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与巴蜀文学

杨世明

巴蜀文化，是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结合体。巴文化是巴国和包括巴族及“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在内的巴人创生的文化。蜀文化是蜀国和包括蜀族在内的蜀人创生的文化。由于巴与蜀不仅紧密结壤，而且同样生存于四川盆地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中，有着相近的语言，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习惯，交流极频繁，故其文化亦极相近、相通，于是逐渐形成为一文化共同体。“巴蜀”并称，始于战国，秦汉则屡见。如《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又李斯《谏逐客书》：“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又《史记·项羽本纪》：“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汉书·地理志》：“（楚）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可见，此时人们已把巴蜀视为一体。汉武帝设十三州部，有益州，基本上纳入全巴蜀之地，这进一步巩固了巴蜀文化区的地域性结构。

作为一方古老的文化分布，巴蜀既是整个华夏文化的分支，在总体上必然明显表现出华夏文化的本质特点。但毫无疑问，他同时还具有自身独有的地方特色。这些特色在漫长岁月中固然要发生变化，然而只要这种文化还存在，其根本的要素是不会消失的。

巴蜀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什么呢？蒙文通先生曾指出：“辞赋和黄老、天文、灾异之学，在两汉时巴蜀颇以此见称。”（《巴蜀古史论述》）其说至确，今再推扩而言之。

一、物质文化特别发达

其中尤富于创造性与开发性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茶，蜀中种植饮用最早。故顾炎武云：“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日知录》）

2．酒，巴蜀声誉古今。《华阳国志·巴志》：“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可见夷（巴）酒之贵重。

3．盐，李冰守蜀，盐井已凿。汉时临邛即以“井火”煮盐。此为国内首创。

4．蚕桑，为古代几大中心之一。汉代蜀锦驰名中外。

5．菜蔬丰富，讲究饮食。先民即“尚滋味”，“好辛香”（《华阳国志·蜀志》），今之川菜，享誉至隆。

二、文化教育，后来居上

1．与中原交通晚而少，故文学之士，先秦无闻。汉景帝时，文翁守蜀，选好学之士入京师就学，学成回乡，授以官职，又立学校，由是蜀学比于齐鲁。（《汉书·循吏传》）故汉代蜀中人文特盛，如严君平、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名气极大。正如苏轼所云：“文章之风，惟汉为盛，为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为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谢范舍人书》）六朝而后，巴蜀人文蔚然，代不乏人。其中李白、苏轼，均为旷代顶峰。

2．蜀中史学颇为发达。陈寿的《三国志》，可追美《史》、《汉》。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现存我国古代最早的地方史著作。宋朝蜀中史学特盛，范祖禹参纂《资治通鉴》，分修唐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后世评价甚高。他如李心传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王偁《东都事略》、李攸《宋朝史实》，均为一代名著。

3．天文历术颇有成就。汉落下闳创《太初历》，扬雄著《难盖天八事》。前蜀胡秀林制《永昌历》。唐时袁天纲善观天象。梁令瓒与宋张思训均造有浑天仪。黄裳作《天文图》。

4．印刷业在国内处领先地位。现存《陀罗尼经咒》为国内发现之最早版印作品，即发掘于成都。蜀中与杭、闽并为三大印刷中心。宋初开宝年间在成都雕刻之《大藏经》，历十三年，凡刻版十三万片，其规模令人惊叹。宋蜀刻大字本之《七史》，宋蜀刻唐人集二十余种，均极有名，至今视为珍宝。

三、儒风偏薄，宗教气氛浓，非正统化倾向明显

1．巫风颇盛。王逸序《九歌》：“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巴蜀与楚相邻而同俗。

2．蜀中是道教发源地之一。东汉沛人张道陵在大邑鹤鸣山修道创教，其孙张鲁倡“五斗米道”，此即“正一道”。

3．蜀人接受儒家经典较晚，所受影响也不很大，其中《易》学最精。如汉代赵宾、严遵、扬雄，都通《易》，严尤有大名。此外阆中谯玄、成都杨由、新都段翳、广汉折象，对《易》都有研究。宋时龙昌期、谯定、苏轼、李舜臣、魏了翁、张栻均精于《易》，故程颐有“《易》学在蜀”之叹。儒、道都说《易》，蜀人好《易》而疏于其他经书，宋以后，除魏了翁、张栻，蜀中理学家很少，这都可以看出蜀人对儒家学说持较通达的态度。

