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联工作面临挑战

五、通联工作面临挑战

通联工作是“群众办报”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讯员队伍是党报群众工作的重要力量,那么党报通联工作发展状况如何?通讯员队伍建设怎么样?调研结果表明,党报通联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化,通讯员队伍正在流失,新形势下如何搞好党报通联工作面临挑战。

(一)通联工作弱化的表现

关于党报通联工作的弱化趋势,有人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联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忽视。一些媒体,尤其是采编人员或不联系通讯员,不愿做深入细致的采访工作,浮光掠影,东拼西凑,敷衍成篇；或热衷于从网络上捞信息、抄资料,使得媒体自身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二是通讯员在媒体中的作用逐步减弱,群众对党报的参与度大为减少,与记者相比,通讯员稿件见报率呈逐年下降趋势,通讯员队伍人数逐年减少。^[14]

也有人概括了三个方面:一些媒体为了照顾记者用稿,大量挤掉通讯员来稿,通讯员在媒体中的作用逐步减弱；社会评判标准多元化,以及机构改革的影响,通联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忽视,一些地方甚至撤销了报道组的机构；还有一些媒体转而依靠“线人”报料,获取新闻线索……^[15]

不管是三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都注意到了党报通联工作弱化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党报和通讯员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同时,笔者在调研中也注意到:在报社机构设置中,还有相关机构和专职人员负责通联工作的,的确不多,相当一部分报社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职能,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一些城市党报,新闻线人的线索提供职能取代了通讯员职能；通讯员队伍严重流失,一些报社对通讯员队伍缺乏规范管理,把通讯员来稿等同于自然来稿；在报纸版面上,通讯员署名稿件日渐稀少,通讯员发稿专版和专栏更是难得一见,即使偶有通讯员来稿,也往往是记者据为己有,有的在记者署名后面有通讯员署名,有的干脆就抹去了通讯员的署名；通讯员稿件长期积压得不到处理,刊用与否没有及时回复,采用之后收不到样报和稿费更是家常便饭,严重挫伤了通讯员写稿的积极性。

(二)通联工作弱化的原因

那么,党报通联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从报社角度来看,新闻运作方式发生了改变,过去那种依靠通讯员办报的时代已经结束。当今媒体竞争加剧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新闻策划,而新闻策划的工作,一般要依靠媒体自身的编辑记者。记者根据策划,对如何采写稿件心中有数,出稿快；而通讯员欠缺与编辑部门的沟通,稿件未能凸显策划意图,往往难以被采用。更重要的是,媒体报道的内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注重报道内容的可读性；没有多少新意的“一厂一村”、“一因一果”式的工作报道、成果报道越来越不受媒体欢迎,而这正是通讯员以往提供得最多的东西。此外,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和媒体传播技术条件的巨大变化,使跨区采集新闻越来越方便。媒体在新闻采集、传播方面对通讯员的依赖性大大降低。^[16]

从通讯员角度来看,由于自身条件限制,通讯员的劣势也显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难以从公众的角度报道“短平快”的社会新闻。其二,采访上的局限。通讯员是“编外记者”,没有记者证或是新闻从业证,对单位以外的新闻采访“名不正,言不顺”,几乎无法开展工作。因为无法到权威部门或是对权威人士进行采访,新闻的权威性也就无法保障。其三,新闻真实性难以核准,出现责任难以追究。以往通讯员由报纸和宣传部门联合管理,通讯员发表稿件必须经本单位宣传部门审阅,由于宣传纪律的限制,假新闻难逃层层把关。现在宣传部门对通讯员的控制弱化,因此,对通讯员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与监督确有难度。而媒体一旦发了假新闻,轻则受到读者批评,影响媒体形象,严重的还会引来官司。媒体在新闻真实性上的谨慎也是通讯员发稿难的原因之一。^[17]

(三)部分党报通联工作推陈出新

尽管党报通联工作总体呈现弱化趋势,但是不少党报还是保留了通联工作的好传统,特别是在一些省级党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稳定且数量较大的通讯员队伍。《贵州日报》有通讯员1200多人,坚持持续写稿的也有100多人。《解放日报》每两年对通讯员队伍进行调整,有通讯员200多人,在此基础上遴选特约通讯员60余人。《新华日报》通讯员两年聘一次,现有通讯员180多人。《湖南日报》强化通联工作,形成了一个达10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并不定期举行通讯员座谈会,使这支队伍成为报社掌握社情民意的耳目。^[18]

