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水利战略地位

在我国的文献记载中，最早将水与利联合起来成为水利一词的是《吕氏春秋》，其“掘地财，取水利”意指捕鱼之利。第一次明确记载具有专业性质“水利”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记述了从大禹治水到汉武帝黄河瓠子堵口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系列治河防洪、开渠通航和引水灌溉的史实之后，感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并指出“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赋予了水利具有防洪、灌溉、航运等除害兴利的含义。此后，水利一词用了两千多年。

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水利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包括防洪、排水、灌溉、水力、水道、给水、水土保持、水资源保护等新内容。

水利被定义为：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自然界的水和水域进行控制和调配，以防治水旱灾害，开发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新中国历届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水利建设。新中国成立伊始，深谙治水兴邦、兴水安邦的重大意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就把水利建设列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毛泽东同志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开启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治水新篇章。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就把修塘筑坝列为农民运动14件大事之一。1934年1月，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做了《我国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论断，深刻阐明了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1942年底，他在边区高干会议上做报告时，提出把“兴修有效水利”列在提高农业技术首位。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多次指示：全党要“兴修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要“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50年7月，淮河中游又是水势猛涨，超过1931年最高水位，造成重大灾害。7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华东防汛总指挥部关于安徽、河南两省水灾情况报告上写批语给周恩来同志：“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8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皖北区党委就当地灾情和救灾工作意见上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现国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

8月28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同志转报了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电报强调了苏北的困难，认为如果当年即行导淮，将改变苏北的整个工作计划，对农业和土改等其他工作影响很大，而且在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上都感仓促。8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向周恩来转报的中共苏北区委的电报批示：“周：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9月21日，毛泽东同志收到安徽省负责人曾希圣电告皖北灾民拥护治淮的情况，为督促治淮工程早日开工，做出批示：“周：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连用三个“早日”，可见，毛泽东同志对根治淮河水患的心情何等迫切。

1950年10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定了“蓄泄兼筹”（即上游以蓄为主，中游蓄泄兼施，下游以泄为主）的治淮方针、治淮原则和治淮工程实施计划，确定成立隶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治淮机构——治淮委员会。由此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治水的高潮。

“华夏水患，黄河为大。”自古以来，黄河就以“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著称。据史书记载，在距今2500年间，黄河决口泛滥1500多次，平均每三年发生两次，大的改道26次。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黄河的防洪问题。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同志亲自察看黄河险工、石坝，详细询问大堤和石坝的修筑情况，指示一定要把这些大堤修好，而根治水患的重要途径在于对干支流水库的全面治理和水土保持工作，要求相关部门在干支流兴建大量水库处理拦沙泄洪，并制订长远的规划。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不是几千个，要修几万个，几十万个才能解决。”

我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也是水患频频。对于长江的防洪问题，毛泽东同志更是忧心忡忡。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视察长江，并下定决心，一定要治理好这条大江。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洪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针对洪灾，毛泽东同志开始考虑如何修建三峡大坝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他认为，在长江支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水库，并没有达到控制洪水的目的，应该在三峡总口子上下功夫。并指出，修建三峡大坝，首先要解决长江上游降雨所造成的洪水问题，同时还要全面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标本兼治，有机结合，既解决当前急迫的需要，又能满足长远和根本的治理要求。1958年3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成都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指出在治理长江的规划中，要正确处理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七种关系。

毛泽东同志多次巡视大江大河，认真察看河防情况，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对我国水资源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指出，我国幅员辽阔，但是水资源分布极为不均匀，北方严重缺水，南方水多且经常泛滥成灾。面对这一重大矛盾，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1953年2月，毛泽东同志乘长江舰由武汉到南京视察工作，在途中，他向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此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南水北调被列为治理开发长江的规划之中。1958年，《引江济黄济淮规划意见书》报送中央，对南水北调的具体路线做了规划。

正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国情水情，从治国安邦、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治水思想，并把大江大河的治理与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新中国的水利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正是基于对水利战略地位的高度认识，在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的时间里，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领导了大江大河的规划和治理，揭开了中国治水的新篇章。在当时国家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下，分清缓急、有先有后、保证重点，首先解决了淮河、永定河水患。把治理淮河、修建官厅水库、荆江分洪和引黄济卫作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期间的四大水利工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黄河三门峡水库、汉江丹江口水库、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相继修建。这些水利设施为抗御自然灾害、为保障和促进农业及国民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我国扭转了历史上长期以来南粮北调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水利的战略地位越来越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水利建设思想，提出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还要“为社会经济全面服务”。20世纪80年代，在总结新中国水利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把水利的改革和发展纳入新的轨道，并在1984年明确提出，“水利要从为农业服务为主转到为社会经济全面服务，从不讲投入产出转到以提高经济效果为中心的轨道”。

1980年7月23日，邓小平同志视察黄河花园口中，在黄河大堤上，详细询问黄河的汛期流量和防洪措施。他走下大堤，走到黄河主航道旁，询问黄河泥沙的情况和防止泥沙淤积的措施。他指出，维持黄河的现状，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人口在特大洪水出现时有危险，因此，还是要搞小浪底水库，解决黄河中下游的汛期防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1982年9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二滩水电站建设等问题汇报时指出：“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是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对于这些大项目，每一个都要做好前期工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兴建三峡工程被提上了议事议程。而兴建这一举世瞩目的水利枢纽工程，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还要考虑到整个长江流域的航运、环境、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因此，围绕其是否可行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意见。针对当时一些不同意见，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并决定由各部门的专家对三峡建设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在长沙火车站听取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汇报。在听到1991年湖南北部发生洪涝灾害、南部发生旱灾，但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农业大丰收时说：这样的大灾，不要说在第三世界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样大的灾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邓小平同志思考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高度重视发展水电与防洪问题，这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对水利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并对新的治水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江泽民同志就任总书记后，第一次外出视察的地方是荆江大堤。这不仅仅由于“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也不仅仅是对防洪问题的高度重视，而是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所有关于水的问题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兴修水利是安民兴邦的大事，必须切实抓紧抓好。”“搞好水利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他提出必须把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放在与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把发展水利、治水秀山看成开展扶贫工作实现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明确，“要把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所谓基础产业，是指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基础地位的产业，对其他产业以及经济活动具有制约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受到削弱，就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需要。水利基础产业的地位得到了确认，这个重大转变对加快水利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改变了过去把水利只从属于农业的传统观念，在水利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8年大洪水之后，江泽民同志几乎是逢会必讲水的问题。他说：“水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线，也是农业和整个经济建设的生命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水的问题。1998年抗洪抢险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全国人民在抗洪抢险中所表现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向全世界展示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