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与冷漠

1.中国大学流行两种富贵病：炫耀与冷漠

过去的5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化的5年，当下关于这场变革的意见可谓毁誉参半，即便一时还无法盖棺定论，但没有人会怀疑，它的深远影响在未来的年月里将会逐渐呈现出来。作为这场变革的亲历者或者旁观者，我们有责任指出它的问题所在。暂且不论这场规模宏大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后果如何，至少目前在社会心理层面，中国大学已经呈现出两种远离大学精神的富贵病：炫耀与冷漠。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心理反应正在侵蚀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与社会认同。遗憾的是，在众多质疑声中，这种情况并未见有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一种逐渐凸显的对于中国大学未来的普遍忧虑与失望情绪正在快速蔓延。为了彻底扭转这种状况，首先，我们需要把产生这两种大学慢性病的病因找出来;其次，才是解决策略的选择问题，这也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大学之所以喜欢对外炫耀，这与炫耀行为内在涉及的意义有关。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1857—1929)的分析框架，大学的炫耀性消费首先表明了大学的地位与荣誉，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充足，否则你是没有资格炫耀的。大学为何热衷于炫耀，是因为大学作为一个团体也是需要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而竞争是需要条件和准入门槛的。通过炫耀消费，以明确的信号向公众与社会传达出一种有诱惑力的信息：我们的大学财力雄厚，人才济济，我们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更长远地暗示：我们的未来不可限量，因为我们炫耀得起。力图通过炫耀达到召唤与展示的目的：影响优秀生源的选择，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增加学校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学排名)，从而更多地获得各类资源，以及满足管理者的政绩冲动。

客观地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大学要谋得生存空间与发展状态的改变，想借助于炫耀性的策略达到一定的目标本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真有那些充足的财力，虽然策略显得有些粗俗拿不上台面，但毕竟还说得过去;如果财力有限，也一味攀比着玩弄炫耀性的手法，就与初衷完全南辕北辙了，甚至有饮鸩止渴的危险。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大学几乎都是政府办的大学，办学经费来源渠道呈现高度的单一化局面，在国家财政对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背景下，这就意味着它的财力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是短缺的，再加上中国大学的校友以及社会捐赠规模还比较小，因此，当下中国大学不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愈演愈烈的炫耀性消费，就不可避免地沦落为打肿脸充胖子的作秀，它造成的后果就是，在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预算约束下，显得难以为继。这种状况在当下的中国大学屡见不鲜，随便找一个大学的招聘广告，就可以看到一些学校根本不考虑自身的财力以及实际定位，不计代价地引进院士等所谓的高端人才，有些高校甚至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支持条件。这种盲目的不考虑经济后果的引进，效果可想而知，还不如用这些有限的资源把自己现有的师资与研究强项扶持起来，即便引进也要量入为出，实实在在地招聘一些性价比更高的人选。再者说，盲目攀比、炫耀性地招聘的那些高端人才根本不适合这种环境，结果造成双方利益都受损。全国高校每年在这方面花费的冤枉钱没有人知道有多少。某些大学甚至更极端，如1 000万引进一个人才，试问这样的人才给你20个，你们学校的资金链还能正常运转吗?当然学校可以说，这部分钱由地方政府或者国家支付，问题是这些钱原本就是用于教育投入的，在每年教育投入总量固定的情况下，用于这种炫耀性消费的支出多了，用于正常的教育支出必然就会减少，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坦率地说，这种炫耀性消费，也正是钻了国家财政不透明的空子，导致高校日益膨胀的炫耀性消费(人才、设备、建筑设施等诸方面)，这个路径已经成为一些高校圈国家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这种炫耀性消费造成的后果就是管理者与高校的双赢，而输掉的却是纳税人的真金白银。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行为以制度性的方式遏止了人才的成长，从而毁坏了国家未来科技的基础。因此，我们见惯了当下流行的荒谬游戏：所有的管理者都热衷于移植大树，而没有人愿意耐心栽树。当时间与政绩被制度捆绑起来的时候，耐心意味着失败与被迫出局。

