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是如何进化的

　　作者：理查德·利基（肯尼亚）

　　成书时间：1995年

　　推荐版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理查德·利基（RichardLeakey，1944—），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世界级的考古大师，世界知名的古人类学家。

　　理查德出生于考古世家，自幼就随父母在野外生活，对于古人类遗存和化石相当熟悉。于是他继承了父母的人类学事业，1968年，年仅23岁的理查德在肯尼亚的土喀拉湖地区找到了一块重要化石，使得他成为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主管。1972年，他在库比·佛拉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近代人种骨架。1984年，理查德又在东非发现了一具掩埋了近160万年的男孩的骨骸，这是20世纪古人类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由此，理查德从考古的实际出发开辟了一种研究途径，他在人类学研究上的贡献十分突出，在国际古人类学界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除此之外，理查德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和作家。近几年，他以人类学家特有的睿智和感召力创立了萨芬纳（斯瓦希利语，意即“诺亚方舟”）组织，开始为人类的未来而奔波。他的著作也多达一二十种，都是人类学和科学方面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

　　理查德的主要著作有：《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创造》、《第六次毁灭：生命的典范与人类的未来》等。

　　【内容提要】

　　作者在本书开始讨论了达尔文（Charles Darwin）关于最早的人类物种的特殊性质的思想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是怎样影响人类学家的，以及新的研究工作怎样显示人们在进化上与非洲猿类的紧密关系和要求人们接受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观点。

　　作者说，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小心地避免把进化的含义引伸到人类。在该书以后的版本中，他含蓄地加了一句：“人类的起源和历史，也将由此得到许多启示。”随后在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他对这句话作了详细的阐述。在论述当时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时，他有效地建立了人类学理论结构中的两个支柱：首先必须是人类在哪里最早出现（最初很少有人相信他，但他是正确的），其次是有关人类进化的方式。达尔文的人类进化方式的论点，长期统治着人类学这门学科，直到最近几年才证明是错误的。

　　作者说，达尔文认为人类诞生地是非洲，是因为：“在世界上每一个大的区域里，现存的哺乳动物都与在同一区域产生出来的物种关系密切。非洲现在生存有大猩猩和黑猩猩两种猿。因此，非洲过去可能生存着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已经绝灭的猿类；而现存的两种非洲猿是人类最近的亲属，因而我们早期的祖先更可能是生活在非洲，而不是其他地方。”对此，作者指出，当达尔文写这些话的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早期的人类化石，他的结论完全是根据理论得出的。在达尔文有生之年，唯一已知的人类化石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这是代表人类史上较晚时期的化石。

　　作者认为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提出的另一重要结论是人类的重要特征是：两足行走，技能和扩大的脑是协调地产生的，因为达尔文写道：“如果人的手和臂解放出来，脚更稳固地站立，这对人类是有利的话，那么有理由相信，人类的祖先愈来愈多地两足直立行走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手和臂只是习惯地用来支持整个体重或者特别适合于攀树，那么手和臂就不能变得足够完善以制造武器或有目的地投掷石块和矛。”而且达尔文论证，这些使用武器、两足行走的动物扩大了紧密的社会交往，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才智。我们祖先愈聪明，他们的技术和社会就愈复杂，这反过来又要求有更高的智慧，如此等等。每一性状的进化都反馈至其他的性状。这种互相联系的进化理论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幅很清晰的图景，从而成为人类学这门科学发展的核心。

　　根据这幅图景，人类物种起源时不只是一种两足行走的猿，他已经具有了智人的若干性状。这种思想有着非常强的说服力，以致人类学家们能够在很长时期内围绕它形成有说服力的假说。但是这幅图景并不科学，如果从猿到人的进化分化既是突发的，又是古远的，那么，在我们与自然界之间就存在着很大的一段距离。这种观点对深信智人是一种根本上特殊生物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安慰。

　　作者指出达尔文论点的影响力一直保持至20世纪80年代，并最终引起关于人类最初在何时出现的一次大辩论的重要缘由。这次大辩论体现了达尔文的联系进化假说的魅力，也标志着它对人类学思想统治的终结。这场激烈的争论持续了10多年，其间分子的证据愈来愈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皮尔比姆和他的小组在巴基斯坦，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彼得·安德鲁斯（Peter Andrews）和他的同事在土耳其发现了类似腊玛古猿化石但完整得多的标本。这个腊玛古猿事件在两方面改变了人类学，一是用实例显示根据共同的解剖性状来推断共同的进化关系是极其危险的；二是暴露了盲目信奉达尔文的“一揽子”论点是愚蠢的。西蒙斯和皮尔比姆根据犬齿的形状，推想出腊玛古猿的整个生活方式，即有一个人类性状存在，其他一切性状就都假定其存在。由于腊玛古猿的人科地位被否定了，人类学家们开始对达尔文“一揽子”论点产生了动摇。

