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研究的误区

23.科技伦理研究的误区

2007年5月，第十三届科学哲学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回想本届科学哲学年会中有关科技伦理的主题，以及翻阅主办方编辑的会议摘要，仔细品味一些学者的观点，感觉当下中国科技伦理的研究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缺陷。这个问题涉及科技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在笔者看来，科技伦理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如下三个领域：从事科技活动的主体的伦理规定、科技本身的伦理规定以及与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与规则等制度层面的因素。联想到平日里翻阅的相关文献，明显地感觉到国内学者关于科技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领域，而严重地忽视了对科技发展起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政策等制度层面的伦理要求。这种研究路向导致当下的科技伦理学陷入一种很尴尬的困境：我们总是不能容忍小的不道德，但是却能对大的不道德熟视无睹，这种科技伦理研究，对于中国科技的发展已经带来了深远的潜在的危害。

这些年学者们对于科技主体在科技活动中的伦理要求研究得很深也很透，对科技共同体成员在科研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避免科技不端行为的发生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可以说，这种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总体上已经有力地约束了科技共同体的科研行为。坦率地讲，在信息沟通无比便捷的今天，科技从业人员已经没有谁再敢公然进行科研不端行为了。众所周知，科技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促进科技发展的因素已经不单单是个人的因素，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也在强烈地影响着科技的发展，这些因素对科技发展的作用甚至远比个人或共同体的作用要大。如果我们的科技伦理研究一味地局限于共同体的行为，那么这种伦理研究也就没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了，更无法最大限度地为科技发展提供动力。借用经济学的术语，这种伦理研究的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于零，换言之，这种伦理研究是极度不经济的。因为，这时监察伦理违规行为的成本已经远远高于它的收益，而且，这种伦理研究有日益成为科技主体从事科研活动的紧箍咒的嫌疑。同时，这种伦理研究取向，还容易片面夸大科技界发生不端行为的范围和影响，导致决策时出现对科技主体行为预期的误判。

其次，关于科技本身的伦理研究也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共识，如科学研究无限制、技术研究有禁区等，这些都是宝贵的伦理认识的进步。问题是：在大科学时代，科技的分界越来越模糊，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本身的伦理要求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与对策呢?坦率地说，当前科技伦理的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科技发展的实践，诸多科技实践带来的前所未见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日益成为科技伦理研究的薄弱环节。

其三，当前科技伦理研究存在的最大缺失是：我们一直忽视对科技政策以及相关制度的伦理研究，总是斤斤计较于某个科技主体的某次不端行为或者某个小项目经费的去向，而真正应该关心的重要问题却被遮蔽了。这就出现了一种很尴尬的局面：我们越是在微观层面纠缠于某些个案，诉诸道德审判，力求符合道德完美，在宏观层面就越出现我们不肯直视的整体不道德现象。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科技发展的最大外生变量就是科技政策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由于任何科技政策在最终层面上都体现为资源的配置与发展方向的选择，因此，当科技政策与相关制度设计出现不公正的时候，这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试想，在微观层面，一个个体的违规能够对科技的整体发展造成多大的损失呢?相反一项科技政策或相关制度设计出现的不公正，它对未来科技发展造成的损失又有多大呢?哪一个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未来呢?当然小的科技不端行为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应该坚决禁止，但是，完全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些枝节问题。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就能最大限度地遏止科技不端行为的发生，即便不能完全杜绝，也基本上使个体的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概率缩减到最小化，从而演变为科技伦理研究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有趣的是，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然而却很少有人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其一，研究者感觉自己对整个政策的制定来说人微言轻，即便说了也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可能对个人的未来有潜在的副作用，因此，无形中就放弃了对政策本应具有的公平与正义的考问与坚持。其二，政策制定主体的精英垄断，使得任何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本身的伦理追问都被排斥在政策制定的背景之外，使政策循环的反馈机制处于合法的不工作状态。其三，研究者对禁区意识的畏惧，导致任何伦理追问都演变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样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场景：小的方面越道德，整体就越不道德。而伦理研究就退化为，我们总是无法容忍小的不道德，却心甘情愿接受大的不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