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下的国家作用

第三节　全球化（或一体化）形势下的国家作用

我们接下来谈很重要的一点，即全球化形势下的国家作用。

大多数全球化的思想家和鼓吹者都断言，国家形式的假设寿命已经结束，其存在的理由也已不复存在，“民族国家的终结”或“国家形式的终结”（end of thenation state）的提法，反复出现在一大批思想家的著述之中。

但是，按照我们必须协调全球化的需求和增强国家实体活力的见解，我们认为，国家仍然具有它应当承担的基本作用。

主张废除国家作用或将国家功能边缘化，其真正的逻辑在于“电子一族”不能忍受任何一种束缚，国家所制定的规则构成了不受“电子一族”机构欢迎的桎梏。国家支持福利型国家（welfare state）和公共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和阶层，尽可能公正地确保国民产值的分配和教育、卫生等关键服务的责任，它所发挥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中并非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如前所述，全球化能想到的，最多是将这些责任托付给松散的机构或假想的实体，由他们装模作样地去负责，或羞答答地采取象征性的或形式主义的办法去做一点。有些全球化的思想家甚至认为，这些责任纯属徒劳无益，是应当甩掉的包袱。

但是，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看，都不同意这种做法。

一、社会资本主义^[25]

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26]，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另一场竞争却已经开始。用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乔治·洛奇（George Lodge）的话来说，那是因为“美、英资本主义中的个人倾向与德、日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倾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个人资本主义宣扬工资、收入的惊人差异，开发才能的个人责任，鼓吹利润、随时解雇和离职的自由。我们看到社会资本主义尊崇的是工作集体的价值观，是人员培训的社会责任、团队精神和对机构的忠诚。

在日本，仅仅为了更高的薪金而离职转岗，差不多就是一种遭到社会谴责的可耻行为。

社会资本主义期待甚至要求，公司和机构从其资金中拿出重要的一块用于劳动力的培训和技能的提高，而在美国和英国，那纯粹是个人的责任。

这种倾向在欧洲的政府层面上集中体现在德国身上。德国——它实际上领导着欧盟——的许多关键产业，如航空、汽车、钢铁、化学、电力和运输，国家控制着比地球上任何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都更大的份额。因此，德国认为他所拥有的经济体制是社会市场经济（communitarian capitalism）^[27]。

正如威廉·诺克（William Knoke）在他的《关于面向21世纪的基本道路》一书中所说，国家只要还有一种责任或一种职能，那就是教育的责任，也肯定是教育的职能。国家能够提供的其他东西，如道路、基础设施、法律和安全，其重要性都不可能与教育相提并论。

没有教育，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将倒塌，经济将崩溃，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将丧失，暴力和犯罪将激增，安全将每况愈下。

二、第三条道路

世界上的许多地区都已着手在寻找另一种模式。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的托尼·布莱尔政府和第三条道路政党中，出现了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民主或第三条道路的新思想。

在这个方面，埃及是体现第三条道路思想的一个杰出范例，是协调全球化需求与爱国主义必要性的一种独特模式。

如前所述，从历史黎明时期起，埃及就是向世界开放、影响世界也受世界影响的最古老的国家和社会之一，她自古以来就是商旅和思想的通道，是启蒙和文化的永恒光源。

埃及总统有权要求我们记住，他是要求向周边世界全面开放的第一人。这体现在他对国际关系的高度重视和不懈努力中，他走遍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架设桥梁，加深关系。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融入世界的重要性。

他利用独特的国际关系，提升祖国在国际场合中的地位，我们今天在区域和国际决策圈中已经拥有颇具影响的一票，他富有特色的国际关系也为埃及免除很大一部分压在埃及经济上的债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及总统很早就意识到了信息技术革命不断上升的重要性。他认为，进入先进技术时代，是埃及在下一个阶段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他竭力构筑知识密集型生产时代的基础结构，让儿童和青年具备能参与世界竞争的经验和能力。

在所有这些阶段——准备和展望应对全球化、融入世界的阶段，埃及总统始终关注社会内涵，支持社会和平，强调身份和属性，高度珍视祖国的尊严和决策的独立性，并不断呼吁加强国家的民族机构，以应对国际性的大集团。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需，要求基本上改变埃及经济。在埃及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时，埃及总统对国际金融机构，首先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立场是明确、果断的，改革将具有埃及属性，顾及社会和平，而不是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埃及领导人经常强调国家作用的连续性，强调国家在支持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平、发展祖国自身能力方面的功能；把教育视作埃及最大的民族工程，反复强调国家维护社会和平作用的重要性，要继续在支持弱势群体和保障免费教育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高度关注加强埃及在国防、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民族安全。

这一实践经验证明，应对全球化不是去同全球化顶撞和冲突。同时也证明，在增强社会能力，开发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稳定和身份，培养自尊自豪、忠于祖国、不卑不亢地面向全人类的人等方面，爱国主义都具有基本的作用。

