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问题的提出
13亿中国人至今仍有9亿人居住于300多万个乡村聚落中生产、生活和发展，中国依然是一个乡土性的国体，其乡土社会的形态与结构无疑是乡土中国社会的主体特征。
乡村聚落作为乡村聚居社会的环境载体或生存发展的容器，是乡土社会的实态表征，并始终伴随着聚居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时期，基于社会经济发展速率较低且相对平缓的原因，乡村聚落环境形态始终处于自下而上渐进式的对应演进过程之中，其结果不仅创造了无数形形色色且富含地域文化的聚落环境，而且聚落环境之变对应聚落社会发展更多地表现出良性的和谐适应而非恶性的矛盾对立。然而自从进入现代社会发展时期后，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发展速率的迅猛提高，聚落社会生活方式急剧变化，聚落经济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20年的变化已经远远超过了几千年的发展，似乎一夜之间，传统聚落环境形态及建筑形制便普遍地表现出面对聚落社会发展要求的不适应性，由此，聚落的转型便成为现实的必然。
乡村聚落的转型是乡村聚居环境由低级到高级、由传统型到现代型发展的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必然，具有不容置疑的进步性。然而，乡村聚落的超常快速转型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发展过渡过程，是传统型和现代型此消彼长的更新过程，当乡村社会的每一个个体面对新机遇冲击时，往往被眼前和局部的利益所吸引，从而盲目地进行简单的应对，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利局部而破坏整体，以及面对未来难以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其一，乡村聚落原有的聚落及建筑空间形态与新的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产生矛盾。
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乡村社会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基础明显好转，生活方式和观念急剧扭转，生产方式彻底变革，新技术、新材料得以推广，水电路等公共基础设施基本配置，从而使得渗透着地域本土精神的传统乡土建筑原型难以支撑新的家庭生活，使得富含乡土特色的聚落空间环境顿显落后或跟不上时代，由此导致传统乡土建筑原型和传统乡村聚落空间形态似乎仅仅成为一个无用的空壳而被随便地全盘废弃。然而与此相应，新生的乡村现代建筑在表述了新时代内容和新面貌的同时却缺失了传统地域特色及传统空间文化的内涵，新生的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在充斥着现代气息的同时却遗弃了乡村聚落自然随机的和谐之美，破坏了传统聚落邻里结构的网络关系，并威胁到地域聚落文化的存亡。我们不得不冷静下来思考，在得到我们向往的同时，是否又丢掉了过多我们所拥有且值得永远拥有的东西。
无数处于温饱甚或贫困的乡村家庭的建设发展，自古以来都是自发自在进行的，从风俗观念、空间布局、材料工艺、技术劳力到营造过程都是在聚落内部独立实现的，几乎不会受到外来因素的干预，尽管简陋但不失地域特色，尽管没有专业的设计却常常让人惊叹其形态与环境的和谐适宜。今天，乡村建筑的营造已经难以在封闭状态下完成，方方面面均受到外界条件因素的约束或冲击，主家随波逐流，匠人变为工具，专业设计又常常事与愿违地成了扼杀地域文化的帮凶，放眼中国，乡村建筑的形态模式似乎正在走向大同。不难看出，形形色色、自在随机且收入低下的乡村家庭的建设发展，其实并非一个简单的专业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面对它，我们到底该如何应对？
其二，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异化现象。
乡村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是以宅院为基本细胞单元进行的，急剧的群体效应之下，聚落环境形态很快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聚落旧有的传统形态结构逐步解体，而重构的形态结构却兼容着合理与非合理、代表着进步也充满了危机，许多诸如土地浪费（见图1.1）、特色丧失、环境破坏、建设混乱、新文化的浅根与扭曲等问题已成为束缚乡村聚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其中，乡村聚落环境形态“空废化”[2]及其演生的住区整体环境形态结构混乱问题最具核心性。近几年来，我们在陕西关中及其周边不同地区的村镇和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村镇进行了一系列调研，结果发现乡村聚落环境形态“空废化”并非少数特殊现象，而属全国普遍性问题，特别在窑居聚落表现得更为突出。