　　作者认为人类进化过程中有4大事件，即大约700万年前的人科本身的起源；随后的两足行走的猿类物种的“适应辐射”；大约250万年前脑量开始增大，实际上即人属的起始；和现代人的起源。其中的第四件大事件，即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起源是当前人类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极不同的假说不断地争论着，难得有一个月的时间不举行会议，或者出版大量书籍和科学论文争论这些问题。每本书籍和每篇文章常常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像我们这样的人”，我的意思是指现代的智人，就是有鉴别和革新技术的能力，有艺术表达的能力，有内省的意识和道德观念的人。

　　接着作者指出，现代人起源于何时？这个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很长时间以前逐渐地发生，还是急剧地发生于最近的时期？这些问题是争论的核心。

　　作者总结了有人提出的两个极不相同的假说：第一种假说，被称为多地区进化假说，认为现代人的起源是包括整个旧大陆的事件，现代人出现于任何有直立人群体的地方。根据这种观点，尼安德特人是三大洲范围内进化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解剖结构上是介于直立人和现代智人之间的人类，是今天生活在欧洲、中东和西亚的人群的直接祖先。密执安大学人类学家米尔福德·沃尔波夫（Milford Wo1poff）指出，向智人的生物状态进化的普遍趋势是由我们祖先的新的文化背景推动的。

　　对这种观点，作者曾经提供过下列带有比拟的譬喻：如果你手拿一把石子，把它们扔进水池，每一块石头将产生一系列扩散开来的水波，它们迟早会与其他石子引起的水波相遇，水池代表有着基本的智人群体的旧大陆。石子到达水池表面的那些点就是过渡到智人的地方，水波就是智人的迁徙。这种图解曾被几位学者用于当前的争论，可是作者现在以为这种譬喻可能是不正确的。他之所以会改变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在以色列一系列洞穴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化石标本。

　　从一些洞穴里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化石，在另一些洞穴中发现了现代人化石。直到最近以前，情况看来明显地有利于多地区起源的假说。所有出自基巴拉（Kebarra）、塔邦（Tabun）和阿马德（Amud）的尼安德特人标本，年代相对较早，大概是60000年以前；而所有出自斯虎尔（Skhul）和卡夫扎（Qafzeh）的现代人标本，年代较晚，大概是40000至50000年以前。从这些数据来看，这一地区的尼安德特人群进化为现代人群似乎是合理的，的确，这一化石顺序是支持多地区进化假说的最强有力的证据之一。可是在80年代后期，这个完好的顺序被推翻了。英国和法国的研究人员将电子自旋共振和热释光的新的年代测定方法用于这些化石。这两种技术都依赖许多岩石中常见的某些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岩石中的矿物起原子钟那样作用的过程。研究人员们发现斯虎尔和卡夫扎的现代人化石年代早于大多数尼安德特人化石，早出40000年之久。如果这些结果是正确的，那尼安德特人便不可能像多地区进化模式所需要的那样作为现代人的祖先。那么，什么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假说？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假说是现代人被看作是起源于一个地理区，而不是遍及旧大陆的一种进化趋势的产物。一群群现代智人由这个地区迁徙和扩布到旧大陆的其他地方，替代了那里的现代人以前的人群。这一假说有过几种名称，诸如“诺亚方舟假说”和“伊甸园假说”。最近又被称作“出自非洲假说”，因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被认为是第一批现代人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有几位人类学家已为此观点做出过贡献，其中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克里斯托弗·斯特林厄（Christopher Stringer）是这种假说最有力的支持者。

　　这两种假说差别是很大的，多地区进化假说描绘一种遍及旧大陆的朝向现代智人的进化趋势，有小群体的迁徒，没有群体的替代；而“出自非洲假说”认为智人以前的人群曾被取代过。按第一种假说，现代地理区的各人群（即被称为“人种”者），有着深的遗传根源，他们曾被分开达200万年之久；按第二种假说，这些人群的遗传根源浅，均衍生自单一的较为晚近才在非洲发展出来的人群。

