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修水利工程是防治水旱灾害最重要的基本措施，也是变害为利、兴利除弊的关键，[96]较受统治者重视。有学者统计，包括重建性质的工程在内，唐代水利工程总数为407项。[97]据统计，唐国用支出按用钱多少排序，水利土木兴建占百分比为13.47%。[98]有学者统计，唐代水利工程总数是407项；[99]盛唐时期的水利工程63项，主要是开元时期修建的，其中新型水利工程的创修为44项。[100]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水利工程的修建，前期集中在关内、河南、河北、河东诸道；后期由于经济重心已向东南转移，则较多集中在淮南、江南等地区。[101]
唐代水利工程由设在尚书省工部下的水部掌管，其长官为从五品上的水部郎中和从六品上的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仲春“命通沟渎，立堤防，孟冬而毕。若秋、夏霖潦，泛溢冲坏者，则不待其时而修葺”。[102]“诸州堤堰，刺史、县令以时检行，而莅其决筑”。[103]即水利工程由专人管理看护，并定期维修。敦煌文书P.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规定：“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北白渠，雨水泛涨，旧有泄水处，令水次州县相知检校疏决，勿使损田。……蓝田新开渠，每斗门置长一人，有水漕处置二人，恒令巡行。若渠堰破坏，即用随近人修理。……都水监三津各配守桥丁卅人，于白丁、中男内取卓然便水者充，分为四番上下，仍不在简点及杂徭之限。五月一日以后，九月半以前，不得去家十里。每水大涨，及追赴桥。”[104]其细则更为详细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中渠和斗门设长，渠堰的日常维护也落实到人，重要桥梁还配桥丁看守。这些相关负责人对水利渠堰定期整修，并根据毁坏情况随时修葺。若水损堤防，有时朝廷还遣使宣抚灾民。开元二十年（732）三月，诏：每因水潦方降，则使堤防必葺。去岁以来，频有处分，所由简慢，或未躬勤，河南数州，致兹水损。令户部侍郎张敬舆宣慰简覆，如实有损，贫下不支济百姓量事赈给。[105]若河堤不时修塞而引起漂流，则遣使黜陟诸道。例如：开元二十九年（741）十月，玄宗敕：“河堤穿决，使有漂流，谅由州县宽疏，不时备塞”，令黜陟诸道之使“亦便检行处置，勿使更然”。[106]
唐代还将堤防维修规定和不以时维修及毁坏堤防的惩处措施纳入法律。《唐律疏议》卷27“失时不修堤防”条载：依《营缮令》，“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水泛溢，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并规定：“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三等。即水雨过常，非人力所防者，勿论。其津济之处，应造桥、航及应置船、筏，而不造置及擅移桥济者杖七十，停废行人者杖一百。”此条下疏曰：依令“盗决堤防”条规定：“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至毁害者，亦如之。其故决堤防者徒三年，漂失赃重者准盗论，以故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107]
另外，唐代还建立有地方性的专门水法，以利灌溉。大和八年（834），王起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江、汉水田，前政挠法，塘堰缺坏。王起命从事李业行属郡，检视补缮，特为水法，民无凶年。[108]唐代兴修水利及维修堤防大致包括如下六类：
（一）决河泻潦
