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局及其挑战

(一) 人类面临的普遍的生态困局

人类在加速实现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极大增强了工业化生产力，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资本积累迅速增加，显著改善着人类福祉; 另一方面，为此耗竭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给人类健康和生存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生态环境带来了无休止的负面效应。

早在19世纪末，美国学者乔治·马奇已经就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恶化向人类发出警告。哈里森·布朗发表的《人类前途的挑战》一书中指出，由于自身的不稳固以及不节制的资源开发，世界终将随着工业文明的衰亡而大受创伤。2007年北京世界生态高峰会也指出，生态是人们日常关注的核心问题。生态问题是解决人与自然系统之间安全的问题，也是确保世上所有人拥有健康的生命、子孙后代拥有良好生存环境的关键。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21世纪议程》中提出，人类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面临着不断加剧的贫困、饥饿、疾病和文盲问题以及人类福利所带来的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趋势。然而，把环境和发展问题综合处理并提高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将会使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生态系统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管理，并带来一个更安全、更繁荣、更舒适的未来。因此，研究生态文明不要仅仅集中在生态这一点上，更要把生态文明与国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世界的和谐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统筹考虑，全面布局。表象上，生态文明建设无关政治体制、经济建设及市场改革。然而，它却关乎政治文明的跨越、工业文明的蜕变以及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20世纪是人类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也是资源大量消耗的时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全球人口的不断膨胀，全球资源危机更加严重。在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吨石油、2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占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全球各国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2007年联合国发表的《世界人口报告》指出，到2030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将达到50亿人，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长到92亿人。

同样，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等棘手问题。虽然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较大，人口数量不降反增，人均资源占有量日趋减少，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了55%、铁矿石等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也都在50%以上。全国年均缺水量超过500亿立方米，2/3的城市缺水严重，黄河、海河、辽河和西北内陆河区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接近或超过了水资源的承载力。环境污染严重，污染源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如水污染、土壤污染、气体污染、固体污染、磁污染、光污染等。频繁出现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给民众造成了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甚至直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生态系统退化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面积和地面沉陷面积不断扩大，沙漠化、石漠化和荒漠化土地面积扩大，耕地面积已接近18亿亩[1]红线，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减弱。上述资源危机与生态挑战说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艰巨、阻力巨大、任重道远。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必须坚持把民众过上更好的生活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民众而言，没有健康的身体和安居的环境，提高生活水平无从谈起。对于国家而言，没有系统的生态文明建构国策，国强民富的战略无从谈起。在规划层面，我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050年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关键是要整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把良好的环境视为向公众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福利，让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居住和工作于舒适的绿色空间，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环境问题，也是经济问题; 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问题; 既是生态安全的问题，更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

(二) 城市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城市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而易见，但也带来了自身无法克服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变得异常艰巨。为了针对此问题获得真实可信的论证结论，下面以北京市为例进行论证。

北京是一个能源相对贫乏的地区，能源的消费量和能源的生产量之间差距悬殊，大部分能源依靠从外地输入，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极高。北京90%以上的能源消费需要外部供给，其中，94%的煤炭来自山西、内蒙古和河北，70%的电力来自内蒙古、山西，60%的成品油来自燕山石化、石炼化和天津，100%的天然气来自内蒙古和河北。北京是土地资源和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逐年下降，从2006年的157.1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124.3立方米，而全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2310.4立方米。北京市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14公顷，不到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1/6，仅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平均水平的1/20，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053公顷/人的警戒线; 人均林地面积仅为0.04公顷，不到全国人均林地面积的1/3，不到世界人均林地面积平均水平的1/20。北京也是一个环境承载压力较大的城市，在仅有的16 410.54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容纳的常住人口为2018.6万人，还有不断增加的流动人口。2011年，北京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高达19.3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为9.8万吨，烟尘粉尘排放量为6.6万吨。极其有限的生态环境空间不可能完全消化掉这些城市生活、生产所废弃的各种排放物，各种生态环境危机愈演愈烈，如污染物排放超标、大气污染严重、地下水超采又污染严重等。

同时，拥有着首都城市特殊身份和建设成世界城市使命的北京，急需加强城市的影响力、辐射力和控制力。无论在省域体系中还是在国内外城市体系中，北京经济总量规模所占的分量都是十分有限的，尤其与世界城市的经济规模相比较差距更大。2008年，北京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5%，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分别为9.9%、26%和34%; 人均经济总量为0.98万美元，而纽约、伦敦和东京分别为7.33万美元、6.58万美元和4.13万美元。2011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为0.43吨标准煤，而纽约、伦敦、东京2008年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分别为0.3吨标准煤、0.18吨标准煤、0.15吨标准煤，北京与发达国家、地区和城市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经济总量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加快和人均经济总量的提高都依赖于自然资源的适当投入，但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与资源利用的效率之间确有一定的差距。北京市于2005—2010年GDP增长率分别是11.8%、12.8%、12.3%、9.0%、10.1%、10.2%，万元 GDP 能耗下降率分别为3.9%、5.2%、5.2%、6.3%、5.7%、4.0%，万元GDP电耗下降率为5.0%、3.7%、5.1%、2.7%、0.5%、6.1%，万元GDP水耗下降率为11.9%、9.6%、6.9%、7.4%、8.7%和5.5%。可见，人口暴增—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是北京城市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瓶颈”。

[1] 1亩=666.6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