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以来的太湖平原，由于城镇及乡村地区广泛的商业化活动，于丝织业、棉纺业、粮食业以及其他手工业制造等方面的持续繁盛，堪称整个帝国的经济重心与赋税重地所在。这里城市与乡镇的景况，在一般文献的描述中，大多呈繁荣与安逸之态，是令中国人向往的“天堂”，特别是苏州与杭州，连对中国环境有着苛刻批评的外国人，也深表赞同。[1]
除了周边的杭州与镇江两城外，这里的中心城市，基本上依府州县的格局散布。就清代雍正二年以后的政区建置而言，主要有苏州府城（附郭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同城）、昆山与新阳二县同城、常熟与昭文二县同城、吴江与震泽二县同城；太仓州城（镇洋县为附郭）、嘉定县城、宝山县与孤悬于长江口的崇明县城；松江府城（附郭的华亭与娄县同城）、奉县县城、金山县城、上海县城、南汇县城、川沙厅（县）城、青浦县城、福泉县城（乾隆八年后即撤废）；常州府城（附郭的武进与阳湖二县同城）、无锡与金匮二县同城、宜兴与荆溪二县同城、江阴县、靖江县城；嘉兴府城（附郭的嘉兴与秀水二县同城）、嘉善县城、海盐县城、平湖县城、石门县城、桐乡县城以及过去属于杭州府后来划入嘉兴地区的海宁州（县）城；湖州府城（附郭的乌程与归安二县同城）、长兴县城、武康县、孝丰县城、安吉县城。[2]
这些城市一般都位于水陆交通的网点上，畅通的水运和便捷的用水环境是其赖以长期延续发展的根本。城市形态必须与水网环境与协调，因而就出现了与传统的方形结构迥异的圆形。
一般的城市内部，水道纵横交错，就是清代后期有着较大变化的上海县城，城内的河道也几乎可直达每一户住宅和商号。[3]一些不大规整的城市，正是契合了河道弯曲分布的要求，如嘉兴府城（含嘉兴、秀水两县附郭）[4]、湖州府城（含乌程、归安两县附郭）[5]、常州府城[6]等较典型。
在苏州城内部，“三横四直”为纲的水网与一条环城河道的水系结构[7]，从宋代以来即十分有名，且常为世人所称道；城内建筑、桥梁都精致优雅，而到处适于饮用的河水，更让外国人认为超出了威尼斯。[8]
民国年间铅印的《吴县志》，所绘的“苏城全图”，完全与明清时代苏州府城的范围一致，清晰地标明了城内的水网情况，以及苏州府治与长洲、元和、吴县三县治同城的形态；整个城市的构造，是比较典型的长方形。[9]这种类方形的城市构造，是相当普遍的。
而同治年间刻印的《上海县志》之县城图，是典型的圆形。[10]但它也不是唯一的，像松江府城[11]、青浦县城[12]、海盐县城[13]、嘉定县城[14]、安吉县城[15]、长兴县城[16]、无锡县城[17]、基本成圆形的石门县城[18]与常熟县城[19]等，也属于这种形态。常州的城河系统和苏州的三横四直的水系截然不同，其城河是环状的，而且一环套一环，构成四层环状。最外一环是城外的新城东南濠（现为穿过常州市区的运河）、东北濠、西北濠（现在关河）。第二环是西兴河、前河和后河。第三环是子城河。最内的一环是玉带河和惠明河。除了几小段南北直河外，主要河道都是东西贯通，这就影响到常州的街道，使之不像中国一般城市有一条强烈的南北中轴线。[20]
比较特殊的当属金山县城。乾隆年间开始，金山县从金山卫迁入朱泾镇，直至清末，这个新县治一直无城。[21]这个所谓的县城所在地显得太过平凡，也让人觉得有些奇特。
除了上海之外，绝大多数的城市，直到民国年间，在空间与结构上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以浙江省的嘉善县而言，其城市空间与形态长期较为稳定。早在明代正德五年（1510年），嘉善知县胡浩在魏塘镇日晖桥之东建宾阳门、太平桥之西建平城门，日启夜闭。[22]这大概是城市形态初具之时。真正的兴建，要晚至嘉靖三十三年。那时为了抗倭的需要，才开始兴筑，基本规模与相关配套设施得以完善：城垣周1 502丈，高3丈，广2丈，壕阔6丈；周围方9里；濠周于城，阔6丈；设有水门5座、陆门4座，各因其坊名，城楼亦如之；城墙垛凡2 664丈，月城144丈，望楼4座，水门旁台5座，墩台12座，窝铺36间。[23]据统计，筑城共占地353亩。[24]这样的建设，完全是从军事防御的目的出发的。
在江南地区，既有陆门又有水门的城墙，是最普通不过的建置了。明代嘉靖年间嘉善县城初建的这一形态，到清代仍然没有大变，城墙仍分四门：北有熙宁门，西为太平门，南为庆丰门，东为大胜门。康熙二十二年，知县崔维华修了城墙五段，合计达30丈；又修造城垛83丈，小修城垛151丈。康熙二十五年，知县严宏祖重建了西城楼。康熙二十八年，知县李之藻重建东城楼。康熙四十三年，知县于舜枚重葺东水门。康熙五十八年，知县孙锦重修西水门。雍正三年，知县张镛倡修南门城隅，又督修东北城墙20多丈。雍正五年，接到中央要求在杭嘉湖统一修城的命令，知县李天桂负责修城垛21座，费银48．93两，动用的是去年受雨水之灾的贫民，使其出力而得糊口。后来又陆续增修城墙，费银达750多两。雍正八年，知县郜煜重建东、西两个城楼。[25]这是清代前期的修城史，根据需要，不定期地修护城墙应是地方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这样一座被城墙环绕的城市[26]，大概是最符合人们对中国城市的印象。但从总体来看，城市的空间并未得到扩张。