三、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

在当今的欧洲，尤其是在托尼·布莱尔政府领导下的英国，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它反映了国家在传统资本主义经历了当前危机后的基本作用，那就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托尼·布莱尔的思想顾问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可概括地称为社会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它以下面几项原则为基础。

没有责任就没有政权；民主应当真实、透明；扩大社会上的所有权范围至关重要，要么是通过各岗位的职工持有一定的股份进一步分享所有权，要么是采用扩大的合作制。

那样做会巩固政治稳定与社会和平。各个国家和社会都应当继续支持弱势群体和边缘人，以积极的援助使这些弱者强大起来，通过合格的培训和教育，让他们具有最高水平的经验和能力，从而能够赶上产业社会的进程，习惯于有成效的工作。用于教育、培训和再就业的开支，要比用于支付失业保险的费用更具有经济效益。国家应当在管理、预防风险和危机中发挥有力的作用，应当让建立在义务劳动、个人和集体积极性基础上的文明社会参与进来。以非官方或民办为基础的社会第三产业，可以在加强民主、关心弱势群体、相互保障、增强责任感和社会个体间的相互同情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也不会抹杀个人的志向和独立性，以及他们在实现自己抱负时的自主意识和能力感。这一思潮的蓬勃兴起本身就证明，有许多人认为必须有一种取代“电子一族”及其致命控制的人文办法。同时，它也清晰地表明，人类的人性方面依然是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改革家和思想家最重视和关注的问题。

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机会主义和马基雅弗利主义（Machiavellism）^[28]盛行的时代，世界的良心仍然在要求我们切莫忽视价值观和原则，以及相互合作、相互同情和相互保障的行为。

仍然有人相信，在较为公正的气氛中，在人文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的引导下，有可能出现一种更美好的生活，物质不能征服它，个人主义不能淹没它，贪婪和欲望也无法抹杀它；相信对未来的希望仍然在阻止那些急功近利、无耻抢夺战利品的人们。

不负社会责任的物化资本主义，其口号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那是一种没有价值观和目标的政策，因为按照这一政策，谁都不对他人负责。这是一种令人憎恶、毫无责任心的个人主义。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必然包括各种各样的资本，除了经济资本，也有社会资本。

把人尤其是其中的人才，仅仅当作一种适于投资的人力资源，这是一种有失偏颇的观点，因为人才本身也是人，他们不仅仅是一种投资，其重要性也不光在于是一种资源。

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得把公民和雇佣军区别开来。公民提供服务，是出于对一种事业或使命的信念，出于对一个国家或群体的热爱；而雇佣军只是替付钱的人效力，对使命和内容不感兴趣。

这些意思必然会在国家及其机构，甚至所有的私人机构对待公民和职工的方式上反映出来。

弗雷德里克·赖克菲尔德（Frederick Reichfield）说：“实践证明，职员、投资者和代理人缺乏忠诚，会使生产率降低50%。”

资本主义社会或其他任何不懂得知足常乐这一道理的社会，经常会出现过度、越轨，甚至可能达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资本主义中的社会层面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市场的机制和力量通常不看这一方面，既不关心，也不作评估，它们只承认有价的事物和服务。但是，对社会上无法定价的基本服务和任务该怎么看呢？对家庭主妇的家务、无法估价的父亲和母亲的要求和责任，又该怎么看呢？

我们需要一种新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轨迹和兴趣作人性的考量，但要从慈善工作或伦理道德的角度看，而且要从关注社会的角度本身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危机是真正的危机。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在他的《资本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Capitalism）一书中说：“无产阶级没有很大的重要性。无产阶级并不构成发动革命的威胁，他们在美国无论如何都是穷人，甚至连投票都不参加。”

这一看法当然有待讨论。在我看来，它将事物简单化、表面化了，这与技术通信革命已带来的各种可能性不相吻合，而这些可能性即使对边缘人和弱势群体都并非遥不可及。

不过，瑟罗认为威胁来自中产阶级及其期望值，当前深感失落的中产阶级倒有可能会引发真正的革命，他们得到的一个明确信息是，他们过去的期望已经破灭，而且将来也无法实现。

社会上的豪富阶层和绝大多数穷人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正日趋扩大，双方的裂隙越来越深。

第一，是因为富人们收入增加。

第二，是因为穷人们贫困加剧。高等教育——作为遏止社会地位下降的基本力量——耗资巨大，有时甚至超出了中产阶级人士的能力。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不优先考虑甚至不负责对历时16年、人均耗费25万美元的高等教育进行大量投资。美国白人大学毕业生的（年）平均收入达42259美元，高中毕业生的（年）平均收入为28747美元，这种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并没有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考虑对高等教育进行投资的充足理由。

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未开展高等教育的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生产率都会下降。这是很有道理的经济考量，而逃避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毫无理由地对此视若无睹。

这种目光短浅的见解使我们想起了一首普鲁士的童谣：

没有钉儿，丢了鞋儿。

丢了鞋儿，跑了马儿。

跑了马儿，失去骑手。

失去骑手，输掉战斗。

输掉战斗，丢了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