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政治地位在近代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下亦不断发生变化：沿袭清代的封建都城作为民国初期的全国政治中心，1912—1928年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1928—1937年作为中国北方政治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1937—1945年作为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中心，1945—1949年作为北方政治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北京不停地摇摆于地方或全国的政治中心地位之间。
北京在不同时期所处的政治地位不同，对北京的城市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京作为封建社会最成熟时期的都城，封建政府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可以穷尽全国财富，遍揽华夏人才，因此北京的城市建设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在强大的中央政权的保证下，北京这座特殊的城市在封建社会时期，其城市规划和建设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北京在政治上特殊地位的丧失，民国以后城市建设的重心转移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北京仅为文化之都，失去了中央财政的强大支持，自身产业基础薄弱，财力匮乏，都市建设举步维艰。在古代以及近代中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中央政权所在地的都城建设受到无比重视，而其他城市建设完全受制于统治者对其重视的程度，地方自己的作为微小，除非有外力的推动。民国时期，由于国力衰微，北京丧失了首都地位后，不可能在城市建设上有大的作为。
尽管如此，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近代北京城市仍然经历了一个缓慢的但是全方位地向近代化都市转化的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既有促进北京城市近代化的积极因素，如人口的增加、商业化和工业化水平提高、政府管理能力提高等，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北京城市的转型；又有阻碍北京城市近代化的消极因素，如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缓慢且结构畸形、传统城市规划建设制度在新的历史阶段不适应、管理制度落后、规划法律制度的长期缺失，以及民众意识和观念比较传统、保守，市民素质有待提高，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侵略和压制等。所有积极或消极因素均与北京政治地位的变迁有关。
北洋政府统治北京的时间是在1912—1928年期间，在此期间北京一直是中华民国的首都。1917年以后，全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1917年9 月10日民国国会非常会议推选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标志着南北分立对峙局面的形成。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迁往武汉，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事实上在1917—1928年中国一直存在着两个南北并立的政权，北京虽然是名义上的全国首都，也是外交上承认的中华民国的首都，但实质上北京只是北中国的首都，北洋的各派武装力量热衷于在北京掌握或者争夺政权。从全国局势看，无论是广州，还是武汉、南京，实质上都只是地方性的政治中心。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当时北京的政治辐射能力远不如它作为全国的文教中心的辐射能力。
1928年6月8日，国民政府军进驻北京，6月26日，下令北京改名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中心。自1928年夏起，国民政府先后在北平成立了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在北平的派出机构——国民政府办事处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中国北方地区的军事指挥机关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北方的行政机关北平政务委员会、主持北方军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国民政府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及为处理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政务而设立超越省市地位的临时行政机关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处理上述四省绥靖事宜的冀察绥靖公署等。由于战事的需要，上述机构设置强调的是北平的军事重镇地位，同时也说明北京的政治地位仍是其他区域性政治中心所无法相比的。
1937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后的第二天，伪“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1938年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迁入北平，北平成为日本在华北的统治中心。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改北平“临时政府”为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
抗战胜利后，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管华北军事，1946年10月改为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至1948年底撤销。1948年初，国民政府明令北平为北方唯一陪都。
尽管北京政治地位的变迁直接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发展，但影响近代北京城市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近代北京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发展机制，城市功能不断调整，成为近代全国的铁路交通、教育、思想文化的中心，由传统的封建社会的全国政治中心城市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化都市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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