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心—边缘结构的挑战

二、对中心—边缘结构的挑战

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心—边缘结构会在中心与边缘两极间的相互依赖中得到不断增强，而在历史的维度中，中心—边缘结构却不是永恒的。或者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是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是具有历史性的一个社会现象，一旦人类告别了这一历史阶段，中心—边缘结构的现实合理性也就会丧失。因为，全球化是与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全球化只是后工业化赖以开辟道路的一场社会运动。当全球化取得了积极进展的时候，也就是后工业化稳稳地迈出其前进步伐的一天，意味着人类已经开始走上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化转变的征程。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这样一种生成于工业化进程中并在整个工业社会不断得到强化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就会得到解构。当然，全球化、后工业化也会出现历史反复的情况。正如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性变革一样，守旧的和要求历史逆转的思想都会极力挑剔正在生成中的新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极力夸大新社会中那些不成熟方面的负面影响，而且，随着鼓噪声分贝的增强，也确会对革命进程形成影响，使历史放缓脚步。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由于后工业化是一个较为虚幻的概念，而全球化却是一个人人都能感受到其影响的实实在在的进程，所以，守旧势力以全球化为突破口而大声鼓噪就是一种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可以相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批评全球化的声音会变得越来越激烈，直到这种批评声嘶力竭的一天，才是后工业化取得积极进展之时。事实上，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西方发达国家面向国际社会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其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表面上看来，它们努力推行全球化，而在实际上，它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复制，是要继续强化资本主义的世界化，希望进一步地巩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比如，美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干预各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甚至时常通过军事恐吓和军事占领的方式去干预民族国家的政治。表面看来，这些做法在名义上是要推广民主政治的“普世价值”，而在实际上，则是出于巩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需要，目的是要保证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不出现任何松动。

然而，全球化运动越来越证明它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的复制。虽然全球化运动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但是，已经走过了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在人类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全球化开始呈现出政治的特征，即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政治全球化的迹象。也就是说，在经历过经济全球化的阶段后，处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边缘地带国家已经开始觉醒，在作出自己的经济利益主张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广大的后发展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现，必须通过政治途径去捍卫自身的经济利益。当然，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既是一个经济上的也同时是一个政治上的结构，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也赋予了它在政治上的中心地位，这决定了它拥有政治上的话语霸权。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工业社会的政治话语中，也形成了公平、正义等强势话语。这个话语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展政治交往提供了很大的政治空间，使他们可以利用这一话语体系去表达有限的诉求，并逐渐地在全球化进程中使自身的经济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这就是一条通过政治活动去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现机遇和创造机会的道路。经济全球化需要得到政治建构的支持，特别是在全球化被作为后工业化中的一场运动来看时，在此过程中就不再需要充分利用工业社会生成的强势话语体系了，而是要赋予这一话语体系以新的内容，或者，建构起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具有现实操作性的话语建构行动，应当是出于谋求合作的目的。因而，必须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展开。在新的话语建构中，主动地揭露发达国家因其霸权而破坏合作的行为，并实现对它的改造而将其逐渐引入合作的轨道中来，则是开展行动的基本要求。如果合作的理念能够普及并深入人心的话，工业社会的话语体系也就会因合作的原则高于公平正义的原则而得到超越。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承担起了对后工业社会话语体系进行建构的任务。

弗雷泽曾提出一种“建构性政治”的主张，这一主张对于后发展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政治活动可以说是一项积极的建议。弗雷泽说：“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谁作为正义的主体被算作在内，以及什么样的框架是合适的框架等问题上，建构性政治努力建立、巩固、讨论并修正政治空间的权威性划分。在这里被包括在内的有反对错误建构的斗争，这种斗争旨在拆除阻止劣势人群正视以正义诉求的名义压抑他们的力量的障碍。”^[33]当然，弗雷泽的这一建议只能被理解成一种全球化背景下的行动方案，还不能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行动的目标。或者说，作为一种方案，它是后发展国家面对处于世界中心的发达国家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了。依此行动，也就会逐渐地改变当今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行动上，就会要求把发达国家为了维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而实行的诸如贸易保护主义等看作是反全球化的做法，就会要求所有的领域都朝着充分开放性的方向发展，就会积极寻找促进人与物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的方案。