在任何时代，真正的高端人才都是稀缺的。对于中国这样的科技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端人才的稀缺性更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状况就导致了高端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人才成长周期性约束的存在，决定了在短期内这种供需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基于这种现实，一些比较活跃的人才玩起了乾坤大挪移的游戏，利用多处兼职等手段，通过空间来换取时间，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与声誉等)。这种情形在国内屡见不鲜，既浪费了宝贵的科技资源，又败坏了学术风气，而始作俑者就是高校盲目的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必然后果。套用德国哲学家京特·安德斯的说法，这种炫耀性消费，已经沦落为“恐怖性消费”。由此可知，由炫耀到恐怖，仅一步之遥。问题是，在这种炫耀性消费背后，并没有给高校带来多少真正的利益、尊重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反而是那些虚增的泡沫学术资本，时刻威胁着高校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炫耀也只能是没有根基的虚假性炫耀。

高校通过炫耀性消费，除了实现个别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外，也许危害更为严重的是，炫耀性消费为高校未来的发展留下的隐患却是长期的。笔者称这种现象为“漂浮的蘑菇高校”，因为支撑这些高校的华丽伞盖的支柱都不是原生的，而是通过炫耀性消费买来的，其中有些还是虚拟的支柱，很难想象那些建基其上的学术大厦的牢固程度。换言之，用重金砸出来的高度是不稳定的，一旦这些撑门面的支柱发生变化，华丽的伞盖将迅速现出原形并跌落回原处。在短期热闹的背后，高校真正实力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一旦输血机制出现问题，这只豪华的蘑菇可能短期内就会枯萎，为了防止这种境况的发生，只能被迫采用不断输血来维持，而高校本身的造血机制在强大的输血机制的冲击下，慢慢地就萎缩了。这就是在炫耀性狂欢背后，我们可以看得见的高校的未来。

如果说炫耀是中国高校对外展示的孔雀开屏策略，那么对内则完全是另一种模式：非人道化的冷漠。中国高校的普通教职员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感到内心不踏实，当下高校的管理模式奉行的就是一百多年前美国泰罗式的“科学管理”的翻版。首先对人群进行岗位分类，然后在各种岗位上根据职称级别的差异，按照计件工资制的做法，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期限内，制定相应的定额与标准，并以此设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与晋升门槛，年底算账。所谓的管理就简化为，设定目标，制定越发详细的学术定额指标。教师与科研人员的生活就沦落为在学术定额的网中苦苦挣扎，没完没了地填表格、报数据，没有人真正关心你的状态以及发展的空间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职员工的产出率，各级别的定额标准快速上调，职称晋升标准也是逐年提高，这导致个人的进步速度远远跟不上标准的变更速度，这条无形的锁链已经把普通教职员工彻底拴住。所有的中青年教工都被迫与学校签订3～5年的劳动合同，他们一旦不能完成那些管理部门制定的各类指标，理论上完全有可能被解聘，这把达摩克里斯剑时刻悬在每个人的头上。在这种背景下，每个人内心的焦虑感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与日俱增，没有人关心你的存在状态，管理部门关注的就是你所完成的数据。在这种硬性约束下，想不功利与浮躁都不行，否则你将无法生存。原本一项真正的研究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过程才能做出来的，在当下的高校没有人给你提供积累与沉淀的时间，每个人都要像那只神奇的老母鸡一样，不停地下蛋，最好能够下出一个金蛋。在这种游戏规则下，杀鸡取卵已经不再是玩笑，而是残酷的现实版游戏规则。这条道路的终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那就是大学精神的彻底衰落，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谓的“人之死”的主体的黄昏困境。这种状况的后果，在社会的表层的体现就是整体创新能力的枯竭。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能够解决，这才是中国大学最为吊诡的命运。如同一场没有内容的豪华演出，幕布已经拉开，只要你穿上了这双舞鞋，就无法停下来，只能不停地跳下去。正所谓：生命不息，考核不止。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构想的“人是机器”的传说在今天终于变为现实。

