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一大障碍

“做人”文化对“做事”文化：中国崛起的一大障碍

中国崛起是必定的吗？

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不仅需要一般人才，而且需要较多杰出人才。

但是，中国缺乏产生杰出人才的文化环境。两种文化—主要的向前走的“做事”文化和往后看的“做人”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文化产生的环境和体制埋葬了中国的爱因斯坦、比尔·盖茨（William“Bill” Gates）、乔布斯（Steven Paul Jobs）……中国盛产人际关系自如的小聪明，出产学习能手的中聪明，缺乏带来国家和人类进步的大聪明。改善文化，减少小聪明，增加大聪明，为中国崛起所必需。

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是毫无疑问还是疑虑未消

中国和西方，都惊叹中国的崛起。

确实，中国的GDP增长很快，成为世界第二毫无疑问；中国对西方贸易顺差很大，美国望尘莫及；中国还出现不少大富翁……

这些都是事实。我们目睹中国几十年来的进步，也满怀中国富强的愿望。问题是：我们真能认为已有充分的基础、成熟的条件而可以高枕无忧，等待中国自动成为世界强国的这一天吗？

不能忘记，一百多年前，当中国的GDP还仍然高居世界榜首的时候，多次被西方侵略，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巨大的时候，英国军队发动鸦片战争打败中国；在中国海军军舰吨位居亚洲第一的时候，甲午海战中国惨败于日本；中国百年前的富翁家族至今无一幸存……

这些也是事实。并不是用来提醒人们毋忘国耻，而是在我们看到成就的时候，细想我们是否取得了稳固的基础，能否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否避免我们的高速度发展不是昙花一现，能否保证中国永远不重蹈百年前的覆辙。

中国的基建，从新建高楼大厦居世界总量第一到世界延伸最快的高铁、地铁，令人兴奋。但是，北京的鸟巢体育场、国家大剧院等现代建筑都是外国人设计的，中国出钱、出民工；与近百年前外国人设计上海外滩、设计北大现用的中国式燕园，何其相似？哪一年才能让我们发明X铁、X机技术遍布全球，输出我们的智力和知识产权，以自主创新引领世界？我们出了联想、新浪、百度，但是我们的大企业迄今没有完全离开重复、抄袭、“山寨”国外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的阶段，谈何掌握市场？我们没有强大的科技和产业创新为支撑，也能东施效颦学美国玩弄金融市场？我们靠房地产发财的富翁，其获利何时脱离国家的政策保护和民工的价廉物美？……

在关键科学创新和技术发明都不源于中国的情况下，侈谈中国成为超越美国的世界强国，虽非天方夜谭，也是“同志仍需努力”的事情。

缺乏培育优秀人才的环境是阻碍中国崛起的关键元素之一

为什么我们还不能说中国肯定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缺乏发现、培养、支持优秀和顶尖人才产生的环境，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优秀人才队伍，所以尚未建立起保障中国崛起和长期领先的最坚强基础。

中国缺乏优秀人才而不缺乏一般技术人才和有质量的工人。以建筑为例，事实上，近百年前上海外滩的建筑，就是中国民工施工的。其后要等几十年才能建更宏伟的建筑，不是没有工人，而是没有顶尖的建筑师。同样，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可以廉价地为美国苹果公司组装价格昂贵的iPhone，但是，我们没有乔布斯，所以得利最大的不是中国。

缺乏科学知识的翰林曾抵抗和拒绝西方的天文和历法知识，墨守成规到不惜诛杀对手的程度。中国近几十年来，虽然总体进步很多，但却出现钱学森先生之问：现代中国几十年为什么不能出现杰出的人物？这不仅是和国际比较，也是指远逊于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西南联大、“两弹一星”的智识群体。如果我们比较中国近代史，西南联大前身之一是清华大学，其数学系曾同时有陈省身和华罗庚，中国数学的高峰，可能不是现在，而是那时。生物医学研究，高峰是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协和医学院。

也可以比较世界小国。历史上，人口不过几千万的岛国英国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科技强大是一个关键原因，以牛顿为代表的几代伟大的英国科学家，其驱动力是好奇，而不是直接的应用，他们打造了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基础。如果大家觉得英国不够小，我们再看瑞士。其人口不到800万，国土仅4万平方公里，却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21人。这样的小国对基础科学的支持，奠定了其现代发展，其人均GDP世界第一，为7.5万美元，成人人均富有程度世界第一，为37万美元，多年来在生物医药领域（和其他几个领域如化工、机械、电子）一直领先于世界，多家企业入围世界医药前10强。年销售量500亿美元、年利润100亿美元的诺华制药,其年度研发经费为80亿美元，可能超过中国生物医学和药学研究总投入。

