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地景的地域聚居演进

3.3.2　作为文化地景的地域聚居演进

由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文化地景是人地关系的文化呈现，不同地域时空条件下的文化、生态、经济等因素所构成的综合作用，必然使文化地景以一种特质综合体的形式表现出它的特殊性。这些特质因素可能来自文化地景本身的进化，也可能来自外部的传播，还可能是两者的共同作用。以下就文化地景的特质构成展开讨论，以研究文化地景的演进规律。

文化地景的特质属性与地域文化及其时空生存语境相关，是特定文化语境下的特殊“话语”所阐述的人居景观。因此，地域文化的发展、演进及其时空属性是把握文化地景特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脉络。另一方面，人类能动性地对聚居环境的改造与建设，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对地域文化的演进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作为人类聚居发展的文化呈现，从城市规划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文化地景的特质构成可分为形态特质、思想理论特质和心理美学特质等三个层面。

1）前现代社会文化地景的特质属性

图3.17　三河与《禹贡》九州图——中国早期的地域空间观念
资料来源：胡兆量，阿尔斯朗，琼达，等.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

图3.18　《考工记》王城图——传统聚居格局中的秩序及其反映的空间礼制观念
资料来源：张驭寰.中国城池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58－59

前现代社会的聚居发展，是在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条件下社会空间的自然生产。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制约，各地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时空体系，文化生存语境差异巨大。生产力水平、技术特征（社会时间）以及聚居地的自然条件（自然生态本底）是文化地景特质形成的重要作用力。表现在形态特质方面，各聚居单元的差异性大、规模小、受自然力的影响显著。在思想理论特质方面，基于人地关系和自然神秘力量的思考与认识，衍生出反映地域社会生活秩序的，引导聚居发展与建设的理论规制。例如，我国古代宇宙观的“差序格局”，即反映先民认识的天地秩序，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宇宙同构的观念样式，“天地之至数，始于一，终于九焉”，对自然神秘力量秩序的认知，表现出显著的“数化”特征⁽²⁶⁾。在聚居的空间观念上，中国古代“大一统”的王朝政治理念与空间礼制思想，不仅形成了对国土认识上的“九州”划分（图3.17）⁽²⁷⁾，而且在城市建设上［《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图3.18），《玉诲》中记载：“王城面有三门、凡十二门”］以及建筑的规制上，都有所体现。这种“数化”的规制与思想体现出聚居形态的中国特色，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在心理美学方面，统治者在前现代社会的文化导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当时的心理美学取向主要分化为两种。一种是代表统治者意志的，追求宏伟、强调礼制的等级序列；另一种是所谓的精英文化，即被统治者所不容的文化精英的隐逸取向，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存意境追求。

因此，前现代社会的文化地景的特质属性，是自然力、社会力、文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以人为本的人居环境营建过程中，人地关系以及自然力的影响作用尤为重要。

2）现代社会文化地景的特质属性

进入现代社会，生产力的长足进步，使人类聚居的发展建设逐步摆脱了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机械大生产的标准化语汇改变了地域生活中和谐的时空关系。机械生产的观念不但被应用于城市建设，而且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审美取向等方面，也打下深深的机械化、标准化的烙印。在形态特质方面，空间大规模复制成为人居环境的发展与建设的主要手段，表现为机械的功能分区和标准化的生成。标准化的语境、统一抽象的时空，压制了前现代社会多元的聚居话语，在近于慌乱的空间复制过程中，城市风貌失去了个性和特色。在思想理论特质方面，机械化的功能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人们像对待机器一样来对待城市。如1933年的《雅典宪章》中，城市就被简单地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息、交通等四个基本功能。聚居发展的有机性特征被忽视，城市似乎成了一个由齿轮连动的巨型机器。在此条件下，人们的心理、美学取向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对工业生产力的崇拜，使人们趋向于机械化的美学取向。例如20世纪初的“未来派”（futurism），否定艺术的规律与传统，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桑·伊利亚（Sant Elia）主张把城市建设得像大型造船厂一样（图3.19），既忙碌、又灵敏，到处都在运动中，现代房屋被建造得和大型机器一样。

图3.19　未来城市设想——工业话语阐释的人居形态
资料来源：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128

因此，现代社会机械语境的极度发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但是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漠视，却使多元的聚居形态趋向单一，使丰富的聚居思想和美学取向进入工业生产的“传送带”，将多样化的文化地景加工成为“标准化”的产品。

3）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地景的特质属性

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全球性的信息时空体系以及“在场性”的缺失，一方面使各地不同的文化地景趋于同步发展，另一方面又赋予了这一“同步”趋势以新的内涵和意义。信息技术的发展、第三产业的兴起（包括文化产业），使人居环境在全球同步发展的节奏中，呈现多元化、地域化的发展特点。于是在发展经济之后，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在文化地景中的作用得到重视与回归，并逐步走向强势。在文化地景的形态特质方面，传统的聚居形态和社会生活模式受到了重视，现代技术与传统形式相结合的城市空间、建筑形式在规划与设计领域得到普遍应用（图3.20）。以传统形态的扬弃为基础的建筑方式，是地域时空向全球化对接发展的观念，赋予了当代文化地景新的形态特质。在思想理论特质方面，优秀的、多元的传统聚居思想和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相结合，促生了许多新的城市理论，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现象的就是中国的“山水城市”理论的发展。在心理美学取向特质方面，全球化与地域化的两极互动，使心理美学取向呈现出空前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城市建设上，而且在人们的服饰、语言、发色等社会生活诸方面都有所体现。

图3.20　技术进步为人居研究提供的帮助（北京德胜门数字复原图）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地理，2003（10）：112

因此，后工业社会的人居文化地景是文化、环境、经济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地域文化因素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