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社会主义的憧憬者

阿多尔诺对社会不断批判，但却没有对未来社会提出自己的设想。阿多尔诺的眼光是忧郁的，对未来是悲观的。但也有学者在批判社会时，对未来社会作出了一番展望。弗洛姆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人道主义社会，并对这样的社会作了详细的描述。

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正统的犹太教家庭，是家中的独子。但在这样的家庭中，他并没有得到宠爱。相反，由于父亲“性情急躁、喜怒无常”，母亲“情绪低落、郁郁寡欢”，他在家中备感孤独。所幸的是，在这样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弗洛姆并没有沉沦、意志消沉，反而成为他一生求知问道的动力，使他对“奇特而又神秘的人类行为的原因发生兴趣”。

从上大学开始，弗洛姆就有意识地阅读大量马克思、巴霍芬、斯宾诺莎、弗洛伊德的著作。1922年，年仅22岁的他便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学位，随后两年又登上慕尼黑大学的讲坛。1928—1931年，在德国精神分析学会柏林研究院从事心理学研究，并在1930年成为一名独立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此后，弗洛姆担任法兰克福精神分析研究所和社会学所的讲师。1934年移居美国后，弗洛姆先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为该校心理分析学院的建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同时开始在美国普及精神分析学说，着手在美国创建精神分析机构。1940—1941年，弗洛姆出任哥伦比亚大学讲师，随后到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并同时担任几家大学或地区性心理学研究机构的研究员。1949—1950年，弗洛姆先后担任过耶鲁、纽黑文、康涅狄格等大学的讲师。1949年弗洛姆受聘为墨西哥国立大学的精神分析教授，至1956年退休。1957年弗洛姆又转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担任教授，不久成为美国国家精神分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由于弗洛姆的学术贡献，他被誉为现代美国“精神分析学派”的领袖和创始者之一。1980年3月18日，弗洛姆在瑞士莫拉尔图逝世。^[1]

弗洛姆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基督的教条》（1930）、《魏玛时期的工人阶级——一项心理和社会的研究》（1931）、《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作用》（1932）、《逃避自由》（1941）、《为自己的人》（1947）、《性别与性格》（1949）、《心理分析与宗教》《被遗忘的语言》《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5）、《弗洛伊德的使命》（1959）、《心理分析与禅》（1960）、《人能占优势吗？》（1961）、《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5）、《恶的本性》（1965）、《希望的革命》（1968）、《精神分析的危机》（1969）、《人的破坏性的剖析》（1973）、《占有或存在》（1976）、《弗洛伊德的贡献和局限》（1977？）^[2]、《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1980）、《生命之爱》（1980？）^[3]。

综观弗洛姆的一生，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学术历程：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为思想准备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弗洛姆确定了他的学术旨向。父母特殊的个性，使他对人的心理发生兴趣，同时他非常仰慕一位年轻女子，她既漂亮又富有魅力，而且还是一位画家，但她却解除了婚约，终日与父亲为伴，最终父亲去世，她也自杀了，并在遗嘱中说她希望同父亲合葬在一起。这使弗洛姆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怎么可能如此爱恋着她的父亲，以致她宁愿和她的父亲合葬在一起，也不愿意活着享受人生和绘画的乐趣呢？”由此，他寻找导致人的行为费解的答案，并开始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产生了兴趣。

同时他的犹太背景，使他对一些规模尽管不是很大的反闪族主义的事件印象深刻。他发现了“双方都有一种陌生的、宗派小集团的感情”，因此渴望找到一种普遍和平及兄弟般情谊的语言。一战的爆发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寻找战争的原因，希望理解能影响大众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那些非理性因素，由此他开始对马克思的著作感兴趣。^[4]因此，他在大学期间，大量研读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等人的书籍，这为他以后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时期是1930—1940年左右，是其学术方法的确定及探索某些具体问题的时期。在此期间，弗洛姆确定了精神分析可以用于阐释社会、集体的心理，如宗教团体、政党的心理，而忽略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的心理分析也是不完整的，二者应该互补。在这段时期他关注较多的是宗教和政党问题，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对宗教功能的研究，他指出，幻想的满足对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政党研究的过程中，他注意到社会的发展与人们心理发展的过程是不同步的，后者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意识到政党所宣扬的思想与成员心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在这段时期内，他的研究方法也颇有特色，他尝试着用社会调查的方法对德国的工人阶级进行研究。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他除了继续开办心理诊所对其心理理论进行临床实践之外，大部分的著作都是理论研究之作，即从理论上对某些问题作论证，而几乎很少从事社会调查方面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34年就移居美国，但在美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什么作品发表。究其原因，一是其情绪低落所致，他当时的学术地位并不高，在美国学术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再者他身为犹太人，当时社会的反犹情绪也可能影响了他的心情。二是行政工作占据了他的研究时间，此时他在芝加哥为创建精神分析学院、普及精神分析学说、创建全国精神分析机构而奔波。

第三个时期是1941—1956年，这是弗洛姆的学术成熟时期。1941年，弗洛姆发表了《逃避自由》一书，这是他的成名作，由此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也标志着他的学术思想逐渐走向成熟。之后，他又发表了另外两部重要的著作——《为自己的人》与《健全的社会》。我们之所以称这一时期为其学术成熟时期，在于以下三点：

