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注重基础

不注重基础

在建造房子的时候，中国人最不重视的部分就是房子的地基。他们在地基上下的功夫是最少的，这可以说是他们在建筑方式上普遍会犯的一个毛病。几百万中国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没有见过山是什么样子，也包括小山包。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山，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把石头拿来建造房屋，代价是昂贵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可以把石头当作建筑材料。除了石头之外，砖可以算是最好的建筑材料。但是烧砖的费用也是很高的，中国人的砖肯定不会烧得很好。把松软的泥土放进砖模里，表面弄平整，然后等干到能搬动的时候，就被送进砖窑里。因为并没有经过压制，并且只是大概烧一下，所以最后烧制出来的砖大都是布满坑洞的，就跟一块海绵一样，非常容易渗水。如果泥土里含有太多碳酸钠的话（大部分草原上的泥土就是这样），碳酸钠就会由孔道逐渐渗入到砖的内部，如此扩散到屋顶、地基，整个形成像奶酪一样的东西，并经受老鼠的咬啮。有时会把很多稻草、薄木片等东西放到地基上，以此来减少损伤，但这不过是起到了遮掩的作用，根本无法防止快速地侵蚀。几年的时间里，在这种侵蚀的作用下，房子的主人就必须要对房子进行一遍翻新，而这时候房子的上半部分还是完好的。

抛开砖本身的缺陷不说，中国的建造师们差不多都会有这两个毛病：地基挖得太浅，石灰的分量太少。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堵墙差不多就是在平底上建立起来的，而且没怎么用石灰。而如果由外国承包商来做这项工作的话，他们肯定会先挖一条沟，大约深五英尺，在沟中填入上吨的石灰，以此来打好地基。他们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建筑的坚实牢固，反观中国的建造者，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材料问题。如果有人想要多看一些那种带有明显中国式缺陷的建筑，其实只要绕着北京紫禁城外围走一走就行了。我们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做到坚固的中国建筑物，恐怕就是珠宝当铺了，因为安全性对于他们来说是首位的。

中国在保护古建筑方面所遇到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的这种建筑方式。这跟中国在教育上的情况非常像，中国人明显缺乏数学教育。他们从来不会设定一个简单的假设，然后把与此相关的证据罗列出来，每一个证据都是很明显地与上一个证据紧密相连的，从而使每一个表达都符合严谨的逻辑。逻辑学本来应该是中国科举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情况却让人失望，真不知道在现在这种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秀才或者举人，是怎样的一种状况。要让中国学者清晰地表达出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那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认同“A是A”和“A不是非A”这样的命题，就已经表明，中国人在某些领域的信条是不正确的。

对于一些相悖的信条，中国人经常将它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并非是因为他们抗拒人类通用的思想原则，而是因为他们的大脑里存在着不正确的反启蒙思想。中国人从来都没能看清矛盾的真实面貌。以我们的准则来看，中国人的本性中就缺乏精确，他们不会通过经过验证的事实去分析其他的事物。我们经常很难弄清他们到底是怎么得出结论的，有时候就算弄清了，也无法理解其过程。有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应该是需要最严密的论证的，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些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他们讲述自己那些并非由推演得出来的结论，并表现得非常专制。

在证据方面，现代法学中出现了能保持自我完满的证据理论，并且这一理论在法庭实践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在这个理论中，证据一定要是直接的和确定的，并且有事实作为依据，这个证据可能跟审判相关，也可能不相关，可能被法庭采信，也可能不被法庭采信。一定要注意，这里的每一个词汇，都已经因为其内涵而被固定下来，成为术语。在现代庭审当中，那些对于是否应该采信证据的辩论，已经演变成了象棋一样的游戏。虽然不能预料象棋中的每一步是怎样走的，但是每一步都要严格地按照规矩行走，不管法官怎么想，都不能不顾这些规矩而妄为。反过来看中国的庭审，法官们虽然有时很想做出一些成绩来，以使自己表现得公正廉明，但是即使所有的证据都被采信了，仍有一些证据游离在庭审之外，本来应该被广泛搜集的次要证据，却根本没有被理会，甚至都没人想到要去搜集这些证据。如果案子的判决最终依据的并不是一些直接、确凿的证据，那么审判从开始就没有什么意义，也完全不合理。不过在中国，这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根本不必为此而惊讶。