　　关于现代人起源的第三方面的证据是分子遗传学，它是最不含糊的，也是最引起争论的。在80年代，一种新的现代人起源假说被提出来了。它被称作线粒体夏娃假说，基本上支持“出自非洲假说”，它是有说服力的。当现代人从非洲扩展到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地已有智人前的人群杂交。“出自非洲假说”的大多数拥护者准备接受这样的可能性。这将承认从古代群体直到现代群体有某些遗传上的连续性。可是线粒体夏娃假说否定这一论点。按照这种假说，当现代人群体迁移出非洲和人数增加时，他们完全地取代了当地已有的现代人以前的群体。移民与当地人群之间的杂交即使存在的话，其程度也只是无穷小的。

　　作者面对所有这些看法，也感到十分困惑。尽管研究了大量的信息，但现代人起源的重要争端仍旧没有解决。可是作者感觉是多地区进化假说很可能是不正确的。他大胆做出猜想：现代智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进化事件兴起于非洲的某地，但是同时也猜想当这第一批现代人的后裔扩展到欧亚大陆时，会与那里的人群混合。可是作者对为什么按目前所解释的遗传证据没反映这种情况感到迷惑不解。或许目前对这些证据的解释是不正确的，或者多地区进化假说最后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当争论的喧嚷消退下去，发现了支持此一或彼一假说的新证据时，这种不确定性便较有可能得到解决。

　　作者说，人类有了语言，就能在自然界中创造出多种新的世界：内心意识世界以及我们创造的并与他人分享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世界。口语的进化是人类史前时期进化的一个转折点。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媒介，文化成了人们的必然。人类学家只能肯定两个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一个是直接的，另一个是间接的。首先，口语显然区分了智人和所有其他的生物。除人以外没有任何生物具有复杂的口语，具有一种沟通手段和一种进行内省思考的媒介。其次，智人脑量是进化上我们最近的亲戚非洲猿的脑量的3倍。这两者之间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作者认为，语言发生于人类史前时期，它以某种方法并循着某种时间的轨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在所有我们的精神能力中，语言是在意识门槛之下的最深处，是理性最难理解的，”比克顿说，“我们几乎无法记起一个没有语言的时代，更不必说我们是怎样获得语言的。当我们第一次能够产生一个想法时，语言就在那里。”作为一个个体，每个人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人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通过精心制作的文化，语言改变了人们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语言和文化使人类既联合又分开。世界上现存的5000种语言是我们共有能力的产物，但是他们创造的5000种文化是互相分离的。人类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人类自己的文化的产物，以致人们常常不能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人工制品，直到亲自面对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

　　但作者感到可笑的是，虽然哲学家们长期以来就在研究语言的世界，但是人们所知道的关于语言的大部分东西是在近30年中才出现的。大体说来，关于语言的进化之源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把它看作是人的一个独特的特征，是随着人类脑子的增大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这样，语言被认为已跨过认识的门槛，它是晚近时期迅速出现的。第二种见解认为，口语是在非人的祖先中通过作用于各种认识能力的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这种认识能力包括但并不限于交流信息。在这所谓的连续性模式中，语言是随着人属的进化而开始，在人类史前时期逐渐进化产生的。作者将本书的主题之一定为在哲学上把那些将人看作是特殊的动物并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分离的人，与那些承认在人和自然界之间有一种紧密联系的人划分开来。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关于语言性质和起源的争论更加容易动感情的了。语言学家对猿语研究者所说的尖刻的话，无疑反映了这种划分。

　　作者认为，语言发生于人类史前时期———以某种方法并循着某种时间的轨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作为个体和作为一个物种的人。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作为一个物种，通过精心制作的文化，语言改变了我们彼此相互作用的方式。语言和文化使我们既联合又分开。世界上现存的5000种语言是我们共有能力的产物，但是他们创造的5000种文化是互相分离的。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塑造了我们的文化的产物，以致我们常常不能认识到文化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一种人工制品，直到我们面对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语言确实在智人和自然界的其余部分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人类发出不相连贯的声音或音素的能力，只是稍高于猿的这种能力：我们有50种音素，猿大约有12种。然而，我们对那些声音的使用实际上是无止境的，它们能被编排和重新组合而赋予人类平均具有10万个单词的词汇量，而那些单词能组合成无数的句子。因此，智人快速和详细的交流信息能力和思想之丰富方面，在自然界是无与伦比的。