4．蜀中多奇才。就人才之数量说，蜀中并不突出，但往往出奇人，出大才。如司马相如，是两汉“文章两司马”之一，名声、影响都很大。他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这就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扬雄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在某些时代，地位比相如还高。到唐代，有陈子昂、李白，这两人一个拨乱反正，扭转了唐诗的方向，一个竖起了盛唐诗的高峰。宋代出了“三苏”，几乎占了“唐宋八大家”一半。南宋的虞允文以一书生而扭转败亡大局，也是旷代奇才，独有千古。近现代巴蜀奇人更多，不必细数。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它同巴蜀文化环境的相对封闭及非正统化，恐怕很有关系。

四、巴蜀文化有很强涵容性，亦颇具反抗性

1．巴蜀民风淳朴，好接纳，不排外。从战国时秦国灭巴蜀，即向巴蜀移民，此后屡次移民入蜀。清初有所谓“湖广填四川”，移民比土著还多。蜀人既能相安无事，而客户也对巴蜀文化认同，这表现了巴蜀文化的谦和与大气。蜀中是多民族地区，历来却很少争斗。历史上每逢大乱，灾民常入蜀避难。如东汉末避乱入蜀的流民有数万，其中颇多士人，据统计，《三国志·蜀志》列传士人，客籍有三十四人，土著仅十七人。唐末从中原入蜀避乱的文士如韦庄、毛文锡、牛希济之类有六十多人。这似乎都能说明这一点。这有利于蜀中文化发展。

2．蜀人好客，尊贤爱才。凡入蜀之帝王将相，良吏骚人，均能受到尊重。如李冰、文翁、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杜甫、白居易、李德裕、黄庭坚、陆游，蜀中都有祠庙，岁时祭奠。蜀虽封闭，这种谦虚态度，却有助于文化的交流。

3．蜀地闭塞，但不固执守旧，对方外先进事物，学习汲收极快。如巴蜀的地方戏叫“川剧”，内含高（高腔）、昆（昆曲）、胡（胡琴戏）、弹（乱弹）、灯（灯戏），多数是从外地引入而加以地方化。又如三代时蜀中蒙昧，而一至文翁兴教，学风翕如。唐宋以后兴书院，蜀中宋有鹤山书院，清有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均颇有名。近代革命风起，蜀中响应极快，都表现了跟进潮流的积极倾向性。

4．蜀人的反抗性也很强。“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虽不全对，亦非凭空之论，历史上巴蜀起义不少，透露出巴蜀文化谦和大气的质性中，也有很刚烈的一面。

五、巴蜀文化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1．地理上的不平衡性。巴蜀有平原，有丘陵，有高山，自然条件差异很大，经济和人文状况也不同。条件最好的是成都平原，《华阳国志·蜀志》云：“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说的就是这一带。城市兴建也很早。据《华阳国志》，在秦惠文王二十七年（前311），张仪与张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可以想见其繁华。而平原周围环境则较差。如“巴、阆、邛、僰间，穷谷嵁岩，去水泽绝远，类多硗瘠之区，自不能如江东、浙西之湖田、圩田，衍至数倍也”（《嘉庆四川通志·田赋》）。所以“扬一益二”（《容斋随笔·卷九》）之说，仅指成都平原。川东、川北，则较苦寒。唐代，长孙无忌流放黔州，李贤迁巴州，颜真卿贬蓬州，陆贽、白居易迁于忠州，刘禹锡迁于夔州，真所谓“巴山楚水凄凉地”，与锦城之乐相比，其差异确乎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这种地理环境方面的不平衡，又形成巴蜀景观的奇妙而多变，以此引起不少骚人墨客来巴蜀观光，留下大量文艺作品。

2．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上的不平衡，也造成了人文方面的不平衡。大致说来，成都及其周围文化最发达，川南次之，川东北又次之，西部最差。举例说，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收录宋代四川的文学家，共77人，其籍贯分布是（参考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成都　　　　　　　　　　　　　　　　　　　　　　14人

