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的伦理学

10.1.1　医学研究的价值

医学研究（medical research）是指利用人类已掌握的知识和工具，用实验研究、临床观察、社会调查分析等方法探求人类生命自身活动的本质和规律以及与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揭示疾病发生、发展的客观过程，探寻防病治病、增进健康的途径和方法的探索活动。

医学在诊断、治疗和预防领域的每一项发展、每一个新的突破，都应归功于医学科学研究。医学研究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人的生命和健康服务的。18世纪詹纳（Jenner, E.）首次成功地在人体接种牛痘预防天花，使天花这一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疾病得以控制和消灭；弗莱明（Fleming）发现青霉素，使人类终于开始摆脱了细菌感染给健康带来的危险。在现代医学中，器官移植的研究成功使成千上万因器官衰竭而必死无疑的病人重获新生；PCR技术的发明为诊断一系列疑难病提供了更准确、快捷、有效的新方法；脊灰疫苗、乙肝疫苗、麻疹疫苗的相继问世开辟了主动、经济、高效预防相关疾病的新途径；基因治疗的研究将成为未来医学治疗遗传病、癌症等一系列疾病最理想、最有效和彻底的方法。与此同时，医学还存在众多未知领域需要去认识，还有大量规律、现象需要我们去发现。医学发展是无止境的，医学研究也是无止境的。医学理论需要完善、知识需要丰富、技术需要提高、设备需要更新，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医学研究。医学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

10.1.2　医学研究的道德责任

临床医务工作者同时担负两种职责：一是临床诊疗工作；二是临床医学科研工作。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如何有机地把临床诊疗工作与临床医学研究工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是现代医学发展本身对医学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事实上，临床医生诊断疾病、治疗病人、对病人个案资料的积累分析本身成了医学研究的一部分。一个医务工作者应该有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基本必备的科研意识和科研道德素质，即包括科研的思维方法和科研的价值目标、道德责任感。在医学研究中这两方面缺一不可，而后者更显重要，具有总的导向作用。它从根本上确定或评价医学研究的善与恶，制约和影响着医学研究的行为路线，研究的方式、方法。这种道德责任感和价值目标是医学工作者从事医学研究活动所要追求的病人、公众和人类健康最终利益的根本保证。从医学发展史上看，所有重大医学科学研究成果的取得，无一不是科学家聪明才智和毅力、崇高献身精神、高尚道德品质综合的产物。

美国细菌学家拉泽尔（Lazear）为研究证实蚊子能传播黄热病，曾多次在自己身上做感染实验。在一次自身实验中，拉泽尔被蚊子感染，出现全身乏力、恶寒发热、眼结膜充血等典型的黄热病症状，病情逐渐加重，一周后献身古巴，年仅34岁。拉泽尔用自己的生命证实了蚊子是黄热病的传染源。微生物学家巴斯德（Pasteur, L.）为研究狂犬病疫苗，不顾个人安危，用嘴从疯狗下腭通过滴管吸唾然后注入兔子身上，制成了狂犬疫苗，开创了人工免疫治疗的新河。放射疗法的先驱和奠基人居里夫人（Curie, M.）为了弄清镭的性质，研究辐射的防护和确定安全剂量，不顾放射线对身体的影响，经常在自己身上做放射试验。只有决心为科学事业献身的人，才有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刚毅意志和勇气，这是医学研究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思想道德基础。

爱因斯坦在谈到居里夫人时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的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爱因斯坦这位自身以高尚道德品质著称于世的科学巨匠给予科学道德的评价是何其的深刻！

我们强调医学研究道德责任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医学研究对特定的对象、结果而言存在着矛盾的利弊两重性。一项医学研究对人的健康并非一定是有利无害，而常常带有一定的风险。大多数医学研究在经过动物实验、实验室研究之后，最终都要在人体上进行最后验证和使用。那么，不能否认，这时候的验证和使用本身的结果——对人的健康和生命是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害能否避免等——都是未知的、不确定的，风险始终存在。任何一次医学研究成果，不管其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得如何周密，在局部范围使用得多么有效，其可行性和有效性仍须在大面积人群中验证，有时会出现效果不理想的情况。因此，医学工作者提高对研究的负作用的认识，增强对研究结果的预见性、防范性，这也是一种道德感，是一种责任意识。医学工作者只有具备了对人民健康负责的高尚道德责任感，才能权衡利弊，审度得失，才能准确预测研究中潜在的负作用和危险性，才能有效采取减弱或避免这些负作用、危险性的防范措施。

