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研究

1.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是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科学布局、实现公平与效率最大化的基础。国外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理论体系较完善，数量模型与研究方法有较多成果。Cooler把韦伯工业区位论扩展应用到多个设施的区位求解模型中，提出公共设施分布的区位——配置模型（LA模型），以使公共服务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被人们所接近［8］；Michael Teitz指出公共设施区位决策区别于个人设施区位决策，并揭示了政治变量纳入区位理论中的潜在价值［9］；McAllister认为区别于传统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区位论，公共设施区位论试图将公共因素纳入到具体分析当中，提出公共设施区位的公平效率权衡模型，结果表明不公平的主导因素是距离［10］；Smith综合考虑距离、可达性、外部影响、顾客行为模式、环境的舒适性等因素，探讨了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合理模式［11］；Cheol建立效率公平交易模型，以韩国清州都市区的医疗设施为例，考察了该模型输出参数变量的影响［12］；Jahan等学者从经济学角度与设施可达性角度研究公共设施区位［13］；Geoffrey指出公共设施区位选择的明显特征在于体现市场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标准，应更多关注设施布局的空间可达性和分布公平性［14］；Pham与Guangqing Chi等学者基于网络拓扑创建空间和非空间属性，通过确定两点间的最优路径来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现代服务业的选址。［15－16］Liry借助Huff模型研究了商业设施规模与其吸引范围（商圈）。［17］

我国公共服务设施区位研究大多是结合实证的案例研究，理论模型探讨较少。部分学者对公共设施的布局形态进行了研究。如梁鸿以上海市医疗设施为例，发现医疗设施整体上存在由市区—近郊—远郊逐步递减的不均衡分布趋势［18］；胡瑞娴等发现广州医疗设施优势度分值自中心向外围区域呈现环状递减［19］；张旭等发现南京餐饮设施数量总体上由中心向外围递减，呈圈层式发展。［20］也有部分学者专注于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模型研究。如陈建国从新增设施选址模型、网络设施选址模型和Voronoi模型等三个方面设计并开发了设施区位分析的系统原型，并采用该软件系统对实际生活中的区位问题进行分析［21］；陈志芬等建立了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性选址、老城新选址、补充性选择共8个三级层次选址模型［22］；刘琦等针对目前我国消防站数量不足、位置较偏等问题，运用运筹学理论建立了消防站选址覆盖模型［23］；彭立等基于RS与GIS建立了地震移民选址的空间分析模型，并以汶川为例进行实证研究［24］；万波根据公共设施特点，基于覆盖模型、层次模型、重力模型和不确定型模型等四类模型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选址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研究。［25］

2.我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的发展演变

随着我国经济制度、住房制度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改变，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标准经历了多次调整，见表1.1。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指标体系尚未成型，直接参照苏联的《城市规划和修建规范》，实施时根据地方具体情况略做调整。1964年，原国家经委颁布《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定额指标》，对居住区规划中的最基本建设项目做了规定，但缺乏量化标准；1980年，原国家建委颁布《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明确提出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分类及量化标准，形成了“定项”和“定量”相结合的规范体系，开始使用“千人指标”控制规模；1993年，建设部编制了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设施的分类和量化标准，沿用“千人指标”；2002年，在改进1993年设计规范的基础上正式发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02）；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与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扩展深入，许多过去由政府统管的公共设施项目逐步移交给市场运作，建设部2008年颁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征求意见稿）》吸收这种公共服务设施公益性和商业性的划分思想，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分化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与“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两大类。

3.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

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千人指标”为核心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指标体系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需要调整配套思路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26－27］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定性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表1.1　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范与指标体系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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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政策、规范、研究整理。

（1）强化多层次的公共服务功能。

针对“千人指标”把所有公共服务设施使用者一概而论的弊端，在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背景下，张仁俐等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需要重新对千人指标的内涵进行调查，强调居民的经济水平差异、人口密度、年龄、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异等带来的对居住区配套项目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档次居住区的需求。［28］

（2）强调多角度综合一体化的规划设计。

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发展是公共设施不断拓展的有利条件，而公共设施的开发和建设又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程文、赵天宇借鉴分析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从公共服务设施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关系出发，提出城市边缘区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应进行综合一体化的规划设计，同时考虑城市发展战略、城市交通体系与政策、城市经济与环境以及城市建筑设计等。［29］

（3）区分公益性与商业性设施类型。

通过分析社会、经济、技术和体制领域的宏观发展趋势，唐子来认为公益性设施的需求趋势将会强于营利性设施［30］；何剑枫认为应按照对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确定建设方式，政府是公共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主体［31］；胡纹和王玲玲提出对经营性设施项目类型和规模指标应留有充分的弹性［32］；晋瞡瑶等通过对北京的实证分析，提出城市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即责“钱”挂钩，规划先行，统一建设，分类管理的建设思路。［33］

（4）综合考虑使用者的需求特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收入、年龄结构、文化价值的差异导致了公共服务设施需求的分化［34］；刘佳燕等在北京市新城公共设施规划中，提出应以规划单元内部人口密度、年龄构成、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特征为依据，进行差异性配置［1］；李京生等以上海嘉定区马陆镇为例，提出构建多级服务网络、实现多元分异供给的公共设施配置方式。［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