崇庆、新津　　　　　　　　　　　　　　　　　　　3人

德阳、绵州　　　　　　　　　　　　　　　　　　　5人

青城　　　　　　　　　　　　　　　　　　　　　　2人

邛州、仙井　　　　　　　　　　　　　　　　　　　3人

眉州（眉山、丹棱、彭山、青神）　　　　　　　　　16人

嘉州洪雅　　　　　　　　　　　　　　　　　　　　1人

简州　　　　　　　　　　　　　　　　　　　　　　3人

安岳　　　　　　　　　　　　　　　　　　　　　　2人

资州　　　　　　　　　　　　　　　　　　　　　　2人

利州　　　　　　　　　　　　　　　　　　　　　　2人

合州　　　　　　　　　　　　　　　　　　　　　　2人

广安　　　　　　　　　　　　　　　　　　　　　　1人

果州西充　　　　　　　　　　　　　　　　　　　　1人

兴州　　　　　　　　　　　　　　　　　　　　　　1人

隆州（仁寿、贵平、井研）　　　　　　　　　　　　6人

梓州　　　　　　　　　　　　　　　　　　　　　　6人

遂州　　　　　　　　　　　　　　　　　　　　　　2人

重庆璧山　　　　　　　　　　　　　　　　　　　　1人

剑州梓潼　　　　　　　　　　　　　　　　　　　　1人

叙州宣化　　　　　　　　　　　　　　　　　　　　1人

阆中　　　　　　　　　　　　　　　　　　　　　　2人

这当然有他的偶然性，但不能说没有一点必然性。

3．巴蜀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各时代也是不平衡的。文学是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重要因素，可以借之做大体上的衡量。我们同样引用上面的资料，看看巴蜀各代文学家情况。

先秦　　　　　　　　　　　　　　　　　　　　　　0

两汉　　　　　　　　　　　　　　　　　　　　　　7人

三国西晋　　　　　　　　　　　　　　　　　　　　4人

东晋十六国　　　　　　　　　　　　　　　　　　　0

隋唐五代　　　　　　　　　　　　　　　　　　　　23人

宋辽金　　　　　　　　　　　　　　　　　　　　　77人

元代　　　　　　　　　　　　　　　　　　　　　　6人

明代　　　　　　　　　　　　　　　　　　　　　　12人

清代　　　　　　　　　　　　　　　　　　　　　　21人

虽然文学家不等于文学，文学也不等于文化，但他毕竟是一种重要表征，显示出了巴蜀文化在纵向发展中的不平衡性，这是难以否认的。如果我们留心这一点，并认真去破解各代文化盛衰的原因，那么，各代文学之所以消长，也许就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以上所说，只是巴蜀文化最基本的特征，只供了解其基本梗概而已，在叙述其文学史的时候，也许会接触到某些深入方面。

下面再谈谈巴蜀文学。

巴蜀文学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涉及面很宽。我这里主要谈谈巴蜀文学范围以及巴蜀文学的成就和不足等问题。

一、巴蜀文学的范围

这看起来似乎不成问题，但实际上很难处理。比如，第一，“巴蜀”的地理范围，历史上常发生变化，我们究竟以何时为准？第二，巴蜀的文学家，有很多主要活动于区外，甚至于绝大多数作品，创作于外地。对这类文学家，我们如何处理？是否要把他们纳入巴蜀文学之内呢？第三，历史上，入蜀的文人很多，而且往往在蜀中写有诗文，这些人，并非巴蜀籍贯，在清理巴蜀文学历史时，应何以处之呢？

