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与文化进化的互联与互通机制

毫无疑问，共生是人类在方方面面互依共存的前提，也是人类延续发展的最重要机制。语言与文化也不例外，共生是人类语言与文化互依共存的基础，人类族群间的互联与共生在很大程度上系于语言这一沟通纽带。也就是说，翻译正是承载人类共生使命的桥梁式工具，翻译所展示给人类的，是奇异曼妙的世界，是异彩纷呈的民族，是珍奇各异的习俗，是鲜亮别致的文化，是争奇斗艳的服装，是千奇百怪的禁忌，是光怪陆离的景观，是费人思量的审美等。某种程度上说，翻译是一种使命性行为，它要完成的使命是架通人类语言与文化的桥梁，消除族群间外在与内在世界的隔阂。若用图示，即为：

图4－1

（其中，OW＝objective world；ES1＝one ethnic society；Ct1ES1＝the culture of one ethnic society；L1ES1＝the language of one ethnic society；OT＝original text；Tr＝translation；TT＝translated text；L2ES2＝the language of another ethnic society；Ct2ES2＝the culture of another ethnic society；ES2＝another ethnic society）

历史地看，翻译对其使命的完成有着惊人的成就，其意义也是巨大的。而最令人们好奇的是，人类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做了什么，才使千百年来族群间的语言文化既和谐共生又繁茂进化。拿古希腊与古罗马来说，古罗马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建立起奴隶制贵族共和国，之后逐渐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征服了古希腊，并在公元前146年将其灭亡；但即便是在其“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前43）的鼎盛期间（公元前3世纪左右起），古罗马依然迷恋古希腊灿烂四射的文化遗产，并且开始大规模地翻译、模仿古希腊本土文化，汲取了大量古希腊神话、戏剧、哲学、诗歌、艺术等经典文化，以至于后来有了一种说法，即古罗马文化是从古希腊文化中“偷”来的。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大规模地“劫来”他山之石，古罗马才奠定了自身强大的文化基础，并且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27—公元476）形成了自身强大的文化体系与风格。比如，古希腊神话中有自身完整的神族谱系，古罗马则将这一强大的神族谱系罗马化；古希腊文化尚“文”，其艺术风格“浪漫”“崇高”而“典雅”，古罗马文化则尚“武”，其艺术风格“个性”“实用”而“正统”；古希腊人创造了古代最伟大的雕塑成就，古罗马人则在建筑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古希腊以神庙、剧院建筑为主，古罗马则以实用、纪念类建筑闻名；古希腊可以说是一个哲学与诗歌的国度，而古罗马初期的哲学与诗歌成就却甚少，到了后期，才出现了奥维德（Ovidius，Publius Naso，公元前43—公元18）这样伟大的诗人及其盖世诗作《爱的艺术》。

从古希罗的盛衰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民族语言文化的成形、成长、成熟、鼎盛、衰落是由弱至强，而后又由强至衰的。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翻译是明显不同的行为，是受众多因素制约而变化的。就像人类在婴幼儿时期只有汲取丰富的食物和知识才能飞快地成长一样，一个民族的雏形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综合储备等都处于积贫积弱时期，至于精神需求则更是奢谈。这一时期的整个社会都处于“模仿与拿来”阶段，因为只有大量地模仿与学习外族的政治、经济、军事、贸易、语言、文化等经验，才能逐步提高自身民族的生产与创造能力。翻译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翻译策略当然也以“模仿”与“拿来”为主，竭力推崇“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等严格直译策略是必不可少的；等到社会财富积累充分，社会创造经验丰富时，民族自信心、价值观追求、道德指向、民族个性与民族心理向往等逐步明晰起来，此时的翻译标准也随之变化，于是也就有了“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当令易晓，勿失厥义”“依实出华，趣不乖本”等“信”之外的追求了。上面已经提到，古罗马甚至在其“共和时期”的鼎盛时期，其文化实力依然是薄弱的，这里有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积累和发展不同步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十年成树，百年成人”的道理。古罗马共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异军突起，并没有随之带来其哲学、诗歌、戏剧、艺术等精神世界的飞跃，于是才竭力模仿、移植古希腊文化经典；因为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意味，正像特里·伊格尔顿所说那样，“并不是伴随我们生活的东西，但某种意义上说，却是我们为之而生活的东西……”^[1]等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自身社会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起来，军事上“胜利者”“宰割者”的心态不断膨胀，于是，古希腊又一次遭遇“被宰割”的命运，而这一次轮到了文化。曾经被古罗马人奉至圭臬的古希腊经典作品恰恰是通过翻译被展现成为古罗马人在“知识方面的成就”，翻译不再是“为原文说话”，而成了“与原文竞争”；译者不再是“解释员”，而成了“演讲家”；直译成了“缺乏技巧”的翻译，“活译”则成了打动译语读者的“法宝”。