沧州地势卑下，水患较多。贞观中，刺史薛大鼎“以州界卑下，遂决长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害”。[109]永徽二年至显庆元年（651—656），徐德任沂州刺史期间，“州界之内，先□废陂，蓄积污潦，妨害农稼。公相其高下，因命疏决。恭先畚锸，意极规摹。修复数十陂，开田千百顷”。[110]大中十二年（858），大水泛徐、兖、青、郓，而沧地积卑，义武节度使杜中立自按行，引御水入之毛河，东注海，州无水灾。[111]
邕州（属岭南道）宣化县有郁水“自蛮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景云中，司马吕仁“引渠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没溺之害”。[112]
大中十年（856）春，徐商移镇山南道襄州（今襄樊市）。汉南数郡，先常患江水为灾，每至暑雨漂流，则邑居危垫。筑土环郡，大为之防，绕城堤四十三里，工役无时，岁多艰忧，人倦追集。徐商到任，“详究本末，寻访源流，遂加高沙堤，拥扼散流之地。于是豁其穴口，不使增修，合入蜀江，潴成云梦，是则江汉终古不得与襄人为患矣”。[113]
（二）修堤筑防
唐前期以河北、河南两道水患偏多，堤防修筑也较多。贞观二十三年（649），贾敦颐转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滱水，每岁泛溢，漂流居人，敦颐奏立堤堰，自是无复水患。[114]肥乡县北濒临漳水，连年泛滥。旧防迫漕渠，虽峭岸，随即坏决。神龙中，县令韦景骏审其地势，益南千步，因高筑鄣，水至堤趾辄去，其北燥为腴田，遂无水患。[115]开元时期，冀州暴雨，河流泛溢。刺史柳儒“躬自相视，大为堤防……具兹舟楫，拯救非一”。[116]开元十三年（725）秋，济州大水，河堤坏决，为害滋甚。刺史裴耀卿“俯临决河，躬自护作”。[117]
山南道汉水常泛涨，对襄、均等州破坏较大，张柬之、卢钧等地方高官曾在此筑堤堰。神龙初，“会汉水涨啮城郭”，襄州刺史张柬之“因垒为堤，以遏湍怒，阖境赖之”。[118]会昌元年（841）七月，江南大水，汉水坏襄、均等州民居甚众。[119]“汉水大溢，啮襄堤以入。既沈汉郛，遂灭岘趾。栋榱且流，压溺无算，襄之城仅以门免。三日水去，陷为大涂，余民栖于楚山，号不敢下，馁踬相挽，其能全者什六七。”武宗遣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前往巡视，卢钧“省汉之溺，由旧防之不固及五十载”，遂“募民新汉之堤，食敌其功，资三其食，因故堤之址，广倍之，高再倍之”。[120]次年初在襄阳筑堤六千步，以障汉暴。[121]
另外，隶属于江南道的洪州（今南昌市）据章江，霖必江溢。元和二年（807），洪州观察使韦丹“派湖入江，节以斗门，以走暴涨”，筑五尺宽、十二里长的大堤。次年，“江汉堤平。凿六百陂塘，灌田一万顷”。[122]元和初，忠武军“比年水旱，人民荐饥”，节度使高瑀“召集州民绕郭立堤塘一百八十里，蓄泄既均，人无饥年。”[123]
（三）建立斗门
河南道瀍水泛涨，不时漂没船只、损坏居人庐舍，玄宗令置斗门调节水势。开元十四年（726）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涨，流入洛漕，漂没诸州租船，溺死人众，漂失诸多租米并钱绢杂物等。“因开斗门决堰，引水南入洛，漕水燥竭，以搜漉官物。”[124]开元十八年（730）六月，东都瀍、洛泛涨，坏天津、永济二桥及提象门外仗舍，损居人庐舍千余家。闰月己丑，令范安及、韩朝宗就瀍、洛水源疏决，置门以节水势。[125]
隶属于江南道的润州和福州雨水较多，当地则立斗门对水资源加以疏导和利用。润州（镇江市）有一幅员四十里的练湖，“大族强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自丹阳延陵金坛环地三百里，数合五万室，旱则悬耜，水则具舟，人遭其害九十余祀，凡经上司纷纷与夺八十一段”。[126]永泰元年（765），常州刺史韦损废丹杨县练塘复置，以溉丹杨、金坛、延陵之田。[127]韦损“素知截湖开壤”之弊，“申戒县吏卒徒”，“浚阜成溪，增埋故塘……疏为斗门，既杀其溢，又支其泽，沃塉均品”。[128]此举遐迩受利，民刻石颂之。大历十二年（777），句容县大夫兼大理司直王昕整修县西南的绛岩湖，“周匝百顷，蓄为湖塘。置两斗门，用以为节，旱暵则决而全注，霖潦则潴而不流”。工程修复后，“开田万顷，赡户九乡”，本地“颇无凶岁”。[129]大和七年（833），李茸在福州长乐县筑海堤，“立十斗门以御潮，旱则潴水，雨则泻水，遂成良田”。[130]贞元四年（788），淮南节度使杜佑疏决敬爱陂，“修利旧坊，节以斗门，……其夹堤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归”。[131]