关于“巴蜀”的地理范围，我认为如以今天的四川省、重庆市所辖为准，既合理，又方便。理由是：第一，按文化学的观点看，地理环境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一种文化的最初形成阶段，这种条件往往是带有决定性的因素。巴文化与蜀文化最初形成于巴国与蜀国，而巴国、蜀国的地理位置，其稳定的范围，就在四川盆地，即今天的重庆市及四川省内成都平原及其以东地区。巴蜀文化既产生于这一片土地上，也承传发展于此，那么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说是合理的。第二，巴国、蜀国消亡以后，秦国在巴蜀旧地，建置了巴郡、蜀郡，巴蜀文化在此继续发展。此二郡的辖地，也基本上在四川盆地之内。第三，巴蜀故地，在两汉以后，州郡之设置，屡有变化，称谓不一，但历代恒以巴蜀指称之，其范围仍无大变。而就文化而言，其地域性、整体性，愈来愈稳定而显明，那么，我们把研究范围作如此界定，还是合适的。第四，古汉中及鄂、滇、黔之局部，在一定时期曾纳入巴蜀地区某些政权及政区之内，但时间不长。这些地方在历史上更长久的另有归属，并且在文化上他们亦从属于长期归属的地域，因而，我们在叙述巴蜀文化及文学的时候，把他们分离出去，是必要的。第五，四川省西部高山，即四川盆地以西、青藏高原东缘部分，不属于传统巴蜀文化区。这里分布的主要是藏族、羌族、彝族等兄弟民族，他们有自身的文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地理上相邻，文化上交流频繁，因而文化上必然产生相互影响。在这片土地上，亦偶有汉语言文学家。这些文学家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很大，我们在研究巴蜀文学时，似不该置他们于不顾。为此，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将之纳入研究范围，是最为方便的。

先说蜀籍文学家。

有很多蜀人，他们的祖籍、生地、主要活动地方，都在蜀中，这类文学家是巴蜀文学史的叙述对象，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也有不少人虽然生于蜀，长于蜀，却长期宦游于外，这类人该如何处理呢？这里面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虽宦居乡外，甚至至老不归，但离乡前在巴蜀本有作品，离乡后亦常有思乡之作，如苏轼、张问陶，他们与巴蜀文学的关系，可谓密切，这类人必须纳入，是没有问题的。二是虽然久居外地，但最后归蜀，且在蜀中有著作，如陈子昂、李调元，这类人之必加介绍，看来也不必商讨。还有少数人，他们祖籍巴蜀，可是出生境外，其中又有不同情况。一类如苏舜钦，祖籍在蜀，出生于河南开封，一生不曾入蜀，其著作亦似与蜀无关，但由于他的诗歌影响很大，蜀中不能说没有受益，因而亦应略有介绍。一类如虞集，允文之五世孙，迁居崇仁（今属江西），一生主要活动于川外，然而曾经返乡，且有作品，对他自然应加叙述。一类如苏过，是苏轼之幼子，终生未入蜀，可是他受苏轼影响很大，文学上有巴蜀的“基因”，略加交代仍是必要的。再者如邓文原，绵州人，随父流寓钱塘，其集名《巴西集》，示不忘本根，离蜀既不久，其创作亦有蜀中血缘，也应略加介绍。至于像杨基、徐贲，祖籍是蜀人，离蜀较久，其著作与蜀中文学，似未受影响，也未施影响，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他们在感情上不忘乡土，因缘未断，故也应阑入。而像张孝祥、陈与义，祖籍在蜀，然离乡已久，其著作与巴蜀也没有什么联系，虽然颇有成就，却不必勉强牵附。

另外，有少数文学家，如李白、李珣，他们祖籍不在巴蜀，但生长于蜀，文学素养孕育于蜀，在蜀作品亦多，此类人似应视为正宗之蜀人加以考评。

关于外籍入蜀的文学家，数量也是不少的。

他们多数是因为游宦当官而来。中国古代没有专业文学家。在那时，学习和创作文学是士人必备的文化素养，它的功用是多方面的。一是通过它教育自己，了解人生，了解社会，适应生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二是以此言志抒情，实现交流。三是用于记事，藉之流传。四是用于教育与娱乐他人。五是寄托自己的才能。六是作考试当官的“敲门砖”。此外，可能还有其他用途，无庸具论。古代作官的均是士人，所以他们多数都有文学修养，于是走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历代巴蜀的文学作品，除了上述的蜀籍文学家外，就是这一大批入蜀官员之所为，其数量亦不在少数。