　　作者认为作为研究者本身，首要任务是解释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人们无需指望自然选择作为语言的根源，因为语言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事件，是一种一旦越过某种认识门槛就会出现的能力。持此观点的人主张：“目前我们不知道，在人类进化期间出现的特殊条件下，当10亿神经细胞被放在一个篮球大小的物体中的时候，自然规律是如何起作用的。”作者是反对这种观点的。他认为，这种观点“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脑量的增加更可能是语言进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但问题是，有利于口语进化的自然选择压力是什么？这种能力可能不是一出现就很完善的，所以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一种欠发达的语言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最明显的答案是，语言提供了有效的沟通方式。当人们祖先开始进行初步的狩猎和采集时，这种能力对祖先确实会是有益的。狩猎和采集是一种比猿的日常行为更具有挑战意义的生存方式。随着这种生活方式日益复杂，社会和经济协调的需要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沟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自然选择会因此而稳步地提高语言能力。结果，古猿声音的基本组成部分———可能类似现代猿的喘气、表示蔑视不满的叫声和哼哼声———会扩大，而它的表达会变得更有结构性。像人们今天所知道的，语言是因狩猎和采集的迫切需要而出现的，或者似乎是如此。

　　随着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的发展，人类在技术上变得更加完善，制作的工具更精细更复杂。这一进化上的变化早于200万年前的人属的一个物种的出现，并在大约最近20万年内的某个时期随着现代人的出现、脑量增加3倍而达到顶峰。脑子从最早的南方古猿类的大约400毫升扩大到今天的平均1350毫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类学家在技术的日益复杂和脑量的日益增加之间得出了因果的联系：前者驱动后者。现代人的出现是由于语言“完善”到我们今天经历的水平而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的结果：换句话说，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

　　作者还很赞同一种被称为社会智力假说的观点。持此观点的人说：“更为传统的理论是，灵长类需要大的脑来帮助它们认识怎样处世并解决它们每天寻找食物中遇到的问题。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理论是，灵长类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为大的脑的进化提供了动力。”在灵长类群中，梳理皮毛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极其重要的部分，梳理皮毛使个体之间密切接触和互相照顾。邓巴说，这种方式在一定大小规模的群体中是有效的，但是当群体超过那个大小时，就需要其他使社会关系顺遂的手段。这部分人认为，在人类史前时期，群的成员增多，产生了要求更有效的社会关系的选择压力。“与梳理皮毛相比，语言有两个有意义的特征”，“你能同时与几个人谈话，而且你能在田野里一边走路、吃东西或工作，一边谈话。”结果是“语言的发展使更多的个体结合到它们的社会群体中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语言是“有声的梳理皮毛”，并且这种观点认为语言只是“随着智人的出现”而产生的。作者虽然很赞同社会智力假说，但是，他并不认为语言是在人类史前时期很晚的时候才产生的。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讨论了关于意识的一些问题，例如什么是意识？更明确他说，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这样一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意识或自我认识的媒介经历了人生。意识在我们生活中是如此强大的一种力量，不可能想像人没有我们称之为反映意识的主观知觉而存在。它主观上是如此之强而有力，但客观上又是如此令人难以捉摸。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努力了几个世纪来确定这个捉摸不定的现象。在某一方面来说，集中于监控一个人自己精神状态的能力的操作性定义，客观上可能是准确的，但是它们不能与我们的自我意识和我们存在的方式相联系。心智是自我感觉的源泉———这是一种有时是独有的，有时与别人分享的感觉。心智也是一种通过想像能达到日常生活中的物象以外的世界的途径；并且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抽象世界引入五光十色的现实世界的方法。意识问题使科学家处于困境，有些科学家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作者指出，人类学家们在试图解释人的形体的进化时，最终也必定谈到人的心智，尤其是人的意识的进化，这是一个生物学家更应准备仔细考虑的题目。我们必须提出下列问题：这样一种现象是如何在人脑中出现的，也就是它是突然地形成于智人的头脑中，如行为学家们的观点所暗示的，在自然界任何其他类型的生物中有没有先驱？在人类史前时期的什么时候，意识达到我们现在经历的阶段？它是否出现得早并通过史前时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心智这样一种特殊性给予了我们祖先以什么样的进化上的好处？请注意，这些问题与有关语言进化的问题是相似的。这不只是巧合，因为语言和自我认识的反映无疑是有紧密联系的。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人们不能回避意识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问题，如同丹尼特所提出的，“是否存在着任何一个有意识的实体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而那个实体的完美的无意识的模拟物却不能为他自己做的事情？”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也承认这是令人困惑的。他讲到生物体需要能预见未来，这种能力是用计算机来模拟脑子同样可以得到的。他宣称，这个过程是不需要有意识的。然而，他提到“模拟进化的能力似乎最后达到主观的意识。”他认为为什么竟然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当代生物学面临的最深奥的问题。“也许当脑对世界的模拟变得如此完美以致于它必须包括一个它自身的模式时，意识就出现了。”

