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假设，就是风险是主观感受的风险；风险测量的对象也是一种心理感受而非客观风险。由于风险受个体心理的影响较大，与社会文化、法律制度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它是个体对风险的主观感受与反应，所以对它进行测量必须要设计合理。
保罗·斯洛维奇认为，风险感知的相关要素是可以被量化和模式化的。通过量化，可以更加清清晰地体现个体和社会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他强调量化风险感知的相关要素以及要素间的关联方式。[47]他运用调查问卷法来询问个体对风险和收益的偏好。通过自愿性、灾难潜力、可控性及恐惧程度等风险特指的偏好排序，从而总结出个体对致灾因子的主观感受。换而言之，通过各种心理测量的标度方式，对感知风险、感知收益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48]关于风险感知测量流派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因子分析描述模型
因子分析描述模型是一个关于测量和描述普通公众对各种致灾因子的感知状况和认知特征的模型。为了测量个体在面对危险时的主观感受，该模型在调查34名受访者关于危险特征的基础上，设计出源于恐惧风险因子和未知风险因子的81种危险的分布情况。该模型展示了各种因子空间中的风险空间排列，从而反映出风险被认知的程度及其引起的恐惧程度。
该模型揭示出这样一个规律，即普通民众对风险的感知和态度不仅和个体的生活情境相关，还与该致灾因子在空间内所处位置紧密相关。当危险的分值越高，人们规避风险的意愿就更强烈。对此，保罗·斯洛维奇等认为：“专家们与普通公众不同，他们对风险的感知与各种风险特征或因子不是紧密相联，而似乎将风险视为年度预期死亡率的同义词。”[49]
2.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风险测量学派的重要内容，该分析框架是斯洛维奇等人在前期心理测量研究上提出的。研究发现，“不幸事件”除了对受害者产生直接伤害或影响，往往还会给那些对其他相关联的政府或公司带来影响。因此，“不幸事件可被看做是投入池塘里的石头。它引起的涟漪向外扩展，先包围直接受影响的受害者，接着就是对此负有责任的公司或制度，最后，到达其他公司、制度和行业”[50]。
为了更好地分析风险的扩大效应，该流派提出了一个所谓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这个框架阐述了政治与经济、科技与社会、文化与心理等相关因素如何互动“扩大风险”及产生波及效应。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用涟漪状这一比喻，来表明风险在传播过程中的两种情形：一是风险的放大，即风险在特定的时间、部门和地理等三方面可能被延展和放大；二是风险的弱化，即风险在特定的时间、部门和地理等三方面可能被限制与缩小。同时，每一序位涟漪都对社会产生影响，并引发相关的风险管理与干预。[51]
3.污名化（stigma）
保罗·斯洛维奇等人发现“污名化”与风险感知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他们采用实证研究，即评估政府将高放射性核废料仓库建成并投入使用，它对附近居民和社区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有10%的受访者只要一提到内华达州，就会立即联想到该地与核有关。受访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呢？分析认为，这与核武器的实验地点安置在此处附近有关。一旦人们脑子里出现了该地与核有关的联想，人们就会降低把内华达州作为旅游胜地的偏好程度。显然，“污名化”的实证研究对有害废料处置极其重要。“首先，它表明，不管是哪些健康风险与废料产品有关，若一个地区被想象成受污染的或废料遍地的形象，就很可能产生重要的社会经济影响。其次，它加强了有效处理废料从而避免恶性事件（也包括即使没有严重健康风险的那些事件）发生的重要性。”[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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