其一，他在结合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学术概念，如社会性格的提出和划分、威权主义良心和人道主义良心、抑制性权威和合理性权威的划分等。这些概念的提出为他分析政治和社会现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他对历史和当今社会都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提出了健全社会的标准。弗洛姆通过对西方传统社会的历史演变及法西斯德国社会的分析，深刻地解释了在民主社会愈益发展之时，为什么会出现逃避自由的现象，并对当今社会进行了分析，指出现如今仍然存在着专制化的倾向，还远没有达到民主社会。由此他提出了健全社会的标准，在健全社会中，人们是积极自由、创造性的人，社会是具有人道主义良心的社会，健全的社会必须是社会目标与人性的普遍目标相一致，即人道主义社会。对于如何达到人道主义社会，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做法。

其三，由对宗教、政党、学派的关注到对语言的忽略。在弗洛姆学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中，他特别注重对各个宗教派别（如在《基督的教条》中对基督教各个派别的分析）、各个政党（如在《魏玛时期的工人阶级——一项心理和社会的研究》中对德国各个政党的分析）观点的辨析，而在第三个时期，他认识到对宗教、政党、学派的观点的区分仅是表面的，相同的观点可能蕴含着不同的含义，如人人都在喊民主，但民主的内容却大相径庭，如自由就有积极和消极自由之分，爱亦是如此；而不同的观点背后也有可能蕴含着相同的思想，如基督教、佛教、马克思、斯宾诺莎等都有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因此，弗洛姆在这段时期舍弃了语言外在的表面形式，而去寻求语言背后“被遗忘的语言”，在各个思想家中寻找人道主义思想的精华。

第四个时期是1956—1980年，这是弗洛姆学术思想的批判和发展时期。在这段时期他继续发展了第三个时期的一些学术思想，如在第三个时期他提出了爱的艺术，在这一时期他则对爱的对立面——恶进行了探讨；对社会出现的政治和社会新现象进行了分析，如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西方的所谓民主社会都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对新出现的计算机对人的思维方式及政治的影响也作了研究；在对语言的忽略方面，他把自己的眼光投到了禅宗上，试图寻求心理分析与禅的结合。

在批判方面，他不仅对社会进行了批判，更重要的，他对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他陆续发表了《弗洛伊德的使命》《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弗洛伊德的贡献和局限》等书，对二位学术大师的思想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弗洛姆一生对政治关注较多，他从十一二岁以后就一直热衷于政治，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政治观点。但是弗洛姆却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自己并不具备适合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到六十多岁时，他才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积极参与各种和平运动。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弗洛姆谈到两点：一是要改变现实的灾难世界，不能被动地消极等待，而是应该积极地应战，这样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二是他意识到“我们的世界变得越不健全和非人性化，每个人就越感到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和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男女战斗在一起”，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按照常理来说，一个人的气质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但从理智上又认识到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性，这种矛盾必然会使人从事政治活动时无激情，同时内心又极度痛苦。但弗洛姆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样的矛盾反而使他“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5]，缺少激情同时也就意味着能够理智地观察政治现象和分析政治理念。

因此，对于弗洛姆的学派归属，有人称其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始人。对此，弗洛姆本人却并不认同。他说：“我从不满意我被归入精神分析的一个新‘学派’，无论它叫作‘文化学派’还是‘新弗洛伊德主义’。”尽管当时有许多精神分析学派，但弗洛姆认为他与这些学派有着显著的不同：一是这些新学派在提出一些新见解的同时，却丢掉了弗洛伊德思想中许多重要的发现，只是拾伟人的残羹冷炙，而他则抓住了弗洛伊德的本质性的思想；二是哲学参照系的不同，弗洛伊德的哲学参照系“是以本世纪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中流行的机械唯物论表述的”。大多数新的学派也未超脱于此，而弗洛姆则相信，“弗洛伊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个不同的哲学参照系，即辩证人道主义”^[6]。

弗洛姆一生不收门徒，不想建立某个学派。他曾经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党，这个党也支持他的政治路线，但他不久就退出了该党。谈其原因，他说：“由于他们支持我的‘路线’，我成了一个超级政治人物，但无论是政治还是其他的都不能让我单纯地坚持幻觉了。谎言可以把我们局限在某个党派里，但最终只有真理才能领导人类解放”^[7]。按照弗洛姆的解释，一旦思想家及其思想被某个组织所尊崇，不但使思想家本身受束缚，而且他所坚持的思想也会变质。

正是怀有这种深深的恐惧，弗洛姆只想做“先知”，而不想让“教士”玷污了他的思想。所谓“先知”“教士”不仅局限在宗教领域，而且在哲学和政治领域也有。先知的职责是“揭示现实、展示抉择、坚持真理；并去大声疾呼，使人们从残忍的习俗中惊醒过来”。而教士是利用先知的观念而宣讲布道的人，“先知生活在他们的观念之中，教士则向那些希冀理解观念的人灌输这些观念，然而教士使这些观念失去了生命力而变成了僵死的教条”。不但如此，先知的思想成为教士们统治别人，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武器。教士们“正是利用这些观念来支配人的。他们通过控制这些观念的表述本身来控制人。他们使人们极度麻醉时，他们还宣称，正是因为人们不会清醒地料理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才出于责任感、或出于同情心而履行引导那些各行其是、害怕自由的人们的职能”。^[8]弗洛姆目睹了精神分析学派和马克思学派的命运，一旦他们成立了某个学派，学派内部便逐渐官僚主义化，形成一个官僚阶层，随之，他们的思想也变得僵化，而且他们的思想也随着官僚阶层的利益而被随意加以解释。因此，弗洛姆不愿意成立某个学派。

弗洛姆尊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用人道主义把两者结合起来，贯穿于他思想的始终。因此，如果我们强为弗洛姆的思想定性的话，可以称之为人道主义精神分析学派或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