医学研究的道德责任存在于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果这一整体过程之中。第一，医学研究的目的只有与医学目的和宗旨统一一致时，才能表现出这一研究的善性、道德性。就是说医学研究的目的，只能是维护和增进人们的健康，任何背离这一目的的研究，都是不道德的。第二，医学研究，尤其是临床医学研究，往往直接在人群或病人身上进行，所以，研究方法的选择显得十分重要，要求研究的方法不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或造成潜在的危险，不能增加病人的痛苦。第三，医学研究的结果或成果最终都要用到人身上，直接涉及千万个病人的健康，因此，在医学研究中必须切实注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尤其要注意该研究本身存在的缺陷及成果应用可能对病人、人群、环境和社会造成伤害的不利因素。20世纪初，英国外科学家莱恩（Lane）鼓吹的内脏下垂和自身中毒理论，对数以千计的病人采取结肠切除术，盲肠结肠固定术，胃固定术，子宫、肾等固定术，认为对治疗胃十二指肠溃疡、风湿性关节炎、精神分裂症、动脉硬化、高血压都有价值，结果给许多病人造成了严重后果。后这一理论被推翻。造成这种后果的直接原因，就是没有经过动物实验，没有在研究中和成果的应用中坚持应有的科学原则和道德原则。

10.1.3　医学研究的道德要求

医学研究无论在选择课题、科研过程及科研结果等各个阶段，都给我们医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道德规范和要求。这些规范和要求包括：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纯正动机和目的；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勇于探索、开拓创新；精益求精、作风严谨；团结协作、尊重他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其中，崇高的研究动机和目的、诚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始终是医学研究工作者最基本、最重要的规范和道德修养。

（1）崇高的研究动机和目的

对医学研究工作者而言，端正自身研究的动机，明确研究的目的是开展医学研究的首要的、基本的伦理前提，它是纲，是根本，是医学研究道德的灵魂，也是医学研究成功的保证。合乎医学研究道德的动机和目的，归结一点就是在医学研究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研究行为符合防病治病、增进人民健康、促进医学和整个卫生事业的发展，造福人类这一伟大目标。离开了这个目标就谈不上医学研究的道德，其他医学研究的规范也就无从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借医学研究之名惨绝人寰地杀害了几百万无辜的人，为其侵略扩张、霸占世界的目的服务。在1946年国际法庭审判的法西斯德国首要战犯中，竟有23％是医学专家。这类臭名昭著的、完全背离医学宗旨的所谓医学研究又有何道德可言呢！医学造福于人类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把医学研究运用于不良目的而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教训也是沉重的。同样，医学研究的目的如果偏向个人的私利，尽管研究者可能获得一时的功名，但最终会被科学的道德所唾弃，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2）坚持实事求是和诚实的原则

【案例】10-1　学者的“科学不良行为”

美国医学科学家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曾于1975年因发现肿瘤病毒与细胞的遗传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肿瘤病毒复制而获得了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当时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1986年4月，他与他的博士后研究生Weaver, D.等根据移植基因、激发基因改变的鼠的资料和获得的证据而写成原始论著，发表在著名的《细胞》（Cell）杂志上。后被发觉，其发表的文章的一些关键性实验从来没有做过，有些虽做过但并没有获得文章所写的结果。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科学道德委员会历时几年的调查，证实原来的文章有严重的科学不良行为，包括关键数据的伪造。1991年3月，巴尔的摩宣布收回在《细胞》上发表的论文，5月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检讨书，公开承认错误及致歉。