除此而外，也有为受业而来的，如赵晔；为省亲而来的，如张载；为漫游而来的，如王勃；或因贬谪、上任、出差而路过的，等等。他们虽非蜀人，在蜀时间也不很长，但如果作品多而且影响大，同样不应忽视。

上述这些客籍人在巴蜀创作的文学作品，固然要收录于其别集，传于原籍，遗之子孙，但毫无疑义，它们首先会在蜀中流传，并在蜀中产生影响，因而，它应该算是巴蜀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有的文学家，在巴蜀居留既久，作品又多，文学成就很高，像杜甫、陆游，他们对巴蜀文学产生的影响，恐怕不比任何蜀籍文学家差。对这样的人，我们似应给以高度重视。地域文学，它的地域应基本固定，但其文学创作及其特性，既决定于文学家，也接受外地域文化影响。本籍人走出去，是把蜀地文化文学传统传送给外地，施加影响于外，施惠于外，同时也藉此展示出蜀地文化文学之特质。外籍人入蜀，是把外地域文化文学输入巴蜀，使巴蜀文化文学受容新的营养，并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犹如河流，既有本源，又不断汇入支流，它是常新的，也是永恒的。所以，要全面认识巴蜀文学，对于来蜀的客籍文学家，决不能采取排拒态度。

二、巴蜀文学的成就

评估巴蜀文学，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文学家看。巴蜀历代的文学家，如从数量上说，并不占优势，因为中原、齐鲁、江南、两淮，都远多于巴蜀。参考上文所引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简表》一书可知。巴蜀文学家的优势在其质量。从汉代以来，巴蜀出产了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寿、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虞集、杨慎、张问陶等文学家，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迄今为止，几乎任何中国文学史，都要对上述这些人的文学成就作出介绍。中国诗歌的顶峰为李、杜，四川占其一。唐宋八大家，四川占其三。《文心雕龙·铨赋》所谓“辞赋之英杰”凡十家，四川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占了三家。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可以冠以“最最”字样的我认为只有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潜、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每一省区不到一人，而四川却拥有两位，这真是得天独厚，人杰地灵。四川这些文学家，生养于巴蜀，受家乡山水人文之熏陶，所谓钟灵毓秀，再加上刻苦学习，终成高才博学，当其走出三峡，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所得益广，于是宕激而为诗文，遂能度越时人，所以四川历代多大家、名家，其文学成就自然很高。这是比较突出的。

其次是巴蜀文学开拓性很强，因而对中国文学有较大贡献。如司马相如之于赋，虽前有枚乘开大赋之端，但未极其变，未造其铺张恢宏之能。而到他手中，“不师故辙，自抒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明代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词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此外如陈子昂之于唐诗，所谓“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他是为盛唐诗开辟道路的先锋。李白是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峰，影响了后代数不清的诗人。又如苏轼，在词的创作中开启了豪放一派；宋诗到他笔下，才真正确立有别于唐诗的新格调；其赋进一步显示了散文赋的魅力；策论、小品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其他文章，行云流水，无所不能。其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没有谁能相比。当然，上述文学家的成就，是与继承学习我国各地文学家的优长分不开的，但巴蜀文学优良传统给他们的滋养也是很重要的。

再次是巴蜀文学涵容性很强，能虚心学习、吸收外来文学家的成就，这就丰富了巴蜀文学宝库。如杜甫一生创作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有九百多首就是在巴蜀所作。他的作品，反映了在巴蜀的生活，也融入了巴蜀山水、巴蜀人文给他的营养，所以深受巴蜀人民喜爱。他这些诗歌还对巴蜀文学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后来巴蜀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因而，杜甫在蜀中的创作，应看作是巴蜀文学极为珍贵的一部分。陆游在蜀写了很多诗，后来名其集为《剑南诗稿》，可见他是极为重视他在蜀中的生活及创作的。王世祯入蜀诗作不少，虽然他是名家，但人们认为他入蜀后诗风一变，所作为一生之最佳。像这种情况，难以遍举。陈衍云：“蜀中山水巉刻，而所生诗人若伯玉、太白、东坡所为作，不甚似其山水；其似者，转推寓公、游客少陵、山谷、剑南诸人。岂前数人者生于蜀而多宦游四方，故蜀中之诗少；后数人者，宦游其地而诗多欤？然文与可、唐子西、韩子苍皆蜀中诗人之著者，亦皆宦游四方，其诗则与后数人相近。”（《赵尧生诗稿序》）这也说明，游蜀文学家之于巴蜀文学，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们使巴蜀文学变得极为丰厚。