（四）浚渠引水
指开挖和修浚河渠水道、引水灌溉，史载以河南、河北、江南、山南浚渠灌溉较多。开元中，县令王佐浚筑赵州柏乡县千金渠、万金堰，以疏积潦。[132]大历十二年（777），京兆尹韩皋开决郑、白二渠支渠，及稻田硙碾，复秦汉水道，以溉陆田。[133]宝历元年（825），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岁收八万斛”。[134]
德宗时，常州寇乱之后，旱暵相仍，编户转徙，庐井半空。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导江流以资灌溉，是岁大稔，流民毕复。[135]元和初，江左允疠，民人歉纪，叶侯倡议以“铜山之北，谷岭之阳，左峦右陇之内”的一眼泉水修成一湖，乡人响应。元和二载（807）二月旬有二日，“下手筑捺，月才半而功毕”。铜山湖“植户四十，溉田三顷，平深一丈已上，周回四百余步。……既得东塘永固，而南亩无忧”。[136]穆宗时，温造左迁为朗州刺史，开后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获利，名其渠为“右史渠”。[137]
（五）开道改道
滑州西临黄河，频年水患，唐后期黄河水道在这里有过一次开道、一次改道。开元20年（732），宫闱令刘思贤“奉使与平卢等军截黄河而东注”。[138]由于滑州“河溢瓠子，东泛滑”，每岁水患。元和八年（813）秋，“河南瓠子堤溢，将及城，居民震骇”，[139]“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滑州刺史、郑滑节度观察等使薛平和与古黄河道相邻的卫州所属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联系，上奏朝廷开卫州黎阳县古黄河道以分水力。[140]乃“籍民田所当者易以它地”，“于郑滑两郡，征徒万人，凿古河。南北长十四里，东西阔六十步，深一丈七尺。决旧河以注新河，遂无水患”。[141]计“疏道二十里，以酾水悍，还壖田七百顷于河南”。[142]
咸通四年（863），鉴于滑州频年水潦，河流泛溢坏西北堤，滑州刺史萧仿奏移河四里，两月毕功，徙其流远去，树堤自固，人得以安。[143]
衢州龙丘县境内的簿里溪长约百里，“每岁山水暴涨，凑于县郛，漂泛居人，人多愁苦”。元和时，守衢州刺史徐放“周视再三，乃建石堤，爰开水道，遏奔注，远邑居，度工计财，所费盖寡”。由于功省事成，“千古之患，一朝而除”，[144]中书舍人卫中行将此事刻石纪功。
（六）抗洪抢险
洪灾万分危急，抢险救灾十分必要，关内道的会州、河南道的泗州大水泛滥时，刺史均带领军民进行了抗洪抢险。开元七年（719），黄河泛滥，“渐逼州城（会州会宁县有黄河堰），刺史安敬忠率团练兵起作，拔河水向西北流，遂免淹没”。[145]贞元八年（792）六月，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大水“周亘千里”，“山泐桐柏，发谼奔涌”，御史大夫泗州刺史张坯“聚邑老以访故，搴薪楗石以御之”。[146]
综上所述，唐代至少七道有过兴修水利及维修堤防之举，尤其以河南、河北、山南、江南四道最多。兴修水利工程是唐代一项有力的防灾举措，每年定时修塞堤防并疏浚河渠，并在必要时组织军民抗洪救灾。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或消除了水患的影响并增加了农田灌溉量，提高了唐代应对灾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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