作某种意义上的定值。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发现竞争可以促进资源的节约利用，可以使资源在竞争压力下所形成的高效利用机制中实现相对量的增长，从而使一个社会的总体资源存量的消耗速度减缓。但是，在动态的思维观念中看资源的话，则可以看到，资源是能够增长和可以无限开发的。尽管一些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类型的资源会呈现递减的态势，但是，不断被发现的新的资源类型则有着无限增量的可能性。基于此，我们关于资源的认识应当发生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将促使我们更加自觉地去寻求可以保证资源增长的途径。这样一来，合作相对于竞争的优越性也就凸显了出来。合作社会的构想将在一种动态的思维中去认识资源，将认识到合作行动的资源是不同于以往的，会有着在利用中得到不断增长的特征。在这种资源观中，合作将不会遇到资源匮乏的问题，因而，也将彻底告别工业社会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处处遇到资源匮乏的状况。

对于合作的社会而言，信息将成为最为基本的和最为主要的资源。我们发现，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就已经呈现这样的特征：“新型交流沟通的媒体的发展，它们即时迅达的特征，信息在数量与质量上的全面激增，则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构成诸种限制的领域。可以这么说，在每一个组织机构之中，在所有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管理体制之中，信息与交流沟通的传统机制业已变得没有规律可循。信息发布的数量与信息获取的数量极为宏大，社会行动者们被海量的信息淹没。信息选择的网络、信息发布的网络以及塑造信息的网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重要性使得诸种体制的规则变得更为复杂。”^[9]因而，社会治理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官僚制按部就班的办事风格不再适用，官僚制组织任何时候都优于治理对象的信息优势将会完全丧失。这样一来，我们的时代就不得不在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建中去适应社会治理的新要求。社会治理的变革又是与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与合作的社会双向互动、共同进步的过程。在信息成为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的建构方向也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我们希望建构的社会在资源方面的表现将是，那些在传统社会中所依赖的资源在资源体系中所占的位置和比重都在下降，而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地增强。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会看到，新的社会由于更多地倚重于信息资源而必然以合作社会的形式出现。

信息技术的发展造就了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的新平台，那就是互联网。在互联网兴起的较早时期，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就注意到其革命性的意义：“互联网包括一个相对严肃的系列，大多数公告牌不是用来和政治精英联系的，而是为了和处于同等地位的人保持联系用的。那些在色情消息、数学、中东政治，或者讲授社会学入门知识中寻求最新东西的人总是固执地想发现对方。这些虚拟的社区受地域限制，更多的是依据亚文化、爱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数人的对话意味着话语的初始形式。如果继续维持的话，它会发展成无中心的、专业化的、分小组的，还可能是不可通约的话语。寻找同类总想发展对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数不胜数的专业化群体以及同等专业化的语言游戏都有可能出现。”^[10]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存在于互联网上的寻找同类的做法，将会使同类的边界不再固定，而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这种流动似乎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之中，却在无序中形成确定的公共意见，汇聚成巨大的力量，推动社会治理过程及时地处理任何一项社会问题，防止问题的扩大化，避免问题演化成危机事件。所以，互联网能够赋予社会以动态性的治理能力，能够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治理以及社会生活要求。

我们日益感受到，互联网所产生的辐射效应正在促使社会网络实现全面升级。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区域性的网络关系是一种资源，比如，“他乡遇故知”可能意味着立即获得一种生存资源。到了工业社会，网络关系则表现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形态，是人们进行有效交往并从交往中获益而必备的资本。在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到了后工业社会，网络关系将会结构化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因而，也就不能够仅仅在资源的意义上来认识它了，也不能在资本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而是需要在更高的意义上来看待它。易言之，网络关系的结构化将使这种关系融入人的生活，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所以，不再是外在于人和仅仅为人所用的“资源”或“资本”了。网络改变了人际关系，也改变了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角色扮演，使人的社会角色模糊化，或者说，人们在网络中开展诸如表达等各项活动的时候，不再基于其社会角色去作出行为选择，而是通过行为去证明自己正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如，在现实世界的政治系统中，你扮演着公民的角色，因而，这个角色决定了你的权利和义务，你需要通过公民参与的方式去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然而，当你在网络中开展政治活动和进行政治表达的时候，没有人会在意你是不是公民，也没有人关注你是个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的角色所出现的这种变化，也需要我们用新的观念去认识资源的问题，需要把过往曾经以资源的形式出现的那些社会构成因素理解成人的社会生活内容，是被人所内化了的使人成为社会的人的一部分。所以，资源的概念也是变化着的，合作的社会将使一些在历史上从未作为社会建构资源来看待的因素纳入资源体系中来，也将会使一些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建构赖以展开的最为基本的资源的重要性下降，还会使一些资源转化为其他形态的社会存在因素。