　　当然，总有这种可能性，意识不是“为了”什么而出现，只是人的脑子在运行中的副产品。对此，作者更喜欢采用进化的观点，认为如此强有力的一种精神现象很可能具有生存上的好处，因此它是自然选择的产物。如果看不到这种好处，那么也定会接受另一种解释，那就是没有适应上的功能。

　　作者比较认同的一种观点是，人们应该把脑子看作是一个物种创造的对现实的翻版。人们作为个体所感觉的世界基本上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为人们自己的经验所控制。同样，人们作为一个物种所感觉到的世界是被我们所具有的传递感觉的渠道的性质所控制的。任何一只狗的主人都知道，存在着一个一只狗而不是人参与其中的嗅觉经验的世界。蝴蝶能看到紫外线，而人不能。因此，人们头脑内部的世界，是由外部世界进入内部世界的信息流的性质以及内部世界加工信息的能力所形成的。在真实的外部世界和头脑感觉的内部世界之间存在着差别。

　　作者说，随着脑子在进化过程中的增大，它能够更完全地驾驭更多的感觉信息的渠道，也能更透彻地综合输入的信息。因此尽管存在着某些无法避免的信息上的差距，但精神模式使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真实的外在世界的实际情况更加接近。人们可以为自己的内省意识而骄傲，但是人们能认识到的只是脑子所装备的用来跟踪世界的东西。虽然许多人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沟通工具，但此种观点主张它也是一种进一步磨利我们精神的手段。正如视觉、嗅觉和听觉的感觉渠道对于某些动物群体构筑它们特殊的精神世界是特别重要的，语言对于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在哲学和心理学中，有大量有关究竟是思想依赖于语言还是语言依赖于思想问题的文献。毫无疑问，许多或者说大多数人的认识过程是在没有语言或者甚至没有意识的参与下发生的。任何体育活动，例如打网球，许多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发生的———也就是说，对于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没有确切连贯的评述。当一个人正在想着一件事情的时候脑海中突然出现另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对某些心理学家来说，口语只是对根本认识的事后的想法。但是，语言确实以一种不出声的心智所不能的方式把思想加工成形，因此基于这些原因，作者认为这个观点是对的。

　　在书的结尾，作者说：“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有关起源的神话，这是所有故事中最基本的故事。这些起源的神话由反映意识的源头喷涌而出，这是对一切事物寻求解释的心声。自从反映意识炽烈地燃烧于人的头脑中以来，神话和宗教就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在科学的时代，它们可能将仍然是如此。神话的一个共同主题是让非人的动物甚至自然物和自然力（如山和河）也具有似人的动机和情感。这种拟人化的倾向自然来自出现意识的背景。意识是通过在一个人自己的感情中进行模仿来了解他人行为的社会工具。把这些同样的动机转嫁到世界上非人的但是无论如何是重要的事物是简单而自然的延伸。

　　“动、植物是狩猎———采集者生存的基础，如同培育环境的自然要素一样。生命，作为所有这些要素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被看作是有目的的行动的相互作用，正像社会关系一样。因此动物和自然力在全世界以寻找食物为生的人们的神话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毫不令人惊奇的。同样的情况一定适用于过去。”

　　精彩语录

　　1、每一个人类学家都梦想能发掘出人类远古祖先的一副完整的骨架。可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死亡、掩埋和石化等变化莫测的因素导致了人类史前时代纪录的贫乏和破碎。……但我并不否认它们的重要性。如果没有这些线索，我们就无法叙述人类史前时代的故事了。

　　2、人类通过强化的学习变成人，人类不只是学习维持生存的技能，而且还学习传统家族关系和社会规律等，也就是文化。

　　3、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有关起源的神话，这是所有故事中最基本的故事。这些起源的神话由反映意识的源头喷涌而出，这是对一切事物寻求解释的心声。自从反映意识炽烈地燃烧于人的头脑中以来，神话和宗教就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在科学的时代，它们可能将仍然是如此。

　　4、人类学家的目标在于了解像猿那样的动物怎样转变成我们这样的人的进化事件。这些事件曾被浪漫地描绘成一出伟大的戏剧，以人性的出现作为故事中的英雄。然而实际情况却相当平凡。这种转变是由于气候和生态环境的改变而出现，而不是史诗般的奇遇。这种转变胜过其他一切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