再次，正如杜甫、山谷、陆游等人有功于巴蜀文学一样，四川的文学家走出三峡，生活于其他地区，也把自己的文学才情奉献给了那些地方，其作品成了当地文学宝库的一部分。像李白、杜甫，其祠堂何止一处。这种功效，似乎亦不必讳言。

此外，在唐末五代，中原遍地战乱，唯蜀中与南唐安宁而富足，这两处自然成了文学的中心。花间词就是这时在蜀中产生的。他的影响极为深远。中国的楹联也在此时萌生于后蜀。梁章钜说：“尝闻纪文达师言：楹帖始于桃符，蜀孟昶‘余庆’‘长春’一联最古……按《蜀梼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幸寅逊题桃符版于寝门，以其辞非工，自命笔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楹联丛话》一）这也是巴蜀为中国文学做出的贡献。

总的说，在赋文诗词方面，蜀中的文学家已达到了我国文学的最高水平。

三、巴蜀文学的不足

巴蜀文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巴蜀文学直到19世纪末，仍未能实现文学主体的转化。这个转化，即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转化，文言向白话转化，雅文学向俗文学转化。而这一变化，在中原和江南，至迟元明之际就已发生，此后产生了很多话本、拟话本、长篇章回小说、杂剧、传奇等新的文学成果。那些地区，赋文诗词仍然存在，但势力已经减小，因为高峰已过，难乎为继。可是这一切在巴蜀却基本没有发生。责任当然不在巴蜀本身，因为南宋后期以后，四川接连遭受战争的破坏，人口减少，经济萎缩，城市普遍萧条，市民阶层弱小，根本没有形成文化消费市场，缺少对世俗文化、文学的需求，再加上文学家为了逃难，纷纷外迁，所以当时东部的新变化，巴蜀错过了，机会失掉了。于是，四川的文学，只能是传统的老一套。宋以后巴蜀文学走下坡路这是客观历史造成的。一直到20世纪，这种缺失终于得到弥补，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但那已属于新文学的范畴了。

其次，巴蜀文学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显得不够。这些文学家都有自己的创作主张、经验，可是系统的理论著作却很少。陈子昂革新诗风，主要靠他的创作实践。宋以后，除了王灼、杨慎、李调元，基本上没有什么诗话、词话之类的著作，而其他地区，这类著述则甚多。由于缺乏理论，难以指导和推动创作，也就难以形成文学群体和流派，也难以宣传蜀中的文学成就与特色。本来，宋以前巴蜀文化的个性色彩是很鲜明的，形成了所谓的“蜀学”、“蜀党”，但后来没有人总结，这种地域个性就慢慢减少了，这是很可惜的。

再次，蜀中民间本有很丰富的文艺资源，却未被重视和利用。如巴渝一带早有一种叫《竹枝歌》的民歌，《水经注》已有载，《乐府诗集》所谓“《竹枝》本来出巴渝”。唐代刘禹锡谪夔州，对其作了润饰，写出了《竹枝》九首，且有小引云：“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刘禹锡可谓善于采民歌之长。蜀中文学家有很多善于向民间学习，如杨慎、李调元等，但多数文人对此缺乏认识。蜀中民歌、情歌、民间故事相当多，古代都未很好搜集整理，这种状况近代才有改变。蜀中文学始终沿正统雅化之途，缺少变化，与此是有关系的。

以上所说是我对巴蜀文化与文学最基本的认识。

作者简介：杨世明（1937—　），四川峨眉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及研究。著有《淮海词笺注》《唐诗史》《刘长卿集编年校注》《巴蜀文学史》，点校有杨基《眉庵集》，合编有《古代诗歌选》《历代咏梅诗词选》《中国古代从政故事大观》《巴蜀艺文五种》等。参与主编了五百万言的大型文献《巴蜀文化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