二是重视通讯员培训、表彰,主办通讯员刊物且免费发放。《贵州日报》每年对通讯员培训1次,时间半个月,每次150人左右；群工部办双月刊杂志《新闻写作》,作为通讯员写稿交流的园地,还有月刊《通讯员》报,向通讯员免费发放。《湖北日报》群工部的月刊《编读往来》向通讯员免费发放,每年办两期通讯员培训班,每年有300人参加培训,每年评一次通讯员好新闻。《福建日报》从1993年至今,已开办了多期通讯员新闻培训班,培训通讯员达1800多名,报道组成员基本上都经过了福建日报培训^[19]；主办《通讯往来》刊物,是《福建日报》向通讯员传递信息的管道,也是通讯员业务交流的平台。《解放日报》每两年进行通讯员好新闻和优秀通讯员评比,每年举行一些大型讲座,群工部还出一个刊物《编通往来》(月刊),这些对通讯员来说都是免费的。《陕西日报》1991年以来每年要在全省评出通讯报道先进集体20个左右,优秀通讯员50名左右,2003年以后又增加了“十佳通讯员”评比；同时新闻调查部办有月刊《陕西日报通讯》,并在全省聘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30名优秀通讯员担任《陕西日报》评报员；每年在报社和基层单位举办三至四期培训班,已举办培训班40多期,培训通讯员2000多人。《新华日报》记者通联部办有纯业务性的报纸《通联往来》(月刊),作为通讯员交流的园地；自1985年以来,每年评1次优秀通讯员,每次100人左右的十佳通讯员、优秀通讯员；每年举办通讯培训班,在区县里面办班；另外还开联谊会,一个季度一次,还有就是让通讯员到报社跟班学习。《吉林日报》对通讯员进行培训时,除请报社各业务部现职负责人或具有高级职称、有丰富经验的采编人员出任教师外,有时还根据需要从吉林大学、辽宁师范大学,以及吉林省法学会聘请专业教师授课；为使培训更加正规,群工部专门编印了《新作品》和《培训教材》；群工部主办《通讯员之友》更是成了强化通讯员培训工作的延伸。^[20]

三是保障通讯员发稿。《贵州日报》通讯员用稿占各记者站来稿的70%,群工部版面“读者天地”除“记者调查”栏目外,其余均为通讯员来稿。《福建日报》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2004年、2005年,全省通讯员为福建日报供稿数分别为52231篇、60298篇、71434篇；被采用数分别为20691篇、22791篇、21832篇；3年来,通讯员稿件的见报数分别占《福建日报》总用稿数的48.5%、50%、48.2%。^[21]《湖北日报》开通了通讯员信箱,一个人专门负责通讯员稿件,以及见报稿件的统计、划稿费等。《新华日报》为确保通讯员稿件见报率,推行驻站记者跟通讯员合作写稿制度。《宝鸡日报》对通讯员自己想写稿但又感到力不从心的,报社派记者与他们合写,同样发给优厚的报酬；同时,报社还增设了《基层新鲜事》栏目,给编辑规定了任务,专门编发通讯员的稿件,以此调动通讯员的写稿积极性。^[22]

(四)党报通联面临三大挑战

无论是通联工作保存得好的报社,还是通联工作正在弱化的报社,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当前通联工作不好搞,党报通联工作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首先是党报改革与通讯员地位和作用之间矛盾的挑战。一些通联工作搞得好的党报,通讯员的地位和作用都十分突出,除了给报社写稿之外,还要承担繁重的发行和广告任务。一家省级党报群工部负责人更是直言不讳,通讯员集新闻采访、报纸发行、广告创收三者于一身,其地位是报社的编采人员和经营人员没法替代的,因为根据现行有关规定,报社编辑记者和经营管理人员必须分开,不能混岗,而通讯员不属于报社员工,则可以在写稿的同时搞发行和广告。实际上,报社和通讯员之间有一个利益链关系:通讯员所在单位需要对外宣传,通讯员能够写稿且可以发稿,而党报又可以为通讯员提供一个发稿阵地；当然,报社也不可能一味无偿地为通讯员提供版面空间,除非其稿件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而一般情况下通讯员稿件的宣传价值大于新闻价值,报社可发可不发,如果保障了通讯员的发稿量,那么接下来的发行和广告工作,通讯员自然是不敢懈怠的,何况通讯员能够在报社的发行和广告工作中得到一定的经济回报。这条双向的利益链看似很严密,不过在党报改革中有可能松动,甚至解体。市场化是党报改革的基本方向,党报要尽可能贴近读者,就不可能有大量一个行业一个系统的宣传稿,新闻价值自然会成为发稿的首选标准,党报压缩相关版面,通讯员稿件难发也在情理之中；目前大多数党报的主要发行量都是通过行政渠道邮发来完成的,自办发行占的比重不高,加之广告代理制的推行,通讯员在发行和广告中的地位大幅下降；而且,在版面有限的情况下,报社对记者的考核是以稿件量化为依据的,发通讯员稿件太多,势必影响记者工作量的完成,同等条件下优先选用记者稿件也是正常的。可以说,一些通联工作做得不好的党报,都是由于报社和通讯员之间的这条利益链松动或者断裂。其实,这条利益链本来就很脆弱,党报不应该简单地把通讯员当成自身的利益诉求对象,而是要把通讯员作为党报“三贴近”的有力触角,借以充分挖掘基层新闻资源。