图1.1 几个国家土地资源比较
当前乡村聚落的转型总体上表现为两大主要矛盾特征：发展与空废。发展即农村城市化与现代化，是乡村聚落转型的方向；空废即聚落各层次及其各部分环境形态转型期特有现象的表征，是乡村聚落发展的附带产物。发展与空废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共生体，当前中国乡村聚落的转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空废式的发展，由此可见，研究乡村聚落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调和与其矛盾对立的空废问题。
聚落空废式发展已经引发了聚落现实和潜在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问题，譬如土地资源和物质财富的浪费或非良性利用问题，聚落社会生活、生产的负面效应问题，聚落生态环境与地域景观环境特色的破坏问题，聚落现代化进程受影响问题，聚落环境形态良性发展受阻问题等，它们都是不可回避且亟待解决的矛盾。
其三，关中乡村聚落群空间结构内在异动现象。
人或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对社会的依赖性决定了人类集聚而居这一亘古不变的根本模式，与此相应，一个聚居社会单位的规模大小或聚居度的高低也同样决定其对本聚落各组成个体因子所提供生存发展条件的优劣，这正是城镇得以不断发展和传统聚落不断扩张的根本原因。
传统乡村社会是典型的一元农业经济，当时的聚落群空间分布具有强烈的耕地本源性，也就是说，同一地区，乡村人口的地区空间布局必须依赖其腹地耕地的分布及支撑能力来决定，其特征规律为“人对耕地的均布关系”。而现代乡村社会已经程度不等地步入了多元复合经济状态，家庭经济来源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人对耕地的绝对依赖性已经大大削弱，聚落群空间分布的决定性依赖要素发生根本性改变，从而被地缘经济类聚性所取代，聚落群空间结构的内在变化前提开始具备。
传统乡村聚落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生产生活模式，但它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乡村社会的发展要求，依托扩大乡村聚落基础条件的生产生活模式已经展开，并迫使聚落群的空间结构开始潜在量化调整。
关中农村城市化人口的构成结构表现出强烈的单边同类性现象，即以年轻人为绝对主体、以男性较多的特征，实质是他们离乡离土或呈现两栖过渡特征。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则是他们后代的必然动向及其对聚落群空间结构冲击的效应。
关中小城镇发展的落后，致使农村城市化人口的流动规律并非按层级顺序而来，而是表现出明显的跨级性，即从一般乡村聚落直接到大中城市谋生和发展。这种人口流动现象使聚落群的人口分布关系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态势。
农村人口的各种流变表现出强烈的分层离析现象，越是优势的人口越向高层级聚落集结，越是劣势的人口越会沉积在劣势的聚落。
地缘优势、交通优势、资源条件、行政及教育设施、工业发展状态等因素已经成为影响乡村聚落发展前景的主导因素，同时也是影响聚落群的人口在空间流转的核心动力要素，由此逐步对乡村聚落群的空间结构产生巨大的冲突。
尽管以上的种种现象仅是处于量变状态的异化动向，还未进入质变状态的轨迹，但我们已不难感受或发现其转型的必然性规律、突显的矛盾和潜在的负效应。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城乡动态平衡发展理想模式，面对乡村聚落群空间结构的转型端倪，透过乡村聚落群体之间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自为政、错位无序、重复浪费、盲目混沌、初级低效的种种矛盾现象，我们深感整体层面引导的缺失，深感许多乡村政策、体制及法规的不科学性，深感传统村镇体系规划模式的肤浅与无力，并对乡村聚落群空间结构转型的过程和目标之间的关系深表堪忧。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乡村聚落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是一个文化层次较低、经济落后、各自为政的社会群体自发更新过程，是一个研究荒芜、技术支撑缺失领域的自在发展过程。由此，面对中国乡村聚落转型中诸多矛盾现象折射出的严重问题，面对聚落发展的非良性及不可持续性趋势，面对9亿农民的麻木，面对政府、规划师及建筑师的无奈，面对如此巨大的研究应用客体，面对如此长久的持续研究时空，面对系列问题亟须解决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城市规划与建筑学科在乡村聚落转型领域的深入系统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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