中国文化因为求全、求平、求老，“出格”的人容易受到群体性压制，这些都不利于培养杰出人才。而中国文化对人即时利益的关注过度，忽略追求卓越带来的全体人群利益的扩大，宁可不扩大，也要很快平衡，呈现为关心鼻子底下的利益的群体。

在美国继续从全球吸引各国、各人种、各种文化中最优秀人才的时候，中国不仅培养杰出人才的环境缺乏，而且吸引自己国土出生和国家财力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回国都还阻力重重。中国社会、中国父母很多希望子女出国学习，而且中国能在国外做的很好的青年，大多数还没回国。中国政府希望能吸引自己的人才回国，但是具体的部门，就不一定了。外国人没有听说过的武大郎文化，而中国基层的“惧才”、“拒才”都还远未绝迹，甚至有时很流行。中国的父母多数并不主张国外的子女回国。中国就更没有到可以吸收不同种、不同源和不同文的优秀群体加盟的时候。所以，不仅我们不能过分乐观，美国担心我们很快超过他们，事实上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

向前走的“做事”文化和往后看的“做人”文化

不是现代中国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他们往往不被中国社会所发现、培养和鼓励；即使出现，只要与现有文化见面，就皱眉头、泼凉水直至不接纳、排斥和打压。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上有重大缺陷。“做事”的文化是关系服从于做事，以做事为先；“做人”文化是做事服从于做人，以做人为先。

中国的文化，在与人才相关的方面，有很强的向后看的倾向，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向前看的文化形成对照。

“做事”的文化是强调创造，可以是原创性，可以是扎扎实实，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和推动，把饼做大。做事的文化中，对人的个性要求比较简单明了，要讲道德、有原则、要诚实，也鼓励乐观。这些简单为人基准，在少年儿童期间教育好，以后都遵循，无需经常琢磨。

“做人”的文化强调处人。在目前的中国，做人提倡的是对上级、对老人、对周围的圆滑，所谓做人“成熟”和“聪明”不是讲道德。在做人文化中，道德要讲，不是那么重要；原则和诚实要有，但如果打折扣也不会受到谴责；有争议的事情，一个领导、一个人，可以不讲原则地处理或者躲避，而公正地处理，反而会被做人的文化认为不聪明、多管闲事，即使是其应该处理的事。做人的文化，不是绝对不要做事，而是做事不那么重要，特别是和“做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做事”就让位于“做人”。

美国文化希望青年有自信、有特长，提倡“创新”。中国文化希望青年要成熟、要聪明，提倡“识相”。美国鼓励大家平视，而中国常常要求专业优秀的人必须对人低头，平视被认为是趾高气扬。

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等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是青年偶像。国家、社会、家庭都很希望中国出现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很年轻的时候做出与众不同的工作，影响世界，他们不是听谁的话，而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自己闯出新的路子来。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本人是否都是优秀和有远见的发明家有争议，但是，他们能成功，是因为美国有很多优秀和有远见且扎实工作的人才。他们大都在年轻的时候，得到环境的允许、社会的鼓励，意气风发，左冲右突，打拼出一条导致美国发展的新道路。没谁强求十几、二十岁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人学会待人接物的圆滑世故，他们在这些方面大大不如一般中国青年。社会不要求他们在年纪大的人或权威面前识相，而允许他们尊重真理、尊重企业发展规律、全力追求创新。如果年轻人做得好，他们的标新立异被鼓励，没人纠缠他们为人是否乖巧、处事是否灵活，他们不是社会的心理按摩师，而是技术和企业的领袖。心理医生、布道、心灵安慰和演员都另外有人。

事实上，美国的这些文化特征在中国历史上，有时也出现，而且也证明是成功的。比如，1921年到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年轻人主导的党，为了理想，为了事业，敢于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目标而奋斗。比他们年资高、阅历丰富的人，对他们不是反对，就是不看好。他们的对手拥有众多的人数、更多的经费、更好的武器装备，认为用人、用钱、用枪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创新，走出了新的路。其后，钱学森等“两弹一星”功臣，他们并不是向中国某老点头哈腰，而是得到国家支持，大胆做中国人没有做过的事业，敢于在国外封锁的情况下，自己探寻出道路，为国家立下不朽之功。今天，在自由市场成功的现代中国私人企业，也是年轻人创造出来的。

