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美化运动和景观的保护

2．4．3　城市美化运动和景观的保护

在欧洲城市，城市美化的实践实际上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开始。后来奥斯曼的巴黎规划也是对城市的美化，并随后影响了柏林、巴塞罗那等许多欧洲城市。但作为一项普遍的“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则主要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许多城市中的改造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城市景观是主要的改造对象。在美国，城市美化运动催生了后来的景观建筑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园林规划和城市绿地规划的兴起与发展。正如麦克洛夫林（Mcloghlin）在1968年所说，这时对未来规划的构思，应多从园艺学而非建筑学中去找寻启迪。^[36]在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前奏是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公园运动（Park Movement）。

美国的东部城市，特别是东北部，是城市化较为迅速的地区。工业化发展造成东部城市的人口增长和环境恶化，促进了景观保护的发展。在美国公园运动（Park Movement）的影响下，19世纪后半叶，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许多自然景观得到了保护。1858年，著名景观建筑师弗雷德里克·奥姆斯泰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尔维特·沃克斯（Calvert Vaux）他们准确地预见了纽约的人口增长的大草坪方案，调和了各种功能的矛盾，隔离了外部的工业噪音，赢得了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竞标，建立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开放空间。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竞赛则推动了一系列城市公园的建立。

当东部城市的保护者关注于建成环境的保护时，联邦政府开始在西部保护一些重要的自然景观。1872年，联邦政府收购了跨蒙大拿、怀俄明、爱达荷三州，约两百万英亩的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自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了哥伦比亚博览会（Columbian Exposition），在六个月的展览期间共吸引了超过二千六百万人次的访客参观博览会。为了提供展览会的运输工具，芝加哥交通局（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提供了高架铁路。今天，这个高架铁路系统还继续环绕市中央的商业区运行，当地人称之为“the Loop”。1893年芝加哥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城市美化建设一个“梦幻城市”，试图以此来拯救现实中都市的沉沦，由此引发了城市美化运动的产生。作为一种明确的思潮，“城市美化运动”首先是以伯恩海姆（D．Burnham）1909年所作的芝加哥规划为开始，在芝加哥规划中他采用了巴洛克式的手法，以纪念性的建筑及广场为核心，通过放射型的道路形成多条气势恢宏的城市轴线。虽然此规划最终未能实现，但伯恩海姆所倡导的城市美化运动以及他所推崇的古典主义模式却迅速影响到世界各地。在设计了纽约中央公园之后，奥姆斯泰德还主持了旧金山、布法罗、底特律、芝加哥、波士顿等诸多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

城市美化运动大约盛行了40年，在二战以后基本退去。这一时期的城市中心区修建了许多大型景观道路，连接各种主要公共建筑和公园，然而同时这一运动也被认为是“特权阶层为自己在真空中作的规划”，埃罗·沙里宁（Eero Soarinen）曾经这样评价城市美化运动：“这项工作对解决城市的要害问题帮助很小，装饰性的规划大都是为了满足城市的虚荣心，而很少从居民的福利出发，考虑在根本上改善布局的性质。它并未给予城市整体以良好的居住和工作环境。”^[37]20世纪早期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对于建筑学、景观建筑学、规划、保护等许多专业领域是一次大的促进，并催生了大量的社区促进团体。

波士顿作为新英格兰的中心，城市化进程非常迅速。早在1848年，就有大约20%的波士顿人乘火车上下班，208列火车中有118列出入于该城的7个终点站。这些线路呈放射状由城市中心区向外扩展，服务于波士顿15英里方圆的地区，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卫星城的雏形。^[38]到19世纪末，有轨电车的出现更促进了交通的发展和城市的蔓延。快速的城市发展使波士顿城内及周边绿化迅速减少，城市环境也开始受到市民的关注。

19世纪70年代，波士顿与周边城市的合并之前，也有一些绿地计划，但没有付诸实施。由于教会内部的一位保护领袖尤里埃尔·克罗克（Uriel H．Crocker）的努力，最大的两块绿地：弗兰克林公园（Franklin Park）与加麦卡池塘（Jamaica Pond）（图2．23）得以保留下来。在绿地系统中，历史最久的是州政府大厦前的波士顿公共绿地（Boston Common），源自17世纪的牧场。1877年，机械协会打算在此建造一座六百英尺长的水晶宫来举办三年一次的工业展览。尽管声明这只是临时性的搭建，但尤里埃尔·克罗克的一项提议使议会否决了这项计划。而且从此没有在这里建造任何重要建筑，这一公共绿地现在成为波士顿的心脏。^[39]

图2．23　1855年的加麦卡池塘

波士顿的公园保护体系是在保护旧南会堂的同时产生的，1890年，后来成为奥姆斯泰德（Olmsted）公司合伙人的景观建筑师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借鉴旧南会堂及其他保护实践的成功，建议成立全国性的保护机构，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运动中来。在他的努力下，政府于1891年批准了公共保留信托（Trustees of Public Reservation）的建立，这是一个私人的免税机构，专门负责“美丽的历史地段”的保护与管理。1895年，风景与历史场所信托（Trustees of Scenic and Historic Places and Objects）在纽约成立，该组织在形式上效仿了公共保留信托，后来更名为美国景观与历史保护协会（American Scenic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这些组织促进了历史保护与景观保护的发展，并使二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40]

公共保留信托的组织形式被英国的保护者们借鉴，并于1895年建立了英国的“历史和自然地段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此后这一类组织在英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保护组织。而反观当时的美国，由于优秀历史遗产的保护还没有形成广泛的基础，各地的保护组织的理念和实践都有所不同，所以无法形成全国性的保护机构。直至二战后，美国才以英国为参照，建立了美国最主要的历史遗产保护机构“历史保护国民信托”（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

就整个美国历史遗产保护来说，景观和建筑遗产的保护往往是紧密关联而又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景观和建筑难以分割，正如上文的公共保留信托组织，许多保护组织同时保护建筑和景观。在对一些自然与城市景观加以保护和管理的同时，也包括了其中的历史建筑遗产。从联邦一级的国家公园组织（National Park Service），到地方的公园保护组织———例如费城的费尔蒙特公园历史保护信托组织（Fairmount Park Historic Preservation Trust）———都是如此，这成为美国的一种普遍状况。另一方面，历史建筑和景观都被视为城市环境和公共生活的同等因素。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较为短暂的历史有关。旧南会堂得到保护时，不过只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与万神庙之于罗马不同的是，旧南会堂对新英格兰的保护者来说，仍是活在当世的建筑，多了一份城市公共生活的历史记忆，少了一份历史文物的文化意味。因此，保护者们将历史建筑和自然景观等同起来，都视为美化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和市民的应有权益。自然景观的保护对建筑遗产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反之亦然。波士顿公共绿地和其周边的州政府大厦、公园街教堂等历史建筑的保护即是一个典型的实例。因此，在美国的历史保护运动中，景观和建筑遗产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难以截然二分。这是美国建筑遗产保护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