关于中国的审判，大概每个读者都能找到很多事实来证明其公正性，而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我也不想用找到公正法官和审判的困难来对中国审判进行全盘否定，不过从多数的审判事实来看，其公正性都有待商榷。这个问题暂且不多说，这里只是想把中国审判和西方审判做一下比较。假如一位不列颠的法官能有机会对中国审判的记录进行审查，那么不管中国法官有多公正，不列颠法官也总能从其中发现，记录里面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对他人的攻击。

在中国的历史中，也可明显地看到中国人对基础的不重视。他们在看待自己的史前历史的时候，并没有客观地将它认定是无法明确、无法厘清的历史。对于史前历史，无法做出肯定的结论，但是中国人相反，这里引用英国汉学家梅辉立先生的一段论述：“在汉朝以前，古中国的文人们热衷于想象那繁冗的统治者的世系谱序，并以此来对传说中的远古时期的空白进行填充，而且在他们眼里，自从吸收天地精华、征服了整个神州的人出现之后，就再也无法回到那段荣光的时期了。”之后他又说：“对于从史前历史和世袭制故事中流传下来的传说，中国学者从来不探讨其可靠性，而只是考虑紧承神话时期尧舜禹那个光荣年代的叙述的可靠性，然后将其确定下来。就算是这样，欧洲的批评家还是会提出更严格的标准。而要想改变中国人这种观念的话，一定要有更加可靠的证据才行。”

这里不必再着重讲述中西方对待精确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先来说一个开发区的农民的故事。这个农民大力地夸耀自己家乡的雾有多浓，还举了一个例子进行证明。他请来一群人为自己建造粮仓，当时正好下大雾，人们就在浓雾中干活，最后发现已经把粮仓建到了四十英尺高。这件事是用来比喻，中国人同样陷在了远古的大雾里面，而且已经陷了几千年，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历史的源头，也没有认识到神话迷雾的笼罩。这里可以引用一句中国的俗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此时如果把视线放在中国三大宗教的基础上，就能明显地看出中国人的历史观有多大的合理性。道教和佛教都有各自的历史，而且其历史只有其内部的少数拔尖的人知道。那些作为寄生虫的道士或和尚，很多时候根本不了解，也根本不关心自己宗教的沿革。如果想向一位道士询问《道德经》中某句艰深的话的意思，那是白问的，因为他们都无法通读其中任何一章，如果之前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去问这么傻的问题了。佛祖到底活了多少年，六百年还是两百年，还是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关于这个问题，基督教出现之前的信徒们是持何种观点呢？如果考察一番，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关于这些历史起源的问题，普通的信徒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算存在也不应该去认真考究，尽管这些问题很关键，甚至应该排在对教义的了解之前。

中国有无数的秘密教派，它们对中国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而在对这些教派的沿革进行考察的时候，也会遇到上面所提到的问题。对于自己的教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创始人是谁，创立的宗旨是什么，那些教派的信徒们根本就不知晓，也根本不关心。可以做个这样的比喻，一个英国人走进买雨伞的店铺，只是因为需要一把新的雨伞，而你却要追问他雨伞何时发明、何时普及，这和追问一个中国人他所崇拜的神明有怎样的起源一样。人们对待慈善也是同样的，如果一个人需要行善，那么当有慈善组织能够为他的慈善提供途径的时候，他就会提供赞助，因为这条路和其他的路对于他的行善来说，意义是完全相同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神，只要是在某个方面有益于某个人群，那么这群人就会信奉这个神。

对于中国佛教徒和道教徒人数分布的学术研讨，我们经常见到。其实这类问题在我们眼里，就好像比较联合王国中使用十便士的指甲刀的人数和吃芸豆的人数哪个多一样，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只要买得起，他便可以使用十便士的指甲刀，同样的，只要他买得起，也可以随便吃芸豆。这样的比喻很适合中国的这两大宗教。一个人只要请得起，就可以请来和尚为自己举办法事，如此他便成为佛教徒；而如果他想成为道士，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请来道士，这时候他便是道教徒了。在中国人眼里，请谁是不重要的。只要有能力，他可以同时把两边都请来，而使自己成为佛教徒的时候，也是道教徒。很多著作都提出，完全不在乎有没有神明，其实比完全的无神论更加可怕，而这种情况真实存在。在中国可以发现，有很多相互对立的信仰，多神论和无神论仅仅是其中的一对。许多文人认为这种情况很正常，但是根本没有认识到其中的矛盾。中国人在思想上最可悲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精神根本毫不关心。多神论和无神论的融合，表明他们已经认同了这样的观点：肉体不需要灵魂，灵魂不需要精神，精神不需要生机，宇宙不需要有起源，世界不需要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