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植物区系的研究综述

近10多年，张志英、张秦伟和应俊生等教授主要对秦岭植物区系的4个特征进行了系统和严谨的研究报道［22-24］。

3.1 植物种类组成丰富

秦岭地区是我国温带植物区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根据应俊生教授和现有研究资料统计［24-30］，秦岭地区除栽培植物外，共有野生维管植物188科、969属、3248种，分别占中国科、属、种的53.3%、29.2%、11.2%。其中种子植物158科、892属、3124种，分别占中国种子植物科、属、种的52.5%、28.6%、11.8%（表2—1）。

秦岭地区植物的丰富程度还可以由科属的大小体现。秦岭地区最大的科是菊科（ompositae，100属/355种）、禾本科（Gramineae，92属/219种）和蔷薇科（Rosaceae，37属/199种）。蔷薇科是我国温带地区植物区系和植被的特征科，也是秦岭地区植物区系和植物群落组成中的主要科。菊科和禾本科在秦岭地区的林下极为常见，前者无疑是典型的温带科，后者虽广布全球，但在该地区出现的属主要是温带属。

含100种以上的科共10个，除前述3科外，依次还有豆科Leguminosae、毛茛科Ra nunculaceae、莎草科Cyperaceae、唇形科Labiatae、伞形科Umbelliferae、百合科Lilaceae和兰科Orchidaceae。上述10科共有1628种，约占秦岭地区种子区系的48.3%，在该地区的植物区系和植被中起着重要作用。另外，忍冬科Caprifoliaceae、杨柳科Salicaceae、庇参科Scrophulariaceae、虎耳草科Saxifragaceae、蓼科Polygnaceae、十字花科Cruciferae、藓花蕨科Dryopteridaceae、大樨科Oleaceae、蹄盖蕨科Athyriaceae、小檗科Berberi dace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茜草科Rubiaceae和水龙骨科Pdypodiaceae所含的种数为40～100种，这些大科除蕨类植物3科外，共包括582属2193种，分别占秦岭地区种子植物总属数、总种数的65.2%、63.9%，对该地区的植物区系和植被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些科大多主要分布在温带地区，属温带性质，只有少数如唇形科主要分布在地中海和中亚，兰科主要分布在热带区，但出现在该地区的属、种多属温带性的。

表2—1 秦岭地区总维管植物统计

注：表中中国蕨类植物的数据引自文献［29］，中国种子植物的数据引自文献［33］。

3.2 地理成分复杂，温带成分为主

秦岭地区有藓类植物44科138属326种［31-32］。根据张满祥（1985）的研究，秦岭藓类138属划分为6个类型，其中泛北极区系成分有80属185种，占该地区总属数的57.7%，总种数的57.8%，显示出秦岭藓类植物区系的温带性质［32］。

秦岭有蕨类植物30科77属304种［25，30］。徐养鹏（1992）将该地区蕨类77属分为11个类型，其中温带属28属，含142种，占该地区总属数的36.4%，总种数的46.7%，表明了秦岭蕨类植物区系的温带性质，秦岭蕨类植物属于喜马拉雅、中国西南到日本的蕨类植物区系，以耳蕨、鳞毛蕨为特色，称为“耳蕨—鳞毛蕨区系”［30］。

张志英（1984，1989）、应俊生等（1990）先后对秦岭太白山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进行了研究［8，21-22］。张秦伟（1992）将秦岭种子植物1005属（包括栽培植物）划分为15个类型及22个变型［23］。应俊生（1994）根据吴征镒（1991）对中国种子植物属分布区类型的划分方法，将该地区种子植物892属划归为15个分布区类型［24］。同前述的研究相比较，应俊生（1994）的研究可能更符合实际。

秦岭种子植物区系的地理成分极为复杂，包括泛北极、泛热带、古热带、古地中海和中国特有等成分。与各类地理成分均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于北温带共有229属，占该地区总属数的25.7%，联系程度最为密切；而于热带亚洲和热带美洲共有10属，联系程度最小。在秦岭种子植物区系中，包括220个热带属（含557种）、563个温带属（含2073种）和39个中国特有属（含51种），温带属占该地区总属数的63.1%，这清楚地表明，温带成分在该地区的植物区系和植被中占主导作用。

3.3 特有现象独特而复杂

秦岭地区中国特有成分丰富，张志英等（1989）报道该地区有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36属，含48种3变种［34］。张秦伟（1992）研究认为秦岭共有中国特有属40种，含55种［23］。王荷生等（1994）提出的“秦岭中心”拥有中国特有属46属，含60多种［35］。应俊生（1994）报道该地区有中国特有属39属，含51种［24］。根据有关资料，可认为应俊生（1994）对分布于秦岭的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报道符合实际。

秦岭地区有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39属，含51种，占秦岭总属数的4.4%，占中国总特有属的15.2%［33］。在39个特有属中，单型属最多，有20属，占该地区特有属的51.3%；木本属有17属，除杉木属Cuning hamia和通脱木属Tetrapanax外，均为落叶乔灌木；草本属18属，其中1a生草本4属，多年生草本14属；其余4属为落叶藤木。

分布于秦岭的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具有明显的温带性特点。出现在秦岭的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种在水平分布上极不均匀，其西端和南坡较东端和北坡属、种多，并且各特有属及其种类广布程度都很低；在垂直分布上，主要分布在中低山区。