在工业社会后期，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广泛应用也进一步促进了信息在量上的迅速增长。对此，如果立足于工业社会的传统视角来加以认识的话，就会将其称作为“信息爆炸”。就现实而言，这种“信息爆炸”也确实呈现出一种新的情况，“交流沟通的工具所利用的诸种传播机制造就了一种极为混乱不堪的局面”，并使诸种媒体的行动而不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变得尤为重要。“依照媒体的逻辑，事实上交流沟通是情感性的，所以，它能够让观看者在不观看事件本身的情况下，对呈现为舞台景观的事件作出迅速的、毫无迟疑的回应。由于诸种媒体发生的作用，集体行动被赋予极为鲜明的指向性，并且极为频繁地遭到相当严重的歪曲。”^[11]结果，传统的以事实为基准的社会治理不仅无法认识和把握实际发生的事实，人们反而会被海量信息冲得头晕目眩。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过往几百年的惯性，政府以及治理者的条件反射就是努力与信息爆炸相对抗，或者努力去驾驭信息，从而使以事实为基准的社会治理得以持续。不过，就信息的无限增长和瞬时爆炸来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逆此趋势而行，只能陷入越来越被动的境地，直至遭遇严重的治理危机。这说明，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在社会治理的依据上作出根本性的调整，即从以事实为据转移到依价值为据上来。合作治理将是一种以价值为依据的社会治理，用合作治理去替代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应当成为后工业社会的必然选择。而合作治理给我们带来的前景，也将是一个合作的社会，就合作治理的适应性而言，它将是合作社会中的治理模式。

从阿马蒂亚·森所注意到的作为“成功资本主义典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描绘合作社会的某些启示，那就是，一个社会的“非利润动机”对于社会建构是有价值的。森说：“《华尔街日报》所作的显然令人困惑的断言，即日本是‘唯一成功运行的共产主义国家’，甚至也多少含有一点正确的因素。这个不合常理的评论点出了支撑日本许多经济和商业活动的非利润动机。我们必须理解并解释这个奇怪的事实，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的经济繁荣，建立在一个在某些重要领域不同于简单追求自利的动机体系之上，而追求自利——我们一直听到这样的教导——是资本主义的基石。”^[12]从森的这段论述中，我们不仅能够对社会中迅速成长的非政府的和非营利的组织的历史意义作出较为准确的把握，而且对于合作社会中追求利润行为的合理性边界，也可以作出某种有实质意义的想象，即对企业的行为有着良好的期待。接下来，森概括说：“日本绝不是特殊的商业伦理促进资本主义成功的唯一例子。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无私工作、为企业作奉献以提高生产率等品德，也同样起到了促进这些国家经济成就的重要作用，而且甚至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也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这样的行为准则在起作用。”^[13]从森的这一概括性描述中，我们能否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呢？完全可以。在我们看来，正是森所注意到的这一现象，包含着走向合作社会的积极因素。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因素蜕去了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合理性外壳，就会完全成为合作社会的积极因素。

总之，合作的社会是在人类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给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今天，它更多的是以一种理论构想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赋予它的，是对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及其治理方式的超越。如果说工业社会通过竞争和协作的行动去诠释人的社会生活，那么，当人类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完成了对工业社会的超越之后，将会把竞争与协作整合到一起，从而建构起合作模式。这种模式既是个人的行为模式，也是社会性的共同行动模式，还是社会治理模式。从人的角度来看，合作的社会将是马克思所构想的那种人的自由自觉状态的实现。在合作的社会中，每一个行动者都将拥有充分的自主性。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行动者必须依赖某个特定的对象，即没有“附庸”。因而，行动者必须处于某个社会系统之中而必须接受某种支配的状况，将成为历史陈迹。行动者的自主性决定了他（它）可以自由地选择合作者，并在共同行动中充分地保有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