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类型的文化阐释

从邯郸倡、秦罗敷到铜雀妓：一个文学类型的文化阐释

从类型学的角度来分析，邯郸倡、秦罗敷和铜雀妓有着内在形成的同一性质，是历史记载和古代文学（诗歌）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她们尽管时代相异，人群不同，生活表现也有明显差别，但皆是有着共同的空间场域、共同的风俗观念、共同的文化结构。

倡优、歌妓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社会群体。她们成为社会上的一种职业，离不开经济的基础，也需风俗民情的移易包容。邯郸历史悠久，殷商时代纣民余风尚存^[4]15，其位于南北通衢之侧，得地利之便，民风遂有开放包容的特性。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通过对《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描述可知，这不仅是一场单纯的改服练兵之举，而是涉及赵国军事、政治、生活、民俗等等全方位的变革。邯郸城市的空前发展，亦给邯郸倡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条件。据今人研究，战汉时期的邯郸出现了培养倡优的专门机构和从业者，邯郸倡（赵女）已是向列国后宫、富贵之家输出的对象了。她们命运不同，有的作侍者充下陈，有的以贵显载入史籍。如前述秦王嬴政之母赵姬，赵王迁之母，西汉宣帝之母王翁须等等。

秦罗敷是汉乐府中的著名形象，集中在她身上的许多优秀的品质，与同是在这片地域上的邯郸倡们相比，显有大不同者。这就需要从文化观念上分析其移易的原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空前稳定，国家内部没有征战，儒家安土躬耕的乐道观念开始渗入邯郸民风。如《陌上桑》中描述的罗敷形象，已从先秦邯郸倡的“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4]355-356，一变而为“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了。邯郸女子已从专事妆扮、掌握歌舞奔富厚转变成喜爱采桑，并在劳动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展现出美质。更重要的是，罗敷有礼地打断使君对她的邀请，被普遍解读为她不受诱惑、拒绝戏弄的优良品德。其实，这是时代的社会意识和风俗之变在作品塑造人物形象时所留下的痕迹。

秦罗敷看似是一人之事，实际上表征了邯郸倡们面对汉代儒家思想观念主导下的社会意识所做出的必然的生活转向。秦罗敷后面是个更加庞大的女性整体，这种转型是时代变迁的自然结果，更是一部社会生活变迁史的缩影。

铜雀妓的传说一直伴随着喜好歌舞的曹操。汉末社会，群雄蜂起，局势动荡，儒家思想观念受到社会的挑战。与邯郸倡和秦罗敷迥然不同的是，铜雀妓们受到强权的支配，被固着在铜雀台上，她们失去了能够选择的生活。曹操作为执政者，安排着铜雀妓们的命运，他更多地是在体验支配带来的满足感。当邯郸女子以铜雀妓的形象出现在文学（诗歌）作品中时，她们已被定格为不幸的人生而引人伤悲同情。铜雀妓成为乐府旧题一再被传唱，与之相关的还有《铜雀台》、《雀台怨》等旧题。这些题名的乐府和以铜雀妓作为意象描述的诗歌在《全唐诗》中共有43首，实在不是偶然。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有所述及。其所举诗例几乎都是唐人所咏。在责斥曹操遗诏荒唐之外，唐人对铜雀妓都怀有一份同情之心。

面对从邯郸倡到秦罗敷再到铜雀妓，我们仅仅以史籍描述还不能得到这种文化现象的全部意义。唐诗人的吟咏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而丰富的叙述文本。正如伽达默尔所言：“从史学的角度看历史和从文学的角度看历史，其异同是显而易见的。史学家关心的是历史因果关系和时事变迁，文学家所要展示的，是特定的环境下的人，是人的命运和情感，是直接创造一个可以让读者介入、参与、体验的心灵世界”^[10]274-275。因此，从类型学角度与文本文化学阐释的视角，对邯郸倡、秦罗敷与铜雀妓的形象嬗变的历程给予解读，在唐诗的视野中，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投射在诗人的怀抱，无疑也构成了一部特具邯郸地域风情的心灵史和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