至民国年间嘉善县城的规置大致如是：周围六里三百七十步，高二丈三尺五寸，厚二丈二尺；城门有四，东大胜，西太平，南庆丰，北熙宁；有水门五，其南一门已堙塞。[27]这表明，明代以来的县城格局，基本没有什么变化。1949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拆城运动，再次使这个县城成为无城墙的城市。
所以，中国城市的形态，并非如一些学者所云，在长江下游占大多数的行政首府所在的城市，正好有4座城门；而且，城市在行政层级体系中的地位与城门（旱门）数目之间有直接联系的观点[28]，也是不正确的。比如，武进县城门有7座、吴县城门有6座（即阊、胥、盘、葑、娄、齐门）以及民国时期新辟的3座（即新阊门、平门、金门）、昆山县城门有6座、太仓城有7座（即大东、小南、大南、小西、大西、大北、小北）、松江城门有5座，等等。[29]其他邻近的浙江地区情况，也各有不同。详参表5－1。
表5－1 民国时期浙西杭嘉湖地区县级城市空间范围与城门统计
续 表
注：资料记录中有的城市没有特别指明水门，多数是水陆城门合一，表格中也不作标示；但在低丘山区的县城，有的城门只是旱门而已。湖州地区的武康县城原来银山附近，民国时迁至乌回山，没有城垣。
资料来源：姜卿云编：《浙江新志》上卷，正中书局1936年版。
清代城市层级体系与标准，是沿袭了明代的制度。大致可以分成四等：冲、繁、疲、难四条俱全的为“最要”或“要”缺，具三条的为“要”缺，具二条的为“要”缺或“中”缺，具一条或没有的为“简”缺。举嘉兴与湖州两地而言，嘉兴县地位最高，占了冲、繁、疲、难、倚五条；其次是乌程与归安两县，地位一致，占繁、疲、难、倚四条；其他的嘉善、平湖、武康、德清四县都一样，占了繁、疲、难三条；秀水、崇德（石门）与长兴比较接近，所具条件中还都有“冲”条；而海盐、桐乡与安吉相仿；地位最低的是孝丰，只占了一个“简”字。[30]可是，这种与职官缺分制度相联系的层级体系，与城市形态与空间规模也无必然的联系。
民国时期的县同样也有不同的等第区分，以浙江省而言，具体分为三等。一等县共有25个，浙西地区有杭县、海宁、嘉兴、吴兴、长兴；二等县共有29个，浙西有富阳、嘉善、海盐、平湖；三等共有21个，浙西有余杭、临安、於潜、新登、昌化、崇德、桐乡、德清、武康、安吉、孝丰。[31]这些分等，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当时政府重视程度的区分意思。
很显然，这些行政层级与城门数量的多寡并无必然的联系。
至于数量庞大的乡村市镇，大多依水而建，相对具有较为便捷的水陆交通。许多市镇的繁荣状况，完全超过了北方一般的县城。[32]有学者还统计过居住民超过千户的超级市镇，至少有54个。[33]
江南巨镇乌青镇，在民国年间编的镇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统方隅而总其界域则曰‘乡’，由乡而析其聚落则曰‘村’。乌青镇市河以东三栅为清风乡，属桐邑；西三栅为崇孝、移风二乡，属程邑。其间有庄有都有图，而村亦相因而附见。”[34]这段话作为《乌青镇志》卷十四《乡村》部分的总叙，将乌青镇完全系于乡村的概念之内，且明确地将乌青镇以市河为界限作了乡级区划，东面属于桐乡县清风乡，西面则属于乌程县的崇孝与移风二乡。
据清人的记载，乌镇的市街纵有七里、横为四里，而青镇为纵七里、横二里，设有四门，南曰南昌、北曰澄江、东曰朝宗、西曰通霅；又在镇的四面通水要道处，设有东、西、南、北四栅。[35]这显然是一个规模庞大的镇。
而南浔镇的空间规模，似乎更大。镇中心地带有一“十字港”：“在中市通津桥西、清风桥南、明月桥北、运河与南北二市交午相贯处。”北面有一个“十字港”：“在北栅栅椿桥北、莲界桥西，西木行港西来百间楼港，东出与市河交午相贯处。”南面还有一个“十字港”：“在南栅便民桥北，东西两交界坝桥之间，城壕西来司前港，东出与市河交午相贯处。”[36]直到民国年间，那时的经济调查者还能听到“湖州整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语[37]，反映了一个江南大镇的鼎盛之态。
市镇的地理结构与规模，由小而大，一般可划分为一河二街型（一条河流横穿于镇中）、丁字港型（两条河流丁字型相交于镇中）、十字港型（有两条河流十字相交，镇中心为“十字港”）。[38]实际上，很多市镇的结构，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些模型，仍是不规整的。
总之，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型结构可以概括中国城镇的空间形态，那种希望以两三种模型进行的总结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更不可能普适化。这当中，除了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因素外，传统的建筑观念、政治制度以及商品经济的演变等，都会对城镇的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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