可是,报社的这种想法会不会成为一厢情愿呢?于是导出了党报通联工作面临的第二个挑战——通讯员对这项工作的自我评判中又觉得若有所失:简单的宣传稿自然发不了,采写新闻价值高的稿件存在这样那样的困难不说,而且发表之后稿费也没有多少,甚至还不如向都市类报纸报料来得快捷实惠。是埋头当通讯员还是抬头做新闻线人?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不少通讯员。党报是需要能采写成稿的通讯员呢,还是需要只提供线索的新闻线人?当然,两者都有各自的好处,新闻线人会自觉钻研报纸的用稿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有价值的新闻线索,提高命中率,以换取可观的线索奖；而通讯员熟悉本单位本系统情况,就某一线索进行采访容易深入下去挖掘新闻资源。应该说,报社两者都需要,不过与自发的新闻线人相比,规范管理的通讯员队伍更可靠。党报应该做的是把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在培训通讯员能够像记者一样采访写稿的同时,要尽可能做到与报社沟通,报社的报道计划要让通讯员知晓,通讯员自发采访时最好事先以线索的形式跟报社商量,确认有价值后再根据报社要求采写；报社尽可能为通讯员采访提供必要的支持,通讯员稿件见报后应按记者稿同等待遇计发稿酬；合适的时候可以把成熟的通讯员发展成为报社的特约记者,甚至选拔进报社当记者。总之,既要按记者的要求来规范通讯员,也要按记者的待遇来对待通讯员,通讯员虽然在编外,但要使他们时时感觉在编内。

党报通联工作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新形势下如何充分发挥通讯员的积极作用与办好党报之间的关系存在认识障碍。一般认为,大力依靠通讯员的“群众办报”模式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事情,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群众办报”的说法提得少了,还有没有必要维持一大批通讯员?即使通讯员队伍依然完好,通讯员的积极性也非常高,而且写稿也十分踊跃,报社发稿也不惜版面,这样一来,党报不就办成一张通讯员报了吗,还怎么面向市场?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党报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要参与报业竞争,靠什么,说到底就是靠内容。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都市类报纸的异军突起,其成功关键就是注意到了新闻内容向市民阶层的贴近性,而这个贴近性的市场空间又是之前的党报和晚报都没有注意到的。目前党报发展状况普遍不理想,根子在于新闻内容离群众太远,那么党报如何真正贴近群众呢?仅仅靠记者是肯定不行的,因为相对于扎根基层的通讯员来说,记者的人数和精力都是十分有限的；而量多面广的通讯员则不一样,他们遍布每个乡镇、街道和行业组织,比记者更熟悉基层情况,又不需要报社支付基本工资；通讯员就像报社的毛细血管,延伸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能够把基层的声音传递到报社。因此,通讯员应成为党报贴近群众的重要力量。就后一个问题而言,通讯员的稿件又多又好,报社应该高兴才对,而不是犯难。一家全国性的、省级的、地市级的党报要贴近县市甚至乡镇群众,的确是一个难题,除了在现有版面上增加基层内容外,不妨开设一些地方专页。为减少通讯员来稿的盲目性,除定期向通讯员通报报社的报道计划外,还可对通讯员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在县市一级可设报道组或者通联站,聘请一定数量的通讯员,在乡镇、街道一级可聘请归县市报道组管理的信息员,甚至可以把信息员延伸到村社、社区一级；对于各地通讯员的来稿,可分为两个层次,先是线索层面,然后才是稿件层面,各县市报道组应经常向报社传送新闻线索,报社对线索进行筛选之后,再确定报道方案,安排通讯员采写,报社可根据线索提供情况、线索采用情况、发稿情况给通讯员计发报酬。

尽管党报通联工作面临这样一些挑战,但是从党报的发展状况来看,都是应该解决的。各级党报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创新通联工作的思路,使报纸尽可能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三贴近”和“让领导满意、让群众满意”这“两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