【案例】10-2　偷来的新发现

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鲁克·蒙太尼尔（Lue Moutagnier）博士领导的小组，从一个同性恋者——淋巴病变的患者身上取出淋巴结组织进行培养，发现了一种新病毒并命名为淋巴结相关病毒（LAV），同时，将这一新发现写成论文，于1983年5月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并于9月把新发现的病毒样品送给著名的科学家、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IC）病毒部部长罗伯特·盖洛。次年，盖洛多次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并在《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论文，声称他的研究小组分离出并证明引起艾滋病的病原体，命名为HTLV-Ⅲ，并且宣称：他们是独立地获得这些发现的。这如同一颗炸弹，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明眼人一看，盖洛宣布分离的新病毒实际上就是蒙太尼尔首次分离出的LAV病毒株。蒙太尼尔怒不可遏地对盖洛的行为进行指责，并通过法国、美国有关途径上诉，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盖洛则死不认帐，并反唇相讥。1985年12月，美国受理此案，但拖延1年零4个月之久毫无结果。为了避免卷入两家争端，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干脆给艾滋病毒起了一个新的专用名词，叫“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987年4月，在两国总统的调节下，才使艾滋病的发现权达成协议：由蒙太尼尔和盖洛共同享有艾滋病的发现权。然而1989年11月，美国一记者经3年的明查暗访，证实盖洛报告的病毒株就是由蒙太尼尔提供的，盖洛所谓的“新发现”是偷窃来的。于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组成了一个特别审查小组，对此事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最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认定：盖洛的病毒样品品种与1983年蒙太尼尔送给他的品种完全一样。盖洛知道事情不妙，也许慑于“巴尔的摩事件”被彻底揭露的威力，盖洛也写信给《科学》杂志，公开承认自己所分离的艾滋病毒，确实是来自于蒙太尼尔。至此，水落石出，这场长达7年之久的争论宣告结束。

这两个例子是两次科学的实事求是与弄虚作假相互较量、最终以维护科学的真谛而取胜的重大事件，其伦理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实事求是和诚实是医学研究工作者的最重要品质，是医学研究的生命。科学就是实事求是地反应客观存在，医学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即使是最有名望的科学家，也不能阻挡因弄虚作假而受的谴责。巴尔的摩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盖洛早在1976年就发现了免疫激素的首创基因——白细胞介素-2（IL-2），1976年还发现了第一个人类逆转录病毒HTLV-1而久负盛名，十年中他在免疫学、病毒学上一直独占重大研究成果。正是这样的名科学家弄虚作假、伪造数据、偷窃别人成果而身败名裂的丑闻，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科学家没有恪守事实求是和诚实的科研道德原则所致。医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忠实于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医学研究最终为医疗实践服务，其成果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关键在于要尊重和忠实于客观事实。因为，这里的任何一点麻痹和疏忽、有意和无意的歪曲事实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在我国医学研究中，动机不正、缺乏实事求是的现象并非没有。例如，有的人在观察临床反应或实验结果时，按主观需要记录数据，符合需要者取之，不合需要者舍之；只要成功的数据，不要失败的数据；有的则对受试者暗示提供自己所希望的资料；有的在设对照组、实验组时为满足自己需要、取得合意的数据和结果，不按随机原则、齐同可比原则分组；有的甚至伪造假实验、假照片，不惜欺世盗名或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等。这些都是医学研究所绝不能容许的不道德行为。巴尔的摩事件、盖洛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人们完全可以原谅和体察医学研究工作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但人们绝对不会原谅一个欺世盗名的学术骗子。

在医学研究的全过程中，要全面体现和贯彻诚实和实事求是原则，还应做到以下几点：

①在明确医学研究目的前提下，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尊重实际，使选题符合国情，符合个人和单位的情况。既要根据实际需要，又要顾及可能条件，切不可单凭热情、主观想象而背离社会要求。

②注重实验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并按实验要求，完成全部的实验步骤和项目，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取消其中的任何项目或步骤。

③必须客观记录阴性和阳性的全部反应，必须避免有意或无意对实验研究的任何暗示而影响实验结果。

④必须如实估计影响实验结果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而不能有意排除或隐瞒。

⑤实验失败或不符合要求时应该重做，不能把失败或不合格的实验结果作为分析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