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年感言

改革20年感言^[1]

(1998年11月)

1998年，我们在克服当前经济困难，进一步推进改革，以保证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刻，迎来了改革开放20周年大庆。如果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长途跋涉的过程，那么改革的周年纪念日就可以看作是这一征途上的一个个站点。在这些站点上，人们回顾过去，对以往的经历进行总结和评判，同时展望未来，作出新的规划和开始新的征程。

在过去的20年里，改革已经成就了举世公认的丰功伟绩:当年那个城市衰败、农村偏枯、封闭落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中国已经完全改变了面貌。20年来，我国经济欣欣向荣，在工农业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速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由此推测未来，朝气蓬勃、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能够在21世纪初提前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步战略设想是毫无疑义的。可是另一方面，中国又面对着无数长期困扰着我们的矛盾和问题:企业效率低下，城乡失业人口众多，市场无序，社会失范，腐败丛生，生态破坏，危及我们的基本生存环境。这些矛盾和问题盘根错节，恰如“一筐螃蟹”，互相纠缠，难解难分。我们虽然作出过种种努力力图加以解决，却至今没有收到预期的成效。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东亚金融风暴汹涌而来的时候，我们既能凭借20年改革所造就的经济实力，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宏观经济方面取得的新成就，成功地顶住了危机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十数个月的萧条，现在也还不能完全肯定地说我们已经脱离了通货紧缩的旋涡。

如此这般极端矛盾却又相克相生的现象天天都在我们的面前发生，迫使我们正视它们，与它们共存。这种情况，使我常常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一开头描绘18世纪末19世纪初革命时代的名句，产生这样的感慨:

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其实，这种两极共生的矛盾现象在历史大变革时期存在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新旧更迭的时刻，新生事物总是显得不那么强大和完善，而陈旧落后的那一方却会凭借先占的优势负隅顽抗，不肯自动退让。而且，在这方生未死之间的新旧潮流的冲突激荡中，还免不了有种种沉渣泛起、以假乱真的表演。然而，不管有多少艰难曲折，新制度终将战胜旧制度而确立。因此，如果由于存在着上述矛盾现象就真的认为改革的前途渺茫，得出悲观的结论，那就完全错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前景是光明的。正像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大革命虽然伴随着种种矛盾冲突、混乱甚至严重损害社会公正的行为，但它终究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新时代一样，历史也终将证明，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主、文明、富强的国家。这种信心，不是来自简单的逻辑推论或者历史对比，而是基于过去20年的实际业绩。这些业绩证明，当人们作出了顺乎民心、合乎潮流的历史选择，他们的努力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人间奇迹。

怎样才能通过转轨时期艰难曲折的历程到达光辉灿烂的目标?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将是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的切实努力。现在改革已经进入了如此深入的阶段，在新的改革阶段中，扶正祛邪，兴利去弊，一砖一瓦地建设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同时把经济改革的已有成就扩展到其他领域，进行社会政治文化的相应改革，较之意识形态的抽象辩驳和进行改革的一般号召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对于当前关系改革全局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问题来说，虽然意识形态的辩论还有必要进行下去，但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原则规定以后，重点显然已经转移到一些更加实际的问题上去。这些问题包括: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现代企业制度所讲的“四句话”应当怎样落实，以什么形式落实;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怎样才能在我国企业中确立，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与激励制度应当怎样建立;国有经济改组和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调整所依托的资本市场以及保证这个市场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功能单位——各类金融组织的发育如何加快;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的要求如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得到体现;如此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和具有改革思维的政治家、正在大量涌现的企业家一起，殚精竭虑，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注释】

[1]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11期。