从古罗马翻译方面的成就看，我们从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约公元前239—前169）的译作中尚可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希腊风格的欧里庇得斯（Euripidis）悲剧，从普劳图斯（Plautus，约公元前254—前184）、泰伦斯（Terence，约公元前190—前159）的译作中也可欣赏到地地道道希腊风格的米南德喜剧；但从安德罗尼柯（Livius Andronicus，约公元前284—前204）的译笔下，希腊神系的原音译名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罗马神系中熟悉的名字，天神“宙斯”（Zeus）成了“朱庇特”（Jupiter），婚姻女神“赫拉”（Hera）成了“朱诺”（Juno），智慧女神“雅典娜”（Athena）成了“密涅瓦”（Minerva），爱与美神“阿弗洛狄忒”（Aphrodite）成了“维纳斯”（Venus），艺术女神“缪斯”（Muses）成了“卡墨娜”，战神“阿瑞斯”（Ares）成了“玛尔斯”（Mars），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成了“巴克斯”（Bacchus），农神“克洛诺斯”（Koronos）成了“萨图恩”（Saturn），信使“赫尔墨斯”（Hermes）成了“墨丘利”（Mercury）……从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前8）的《诗艺》（Ars Poetica）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ro，公元前106—前43）的《奥德赛》（Odyssey）的译作中，我们领略到了“翻译即是创作”。由此可见，古罗马人在自身文化发展与成熟的过程中，模仿与创造是缺一不可的，首先是模仿，而后才是创造。任何一个民族，其语言与文化的发展与成长都离不开自身的主客观生态条件，离不开外来语言文化的输入与渗透。通过吸纳外来语言文化来丰富、壮大自身语言文化体系，增强自身语言文化机能，拓展自身语言文化生态发展空间，正是一个由寄生到共生的过程。

另一个绝好的例子是俄国最杰出的沙皇——彼得大帝（彼得一世，1672—1725）。他主导了沙俄的西化改革，使俄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与海军强国。彼得大帝于1682年即位，有杰出的政治和经济才能，是著名统帅，还热衷于射击、印刷、航海、造船等技术。与已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各国，甚至与中国当时的清朝相比，彼得大帝即位时的俄国都算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由于地缘的关系，沙俄错失了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那样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机遇，拉大了与欧洲社会发展的距离。彼得大帝曾隐匿身份到欧洲各国考察学习了一段时间，对当时西欧的政治、科技、工业、文化等亲身见习，回国后便迅即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在经济上鼓励工商业发展，在军事上引进西方武器、学习西方战略、组建强大海军，管控了落后的东正教势力，派遣留学生到欧洲学习技术与文化，倡导欧洲社会风尚与生活方式（例如，使俄国的贵族剪掉了胡子，着起了欧式短装，品起了咖啡，兴起了法语等）。他还着力改进了俄文字母，创办了世俗学校，出版了报纸，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社会综合改革，引进了西欧文明，为俄国的现代化及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一切无一不是通过翻译来完成的。事实上，18世纪前后是俄国翻译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俄国翻译不仅有皇室的支持，翻译的组织性也得到空前加强，翻译的社会性异常活跃，甚至很多当时名望甚高的文学家也参与到翻译西欧著作的热潮当中。这其中有文学家特列佳科夫斯基、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为西欧文学尤其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在俄国形成古典主义学派打下深厚基础。更有甚者，就连彼得大帝本人也津津有味地探讨起翻译来，他在1709年发布的《关于为防止今后译文中的错误而给卓托夫的指令》中指出，“您所译的筑城学一书，我们已读过了。其中所讲的话译得很好，很明了，但是讲述如何筑城那一节……却译得极其晦涩难解……因此在您现在所译的那本书里，也应该特别注意，以求译得更加明了一些，尤其是讲述如何去做的那些地方；并且在翻译上不应当原文有一个词就保存一个词，而应当把意思弄清楚了之后，用本国的语言准确地、尽可能明确地写出来”^[2]。

所以说，翻译是族群间语言与文化互联共生的前提，通过翻译，不但传播了语言，丰富了知识，扩展了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且还积累了翻译经验，深化了翻译理论与方法。而描述、分析存在于翻译活动中的各种共生现象，规避翻译诸多共生现象中的负面与不利因素，进而优化翻译共生环境，是共生翻译学需要完成的任务。翻译需要发展和进化，促进良好的翻译共生环境，追求人、社会、语言、文化等诸多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这是共生翻译学的目标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