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客体认知方法的空间主体性研究

1.1.3　运用客体认知方法的空间主体性研究

运用客体认知的方法主要借助复杂系统的科学理论，从空间系统内在规律着手分析城市空间变化过程中的自组织现象。20世纪80年代，艾伦（P.M.Allen）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对有关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是实现于局部行为的自组织结构的深刻范例”。此后，关于城市系统的自组织研究不断出现新的观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演变具有空间系统自身的分形几何特征，城市形态具有非整数分维数。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城市生长模拟、城市形态分维数实证总结、城市土地利用分形图式模拟、城市扩展的细胞自动机模型构建等一系列研究，从而将城市空间演变带入分形几何研究领域［贝蒂、隆利、富兰克豪、怀特（Batty M.，Longley P.，1986、1995，1994；Frankhauser P.L.，1994；White R.G.，1993）］。2000年，以色列人普托加里（J.Portugeli，2000）综合了近30年来关于耗散城市、混沌城市、分形城市等方面的研究，将城市空间自组织研究进行了深化。城市作为具有耗散结构的复杂系统，其空间演变的自组织是系统本身的空间动力学作用。考森（Conzen M.R.G.）的研究表明:城市空间演变具有周期性演变特征，是“加速期—减速期—静止期”的轮回。每完成一个周期循环，城市空间系统本身经历了一次从平衡态向不平衡态的过渡。埃里克森（Erickson R.A.）则从城市空间要素运动的模式入手，提出城市空间结构扩展存在“外溢—专业化阶段、分散—多样化阶段、填充—多核化阶段”，并将之与功能空间扩展和社会变化相联系进行了分析。近20年来，西方有学者从微观空间的可感知性出发，运用城市空间拓扑学原理，通过空间句法（Space Syntax）技术的定量研究，分析了城市子空间结构联系（可达性、渗透力和集成度）和空间的社会逻辑，并借助这一研究对城市空间规划进行科学指导（Hiller B.Hanson J.，1984、1992、1999；江斌，2001、2003），使得空间的主体性研究得到一定升华。

国内早期的城市系统研究更多地将城市作为一个线性封闭系统，通过系统内在的线性发展规律和控制反馈原理对城市空间发展问题进行求证、预测和规划［布莱恩·麦克劳林（Brain McLaughlin）、乔治·查迪克（George Chadwick），1969］。由于城市系统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若干子系统，其中任一子系统内部的扰动均可能引发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因此，早先的城市系统发展与规划研究，往往采取全息城市空间发展所有影响要素的办法，通过建立复杂的系统动力学方程组求解（陈绵云，1990；张俊，2000）。这一算法将城市研究转变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项目，研究内容变得异常复杂。这种以线性欧氏空间概念对城市空间发展进行复杂解析所得出的结论与实际发展结果并不一致，往往最终为现实所否定［奥姆迪莱（Allmemdinger），2002；王凯，2003］。在此之后，耗散结构、混沌、协同与分形理论被引入城市空间发展研究过程之中，一些城市地理学者也从城市空间自组织和复杂系统性角度，运用后现代数学的分形理论、仿生科学以及元胞自动机方法对城市空间演变内在规律进行了探讨和模拟（陈彦光，2003；冯健，2003；叶俊、陈秉钊，2001；谭遂、杨开忠、谭成文，2002）。也有一些学者运用生态学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城市形态的生长过程，认为城市形态的生长初始条件是生长点的形成与生态位的竞争，其后在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共同推动下，城市形态逐步沿空间轴线生长发育（张宇星，1995）。段进在整合城市地理学、规划学与系统科学有关理论后，根据城市空间演变源于空间系统背后的社会经济等深层机制作用的原理，提出了城市空间演变存在规模门槛律、区位择优律、不平衡发展律和自组织演化律，认为正是这些规律决定着城市发展的规模、区位、时序和演化，城市空间演变首先是城市系统的自组织过程（段进，1999）。其后，张勇强继承了这一理论，同时对城市空间的自组织与他组织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空间演变是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过程的结合。由于系统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差异，有些城市更多地体现了自组织特征，而另一些城市则表现出一些他组织特征（张勇强，2003）。以上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突出了城市本体空间的主体性，并对空间生长演变的内在规律进行了探讨，但这些独树一帜的研究在城市研究界并未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