高校非人道化的第二种表现就是政策歧视。这种歧视表现为两种形式：“土洋”的区别对待与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关于“土洋”之争，已经有很多讨论了，这里无须赘言。需要提及的是，以前这种歧视还处于一种隐蔽状态，至少还不敢公开拿上台面，如今已经沦落为对本土人才的公开蔑视。只要看看各级政府推出的各类人才计划，几乎全为海外人才专门量身制作，即便级别低一些的人才计划，也要求申请者至少要有一定时间的海外经历。如今的高校里，没有海外经历已经上升为一种很见不得人的身份丑闻了。这种公开的蔑视折射出的问题是令人担忧的，换言之，它变相暗示官方已经默认本土高等教育体制是失败的。由此，可以明确推断出国内人才的生态环境在快速恶化，而且还将继续。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高水平的本土人才队伍作支撑，引进的所谓人才的水平也会快速下降，最后“土洋”一起搁浅，到那时，这种歧视性政策将会演变为没有真正的人才乐意回来，已有的人才也将逃离。就如同中国足球，没有一个高水平的本土球员的培养与成长环境，仅凭引进几个所谓的大牌球星，是无法带动中国足球走向世界的。

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精神性层面的歧视与侮辱，那么，同工不同酬则是直接的物质性层面的剥夺与伤害，这种歧视性的制度性冷漠更具有杀伤力。当下的高校已经没有耐心去完成“百年树人”的栽树活动，而是更热衷于时间短、见效快的“移植”参天大树的活动。移植来的树与土生土长的树即便做出相同的工作，承认与收益也是存在天壤之别，各种资源都是向“移植”来的大树倾斜，人为制造并放大马太效应。这种制度性冷漠与歧视，导致普通教工的失望情绪快速蔓延，事实上，今天的高校在内部已经出现了群体性的分裂。整个中国人才市场出现的“柠檬市场”现象，就与这种制度性冷漠与歧视直接相关。

中国高校所呈现出来的炫耀也好，冷漠也罢，究其原因无非是在国家制度框架的片面经济主义转向下，长期缺乏独立性与自信心严重不足的高校，在自卑与自负之间摇摆的矛盾心理无法得到有效的化解，一旦办学条件有了一些改善后，就会出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自我膨胀现象。再加上，制度设计中缺少程序正义的限定，导致公平缺失与资源垄断两种行为很容易达成合谋，由此带来难以化解的改革难题，这种现象可以形象地称为大学的“富贵病”。改革开放30年，由于一直没有实行公共财政，资源的权力分配格局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久而久之，导致大学行政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机构与个体的骨髓，离真正的大学精神也渐行渐远。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各级政府养成了更为夸张的炫耀与冷漠的行事风格，大学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自然无法逃脱被日益污染的命运。这也是中国大学百病缠身的根源所在。

对中国大学近年来流行的富贵病进行诊断，能够给我们未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哪些思想的启迪，或许这才是本文真正关注的问题所在。在笔者看来，当今大学无论是对外的炫耀性消费还是对内的非人道化冷漠，它造成的直接或间接危害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最表层的后果就是资源浪费严重，导致科技共同体从思想层面到物质层面出现分裂，以及基于不同缘由的普遍失望情绪的蔓延，从而危及大学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创新之源和思想高地的地位的沦陷。其二，大学的炫耀与冷漠造就了两类难以治愈的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思潮的蔓延。对大学管理者而言，教育的终极目标越发晦暗不明，只好日益奉行：我决定，故我在。通过不断地做出决定，来印证自身模糊的存在意义。对广大教工群体而言，则只好践行：我忽悠，故我在。通过忽悠，既表明对权力的无原则顺从，又能投其所好，以此换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不过这种最大化与内在的心灵是分离的。两种存在状态，都是以丧失存在意义为代价的行为，对于大学来讲，这种虚无主义正在摧毁大学缓慢积攒下的精神血脉。其三，手段与目的的倒置，导致我们的大学没有足够的感知能力，伦理道德丢失了最后的支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致命缺陷。当手段取代目的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幸免。对手段的审视与批判是一项长久的事业。今天，我们遭遇或者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刻意制造出来的未来，其自身蕴含着无未来的可能性。对于当下，应该彻底反思与评估那些作为手段的炫耀与冷漠，对我们的大学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否则，寻找一种基于理解共识的并具有感知能力的大学无异于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