特有现象的研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秦岭地区作为中国特有成分的分界线是大家所公认的［36-37］。张志英（1989）指出，秦岭西端“三江”流域（白龙江、白水江和嘉陵江）是分布秦岭的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的避难所和向北迁移的主要路线之一［34］。张秦伟（1992）认为秦岭的特有现象和著名的“川东—鄂西”特有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秦岭可能处在“川东—鄂西”特有中国的边缘地带［23］。王荷生等（1994）则提出“秦岭中心”，该中心位于甘肃东南文县，武都川东至陕西南部宝鸡—太白—镇安以南的秦岭山地，几乎没有本地特有属，是由西南分布向华中、华东及华北特有属的通道及中国南、北方特有属的主要分界［35］。笔者赞同王荷生等（1994）和张志英等（1989）的观点，正是“秦岭中心”的存在，才使得分布于秦岭的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在现代地理分布格局上，呈现出西南尤其是四川和华中的共有属最多，与华北—东北最少。而该中心的“三江”流域上游形成的天然避难所，给隐蔽在“避难所”里的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及其种类创造了生存繁衍和发展的条件，得以向北扩展，这是中国种子植物特有属向北迁移的主要路线之一。

秦岭地区虽无特有属，但傅坤俊（1983）认为秦岭光秃山的特有植物比华山丰富，前者有特有种4种，准特有种37种；后者有特有种3种，准特有种11种［38］。袁永明等（1986）研究报道了秦岭特有植物169种［39］。张志英（1989）报道太白山特有植物95种，其中太白山特有种40种，准特有种55种，居秦岭诸峰之首［34］。应俊生（1994）认为秦岭地区约有192个特有种［24］。依据现有资料，我们认为应俊生（1994）的研究结果更为可信。

秦岭地区有192种特有种，占该地区种子植物总种数的6.1%，乔木22种，灌木38种，除矮探春Jasminum humile L.为常绿灌木外，几乎全为落叶种类。草本植物128种，其中la生植物2种，这说明该地区对木本植物和多年生草本植物具有较适宜的水热条件。

这些特有种大致有97种分布于秦岭中段，40种仅出现于西段，12种只见于东段，29种同时出现在中段和西段，10种只见于中段和东段，仅4种广泛分布于整个秦岭地区。其垂直分布则明显地集中分布于海拔800～3000m，尤以海拔800～2000m最多。

秦岭地区还有中国种子植物特有种约1428种［24］，占秦岭总种数的45.7%。这些特有种隶属于95科479属，其中裸子植物5科14属28种，若包括秦岭特有种（192种，约占6.1%）在内，则占该地区总种数的51.9%，特有种比例相当高，这也是秦岭植物区系的重要特点。由秦岭特有种和出现于秦岭的中国特有种在总种数中的比例看，前者远低于西藏地区（18.3%）和横断山区（37.68%）［41］，而后者则远高于西藏地区（23.6%）和横断山区（26.37%）［41］。联系到西藏和横断山区极度发展的杜鹃花属Rhododendrom、马先蒿属Pedicularis、报春花属Primula、龙胆属Gentiana等均含100种以上，而在秦岭地区均不超过25种的情况，这很可能是秦岭植物区系的古老性质以及该植物区系所依存的环境条件的历史稳定性的表现［24］。

出现于秦岭地区的中国特有种，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同时向西进入中国—喜马拉雅森林植物亚区的特有种约807种，占绝对优势，这些特有种及其所属的科、属绝大部分是温带或北温带性质的。而分布区仅局限于中国—日本森林植物亚区的特有种约172种，这些种及其所属的科、属几乎都是温带性质的，是秦岭植物区系组成部分的核心。这说明作为东亚植物区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秦岭植物区系是以中国—日本植物区系为主体［24］。

3.4 强烈的始生性质

秦岭山脉是昆仑山脉的东延部分，也是东亚地区地质上最古老的地区之一。秦岭地区的植物区系在温带植物区系发生发展中的意义早有论述［41］。

秦岭地区地处东亚2大植物区系（即中国—日本植物区系和中国—喜马拉雅植物区系）的交接地带［42-43］，崔友文（1982）、傅坤俊（1983）、张志英等（1984，1989）、张秦伟（1992）都认为秦岭地处东西2大植物区系的交接地带使其有着强烈的过渡性质［21，23，34，38，44］。应俊生（1990，1994）认为秦岭及其附近的古老山地，不仅对自身的植物区系和植被具有较大的发生意义，而且对东亚植物区系具有始生性质［22，24］。笔者赞同应俊生的观点。

秦岭地区早在寒武纪就已成为陆地，称为秦岭古陆。在中泥盆纪，曾受到南秦岭海槽海侵，以后便一直为陆地（刘鸿允，1957）［45］。尽管受第四纪冰期和间冰期的多次影响，迫使植物进退往复地迁徙，但不可能引起该地区整个植被的更替。根据古植物学资料对该地区主要群落建群种的历史及常见种类所隶属的属化石分析，秦岭地区植物区系是中国第三纪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晚白垩纪至第三东亚植物区系的残遗，其起源时间不会晚于晚白垩纪［46-51］，其植物群落的主要成分可能以原地生长的种类为主。因此，秦岭及其邻近的古老山脉，不仅对自身的植物区系和植被有着较大的发生意义，而且对东亚植物区系，特别是高山温带植物区系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处于中国—日本植物区系和中国—喜马拉雅区系交接地带的秦岭植物区系对东亚2大植物区系具有始生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