可是，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所看到的并不是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学者们把改变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作为全球化运动的目标，反而，关于建立世界政府的妄想却经常被人们提及。比如，吉登斯就对“世界政府”作出过含糊其词的猜测：“‘世界政府’可能要包括由各个国家提出的合作性的全球政策构架，包括代替超级大国格局的解决冲突的合作性策略构架。”^[34]的确，如果按照传统的线性思维逻辑，就会在全球化进程中提出建立全球政府或全球性治理机构的设想，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和不合时宜的想法。从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进程来看，地域性政府的出现，甚至民族国家的出现，都是社会中心—边缘结构得以生成和得以强化的基本力量。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虽然没有造就出一个世界政府，但是，由于发展不平衡等原因而产生的世界霸权已经把全球型塑成了一个拥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如果在这一全球化的过程中提出建立全球政府或类似于政府的治理机构的话，可以断定，它一旦被建立起来，第一项行动就会是作出维护并强化既有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行为选择，会使当今全球意义上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不是促进全球正义的生成与发展。也就是说，关于建立全球政府或全球性治理机构的设想本身，就是从属于近代以来这样一种造就了既存世界结构的线性思维逻辑的。一旦这种思维逻辑转化为一种现实力量，也就必然会按照这种逻辑作用于世界，从而成为阻碍全球正义生成的力量，甚至是一种破坏全球正义的力量。

当我们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人们也许会从中引出所谓全球无政府主义的结论。对此，也必须进一步指出，无政府主义也无非是近代国家主义的另一面，包含于其中的无非是以反叛形式出现的线性思维，而不是一种积极的建构性思维。我们认为，建立全球政府的想法与全球无政府主义的主张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因素，都是需要加以祛除的。全球化提出了超越这些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的要求，即提出了一种全球合作的理念，并根据全球合作的理念去建构全球正义。全球化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意味着以往一切以自我（无论是个体的自我、群体的自我还是民族国家的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和行动的终结。全球化要求人们从合作的愿望出发和以合作的原则为基点去作出行为选择，把一切复杂性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合作行动之中。从正义的角度来认识这种全球治理模式，所谓“全球正义”也可以称作为“合作正义”，一切有利于合作的，也就是正义的；一切不利于合作的，也就是非正义的。所以，全球化的目标是造就一个全球合作的世界，在合作正义的理念引领下去开展行动。

就现实而言，全球化运动已经向我们展示出模糊民族国家边界的趋向。在这里，我们使用“民族国家”一词时，是把它作为一个包含着领土完整、主权清晰等内容的国家概念来看待的，一般说来，是指它有着一定的地理边界、相对独立的政治体系和相对完整的法律规范体系。但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情况：一是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虚拟化，出现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政治共同体；二是互联网的普及正展现出虚拟国家形态出现的可能性。这些新的情况正在不断地形成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冲击，在削弱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方面产生日积月累的效应。这样一来，原先在民族国家框架下所建构起来的行为模式、思想观念等就会逐渐成为人们怀疑的对象。无论这种模糊民族国家边界的运动是从边缘地带开始的还是从中心地带开始的，都必将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一些基本线索形成冲击，使隔离国家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淡和越来越模糊。随着人与物的全球性流动越来越频繁，必将对民族国家赖以成立的制度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的全部设置提出变革的要求，使之适应人与物在全球范围流动的要求。结果，边缘地带的因素随着人与物的流动而进入了中心地带，反之亦然。这样一来，中心与边缘的构成要素都在人与物的流动中得到稀释。这是一个客观进程，无论处于中心地带的霸权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维护其中心地位的措施，只要它接受人与物在全球流动的事实，就无法拒绝中心—边缘结构解构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