只是，中国文化变革滞后。中国常规的时候，包括目前，人才的文化不是“做事”文化，而是“做人”文化。中国文化的常规是大家把“循规蹈矩”从合理的理性行为延伸到不要创新，把“尊师重道”从合理的待人接物延伸到畏上畏老而不尊重真理，把“成熟聪明”的合理智力要求延伸为无原则地圆滑。

这种文化，初看起来有道理，实际上是压抑人才成长、导致庸才过多的良方，是为个人占小便宜、为家庭经营小作坊的锦囊妙计；却危害国家，特别是限制和大量减少了优秀人才的产生、培养、发展和发挥。

中国产生的大批所谓“聪明人”，实际上是小聪明，会对付人，讨人欢喜，不做实事却得到利益，等等。而杰出人才，在美国是在创业阶段就受到鼓励和支持的，使他们可以集中精力产生新的思想、创业、创新，改变世界，开创新局面，而如果同样的人才在中国，多半会被冷眼相看、被打压。

小学生和中等文化程度的学生，参考老师和长辈意见多一些很自然。年纪虽然小，但是有特色的人（包括学生），或大学以后的优秀人才，主要需要不断试图产生超出已有知识范围、远超出一般老师和长辈的各种特长，这样社会进步才会快。如果都要看老师的眼色和长辈的点头，而且更糟糕的是，怕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不高兴，不敢思想，不敢创新，即便不是唯唯诺诺，也是想方设法讨好人，至少看上去是讨好人，这也需要花费脑力和时间。如果说猩猩喜好相互物理按摩，那我们中国有些人很在意互相心理按摩，导致全社会很多人将相当的精力消耗在无谓的“识相”上，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有益于人类福祉。

中国是否继续只注重学习外来技术、科学、思想，甚至体制，而不深刻思考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吸收外来优良文化，发展和创造自己的向前走文化，避免过多地往后看，看是否顺从老习惯、老事物，是中国发展道路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文化的局限，也已经直接影响中国的科学。我们号称“国家需求”的科学研究，其中，得到强力支持的，有好的课题，有一般课题，也有很差的课题。强力支持很差的课题很不正常。出现这种情况，是某些人找某些人立项，某些人评审照顾某些人。把国家对卓越和有用的科学研究的需求，变成了服务于某些人的利益和关系。“识相”和“圆滑”的人得到支持，而创新和做事被学术以外的因素所排挤。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逼优秀人才圆滑老到值得吗

杰出人才有个性，是创新人才正常的特点，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对他们轻则皱眉头，重则视为大逆不道，好心人教他们变“聪明”些。

杰出人才的言行，不都是所有人立即就会完全同意的。如果大家都立即认同，大家都知道这么做了，他们也可能就不杰出了。这是有创意者必然的表现，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教他们要圆滑。

杰出人才注重花精力做事，而不是将时间和心血用于八面玲珑。创新文化鼓励有创造性杰出人才发挥特长、避免用于学术庸才感兴趣的拉帮结派。而中国尚存的旧文化在意他们是否拜访了各方人士，特别是年资高的人，是否联络了感情，是否通达了“世故”。

杰出人才敢于负责任，不逃避挑战和矛盾，这本是做领导的必需素质，而在中国尚存的旧文化，不注重看做得是否正确，是否对国家有利，而特别在意是否触动什么人的利益和神经，教他要“老到”。

在中国还不难看到，年资不高、年纪不大的人，只要“成熟”起来，学会“聪明”、“世故”、“老到”，那么，中国尚存旧文化就会欢迎和拥抱他们。

不过，如果本来专业都很强的杰出人才，无论是国外引进的，还是国内成长起来的，都学会中国式的聪明老到，我们中国，真需要更多地培养或者引进这样的人才吗？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和环境，不是已经盛产、剩产这样的人才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继续坚持要人才“做人”，要求人人经常往后看人的眼色，花相当多时间在专业以外游刃于人际关系网，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做事”向前走，将智识、精力和时间集中用于使自己专业上达到和维持世界一流水平。

我们可能需要认真反思我国文化对人才环境的影响。在思考、比较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建设新的文化，根本改善包括人才在内的中国软环境，为中国硬实力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